顏敏如／流動的勞動者：移工人力的文化、經濟與管理難題

獨立評論在天下 13 Aug, 2021

多年前和一位駐留在黎巴嫩的埃及外交部官員在日內瓦約見，他遲到整整48小時，原因是一位在黎巴嫩的埃及移工突然工傷死亡，屍體必須運回埃及，但聯繫工作相當複雜，必須由朋友親自處理，所以他只好讓秘書把從貝魯特到日內瓦的機票一改再改。

「為什麼非要運屍體不可？不是更貴、更麻煩？」我問。「對於穆斯林，把屍體燒掉，然後送個骨灰罎回家，是絕對無法想像的！」我這才想起伊斯蘭的喪葬習慣，也才知道，埃及人除了到海灣阿拉伯國家工作之外，地中海東岸的黎巴嫩也是離家更近的工作選擇之一。

彷彿隱形、卻將你照顧得無微不至

義大利Costa公司的豪華遊輪上，很難不看到來自東南亞、特別是來自菲律賓的男女工作人員。他們的高效工作與自律行為，一看就知道是受過集體嚴格訓練的結果。我曾試著和在遊輪游泳池旁忙著收果汁杯的女服務生談話，請她在我的桌旁坐下，希望能了解她的工作內容；她卻客氣地婉拒，因為公司規定，工作人員不可以和客人坐著談話。我只得快速發問，以免她無意中犯規。她來自菲律賓，說著很好的英語，說這份工作是透過朋友的朋友介紹，一簽約就是半年，工作其間完全不放假，半年後可以休息數月，若仍有意願接續原來的工作，再簽約半年。工作時只有當遊輪停靠某個港口，才能有數小時上岸購物的「放風」。

相同的訓練，也表現在卡達首都多哈超級現代化的國際機場裡。這些服務生在你不知不覺中成隊出現，做完清潔工作後又迅速、悄悄的集體消失在視線中。不論在歐洲或中東，這些移工的主要特徵是：當顧客需要時，他們提供最好的服務，不需要時，則安靜地撤離。當我試著想像他們究竟退到哪些休息場所時，曾經看過的紀錄片片段油然從記憶中出現。

那是位女性調查記者，因著遊輪對乘客要求的價錢與提供的服務不成比例，她懷疑遊輪公司壓低工作人員的薪資以降低營運成本。於是她假意簽約工作，暗中以隱藏著的照相機記錄了工作流程，以及和上司、同事、客人互動的片段。讓我記憶深刻的是超過一般8小時的工時、故意刁難的客人以及非常窄小的個人房間，至於她是否驗證出當初的質疑，我已不記得。

一位女性調查記者曾因著遊輪對乘客要求的價錢與提供的服務不成比例，她懷疑遊輪公司壓低工作人員的薪資以降低營運成本。於是她假意簽約工作，暗中以隱藏著的照相機記錄了工作流程。圖／美聯社

帶回大筆外匯的工作者，是國家的經濟支柱

許多國家常以外來投資、本土投資、去國投資、物價指數、股市情況、產業興衰、外匯存底、就業指數為基準，來衡量自己的經濟實力，有些國家還必須特別加重一個項目──國民到其他國家工作、並匯回國內的金額總數！這些匯款，有時可能是貧窮或發展中國家最大的經濟來源之一，甚至超過直接、間接的國內投資、或向其他國家與國際機構貸款的金額。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報導，2020年，印度是移工匯回款最多的國家，共830億美元（超過來自外國510億的直接投資金額），接著是中國的600億美元、墨西哥430億美元、菲律賓350億美元、埃及300億美元。號稱世界最大民主國的印度，自2008年至今都是海外匯回款最多的國家，也是提供海灣國家最多人力的輸出國。

如果不探究其中細節，表面上看，移工匯回的這些錢，應該可以算是發展中國家穩定的大筆收入，也可看成是世界財富分配的另種形式。接受移工的國家，一方面是國內所需、不得不引進（是否真的必須引進，是另一議題），另方面卻又擔心，超過一定數量的移工會削減本國的文化價值，甚至對於國家安全造成衝擊。

例如二次戰後，德國陸續從土耳其引進移工，半個世紀後，德國已是海外最多土耳其人的聚居國。加上2015年收留的一百多萬穆斯林難民，沒有生育意願的德國民眾，相較於多子多孫多福氣的伊斯蘭傳統，人口結構已無法逆轉。如果沒有特殊事件發生，德國或許會由基督信仰轉變成伊斯蘭國家。

瑞士的四種不同外來勞動者

在我常居的瑞士，對於移工的稱謂、種類以及型態，可以分為好幾種。

第一種外來工作者是「客工」（Gastarbeiter，德語）。二次戰後，當德國引進土耳其移工時，瑞士也因著經濟躍進需要人力，而向緊鄰的義大利招募。這些來自南疆的工作人員大都在建築工地從事體力勞作，許多人賺足了在家鄉蓋房子的錢之後便離開，也有的留了下來。

另一種外來工作者是「跨境者」（Grenzgänger，德語），他們來自瑞士北境的德國、西境的法國或南境的義大利，白天開車、搭火車或公車到瑞士上班，晚上才回到各自的國家。

此外還有「季工」（Saisonniers，法語），通常來自東歐國家或葡萄牙，他們在農地裡幫忙，依作物不同而有不同的工作季節，冬天白雪覆蓋大地時，也就不見他們的身影。

最後還有一種外來工作者，他們是難民。在瑞士，認定「難民」有一套縝密的標準，一旦獲得難民身份，通常在照護、餐廳、清潔、醫院雜務、建築工地等領域工作，類似台灣移工的工作內容與性質。難民在工作之前都必須接受培訓，也都必須有一定的語言能力。

在瑞士的外來工作者中，「無證者」（Sans-Papiers，法語）是社會裡特殊的群體，總數在8萬到18萬之間。「無證」是指沒有居留證的外國人，約可分成三類，其中人數最多的是明知在瑞士沒有工作機會、卻又強行留下的人；第二類是居留時間到期而拒絕離開的人；第三類是提出申請卻不被認定的假難民。有些無證者已在瑞士生活了數十年，也工作了數十年，一旦被抓就得付罰款、進監獄或強行遣送出國。

由於無證者人數眾多，為了不讓他們成為社會負擔，也享有一定的權利，例如他們的孩子可以上幼稚園、接受9年免費義務教育，有些邦甚至接受他們讀文理高中，但技職學校不算在內。他們可以有健保，但健保公司與醫院最好不聲張；他們找到工作，可以有和瑞士人一樣的工作權益，但雇主最好不聲張；他們可以就學，但學校最好不聲張；他們的稅款直接從薪資中扣除，也可以有社會保險，但雇主最好不向警察報告……。

不論是客工、跨境者、季工或難民，瑞士聯邦與地方政府都有適當並切合當地需要的管理法令。無證者因身份非法，所以生活並不安定也缺乏保障，然而某些認為人權高於法律的瑞士人長期挺身為他們爭取各種權益，也告知他們如何從民間或教會組織得到好處。對無證者本身而言，在不能接受哪怕只是一個不明原因傷亡的國家，即使生活在灰色地帶，他們仍然可以接受。

不論是客工、跨境者、季工或難民，瑞士聯邦與地方政府都有適當並切合當地需要的管理法令。示意圖。圖／美聯社

在文化與法律間求取平衡

台灣是個引進移工的國家，長期以來對於外籍移工在社會的種種處境，也有了許多討論與應對。許多人權團體認為，移工應該有和本國人同樣的待遇，給他們較低的薪資，是讓他們受到資本主義的不公平對待。而雇用移工者則反駁，如果不能以較低的薪資聘用移工，又何必引進？這種對峙關係，是接收移工國家常見的討論。

其實移工之所以持續低薪，往往是因為國內的低階工作沒有人願意做，而移工的人數又多於提供的工作數量，屬於市場供需議題。當然也有某些職種或工作內容連移工都不願擔任，這才是引進國政府必須特別注意並立即改進的環節。

目前台灣官方、民間解決移工問題的機構與措施是否足夠，我不清楚。想像中，基於對兩個語言和雙邊文化的貼近與熟悉，加上應該有的道德趨迫，如果由新住民甚至是他們的第二代來主導，訂立規章，整合目前已有的上下游工作，財務上一部份由政府出資，另一部份由企業捐助，收納每一位在台灣的移工，成立「移工工會」，是否會讓對移工無端剝削與人身侵犯的案例大幅減少？

台灣有自己的移工議題，必須在台灣法律與文化框架內得到解決。不少個人與團體不但有意願，更付諸行動，讓同一社會中不同文化的群眾能夠平等共處，這樣的努力令人感佩。台灣行事必須儘量符合國際規則，但也不需要完全放棄自己文化特質的要求，以避免挑起無謂的糾紛。某些移工的負面言行讓人認為是「文化習慣使然」，其中細節值得探察；「可憐之人必有可惡之處」，也不一定就是缺乏道德與同理心。也必須注意，應是天罪的歧視如果遭人濫用，並以「反歧視」做為提高自己社會地位甚至斂財的工具，這些人就必須受到嚴厲撻伐，因為這是對受歧視者的二度傷害。

（※ 作者：顏敏如，第一位在瑞士法語區Le Château de Lavigny駐地寫作的台灣人，也是第一位在德語區兩個多世紀歷史菁英報Neue Zürcher Zeitung發表文章的台灣人。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