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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疫情延燒,民眾如何因應?醫師談關鍵數據「陽性率」

台灣防疫「成功」的背後:性別、國族與勞動的交織

隨著時序進入冬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逐漸升溫。 圖/歐新社
隨著時序進入冬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逐漸升溫。 圖/歐新社

隨著時序進入冬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逐漸升溫,雖然台灣陸續辦了好幾場「後疫情時代」的系列活動,但是實際上距離疫情之「後」,我們似乎還很遙遠。

作為疫情全球化下難得「防疫成功」的國家,身在其中的台灣人,對新冠肺炎充滿了複雜的感受:一方面在日常生活深刻體悟其不便、體驗到公權力的監督跟控制;但另方面,又看到國際間不停竄升的死亡與染疫數字,又無法不感到慶幸。而在這個慶幸之下,多少帶著點身為「台灣隊」的驕傲。

CCR與防疫的國族想像

日前,台灣自豪的零本土個案在第253天破功,該個案「恰好」又傳出與前幾案的外籍機師有密切往來,一時之間,該案女士瞬間成為民族罪人,網路輿論物議沸騰,如同親臨現場般揣摩兩人如何「親密接觸」,指責女方因為「哈洋屌」而導致台灣(自己的國家)面臨了防疫破功的局面。

這樣的指責可見V太太在其臉書上提到的台灣網絡社群對於CCR(跨文化戀情)的汙名及想像,來自於女人必須要是「台灣的」女人,將身體跟性「交給」外國人的女性,本身就值得被批評。而這個對於CCR的汙名連結到對防疫的國族想像中,這名女性的罪就更重,成為了通敵的戰犯,人人喊打。

對於CCR汙名跟防疫的國族想像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有壓迫產生,通常不會只有單一性別、族群或階級的面向,而是各種結構的交織。

過往在討論「交織性」時,會錯誤地將交織理解成一種強與弱的互相抵銷後,再進行誰比較邊緣的比賽。例如男同志是男性加一分,同性戀就扣一分;異性戀女性是女性扣一分,異性戀加一分,因此兩個群體都一樣沒有誰壓迫誰的問題。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交織性意指,性別間的權力關係與性傾向間的權力關係是並存於社會中,同時可能還有階級、族群、種族、國家……等各種不同的權力關係在運作。也就是說,當一個群體或個案陷入困境時,是來自不同形式的壓迫所交織。換句話說,同一個困境的場景,也可能來自不同群體間困境的交織。

所有人都無法脫身的照顧深淵

這樣講有點抽象,我們就以家務移工為例,台灣的長期照顧一直以來倚靠廉價且缺乏勞動保障的移工,他們不僅常常超時工作、沒有基本隱私,還不受勞基法保障,而他們所面對第一線的「壓迫者」,通常都是這個家庭內的女性。

但如果我們將這個「壓迫者」女性的處境,放到台灣當前的性別脈絡與長照政策來看,在沒有家務移工的狀況下,通常便是這名所謂的「壓迫者」被要求要辭掉工作,或是被迫蠟燭兩頭燒以擔任無酬照顧的工作。雖然最終照顧的困境展現在移工的困境上,但卻是兩個、甚至多個的困境交織而成,而其背後的根源其實便是照顧資源的匱乏。

照顧資源的缺乏所造成的種種困境,更展現在疫情與長照的討論中。首先,在缺乏充足照顧資源下,長照家庭在這次疫情中過得格外辛苦,而在外籍看護工無法進入台灣後,長照需求紛紛暴露,如北市長照志工服務需求大幅增加,以及各縣市也將喘息服務可以申請的長照等級降低,顯示問題並非在疫情爆發前不存在,而是過往台灣社會藉由剝削移工的方式,得以維持目前長期照顧的平衡。

其次,移工在台灣社會仍被當成外來者,此從移工確診後,針對於他們被隔離與醫療的花費,動輒冠以「全民買單」的批評言詞中可見一斑。這些東南亞移工在台灣並無穩定的職涯發展,或是被融入台灣人整體的想像之中,其身分僅僅作為「工人」,被放置在雇主(台灣人)所期待的位置當中。

因此,只要外籍移工一旦有任何問題便予以替換,未能思考其生活與勞動背景,早已鑲嵌於台灣且作為我們的一份子。同時我們從本次紐西蘭藉機師染疫風波中,可看出航空業對於外籍白領員工的「寬容」。1兩相對比下,無法否認的是,台灣社會無論在文化或制度上,面對外籍勞工始終存有基於國族以及階級的差別待遇。

從本次紐西蘭藉機師染疫風波中,可看出航空業對於外籍白領員工的「寬容」。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從本次紐西蘭藉機師染疫風波中,可看出航空業對於外籍白領員工的「寬容」。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外來感染者與醫療勞動權益的困境

這些反對移工由台灣來照顧的主張中,有一說法認為現在醫療資源已十分緊繃,不應再加重醫護負擔。同時,從這次由專業醫療官僚主導的防疫政策主調中,我們也一再看到官方對於防疫措施如此堅持的原因之一:一旦爆發大規模或社區感染時,台灣現有的醫療能量恐將難以負荷。這也是目前我們從歐美各國所見現況。

事實上此困境亦是另個交織性的結果,而此兩難背景,除了奠基於上述所提的照顧資源缺乏,以及移工的勞動保障不足外,還加上了台灣長期以來藉由剝削基層醫護人員,好提供品質高卻相對便宜的醫療資源,包括超時勞動跟不合理的實習制度等。無論是外籍看護跟醫護人員,都是台灣醫療體制得以維持的重要一環,甚至可說是奠定如今台灣防疫的基石之一,但卻在此議題上,被迫成為對立的兩方。

或許有人會敏銳地發現問題所在,或許來自政府的施政規劃,總是利用剝削或壓迫更弱勢的群體來解決眼前的問題,然此卻導致弱勢群體間的互相怪罪與對於資源的惡性爭奪。這確實不失為尖銳的批評,但我認為還遠遠不足。我們必須將議題拉到更遠的視角討論:為什麼台灣必須要防疫成功?

為什麼台灣一定要防疫成功?

這是一個明知故問的問題,誰不想要防疫成功?但此問題之所以重要,因為藉由問題的答案,我們才能看到台灣在整個世界體系中的位置。

在台灣初期成功控制疫情之際,曾有一則貼文指出台灣為此次防疫準備了17年,「17年前,世界拋棄台灣的那一刻後,我們疾管署就一直在準備,不斷地在演練,就是要防止如果又再度被世界拋棄。」而前副總統陳建仁也提到,台灣雖然防疫成功,但可能仍然是全球防疫網的漏洞,因為台灣無法共享全球的醫療資源。

簡單來說,如果今天台灣是一個沒有準備17年,沒有過往醫療跟經濟實力傍身的國家,台灣可能是這次疫情當中最為慘痛的區域,而造成此後果的原因的並非是疾病,而是因為政治。

台灣作為一個國家所處的尷尬局面,導因於中國作為強國的暴力,同時亦有其他國家在此一議題上的集體漠視,與為了經濟利益與中國靠攏所致;台灣政府乃至全民的防疫焦慮,並非完全來自於作為壓迫方或是國族認同的排外,還有來自被國際醫療體系拒斥後的「自保」。

反對移工由台灣來照顧的主張中,有一說法認為現在醫療資源已十分緊繃,不應再加重醫護負擔。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反對移工由台灣來照顧的主張中,有一說法認為現在醫療資源已十分緊繃,不應再加重醫護負擔。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人權與防疫的「兩難」?

也因此,當我們在討論人權與防疫的「兩難」時,要破除人權與防疫之間必不可二得的假象,一旦採取人權與防疫的對立框架思考,不僅無法解決問題,反而會進而掩飾問題本質。

如同以剝削移工的方式解決長照人力不足問題,當我們在移工勞權跟長照家庭需求的虛假對立中打轉,就會忽視照顧資源缺乏的根源,最終只會邁向更糟糕的結果。因而我們必須要看到當中不同的困境,才能夠提早面對長照危機,尋求依靠廉價移工以外的解決方式,像是強化社區照顧能量,以及讓家事服務法重新進入立院等,可能是對此問題更為根本的解方。

而當人權與防疫的對立框架成立,便容易導向保障人權必然導致防疫失敗的結論,這會造成兩個問題:

首先,在幾次防疫的討論中,我們看到「人權等於歐美」的既定印象不停地被召喚,並造成不樂見的後果,如〈性/別化的種族歧視:後殖民女性主義的觀點〉一文提及的,如果將非白人的社群或移民社區連結上「古老」「父權」「恐同」等概念,除了是對他們的種族歧視之外,也是藉此讓大多數的人認為西方(在他文章脈絡中是瑞典)沒有性別平等的問題,最後將性別平等政策變成了制度性的種族歧視。

此外,在諸多防疫措施中,如最常被批評的如電子圍籬、追蹤足跡或跨機關的個資串連等,對比「重視人權」的歐美各國,常見的主張便是「就是因為要保障人權才導致防疫失敗」,而此便是忽略其實許多歐美國家在疫情之後採取的封城等措施,同樣也是對人身與移動自由加以限制,然而我們卻少見針對此類措施是否也侵犯人權的本地討論。

事實上,歐美防疫成效不盡理想並非因為重視人權,一旦我們將人權視為防疫失敗的原因,反而看不到歐美防疫失敗的其他可能,進而在政策上我們就難以學習可取之處且不致重蹈覆轍。

同時,忽視人權則會給予政府太大的權力,忽視了即使防疫先行,後續的法制與相關監督措施仍必須跟上的問題(如立法院開始設定數位治理委員會,或是制定相關數位治理的母法等)。人權只是最後底線,在缺乏合理監督與管制下,現在基於防疫可以,或現在執政的政黨是你個人所信賴的政黨,你願意受到一些權利上的限縮。我們必須思考的是,疫情過後,如何避免你所支持的管制措施與政策,倒過頭來成為如同中國政府用以侵犯你的基本權利的極權工具。

以一個社會整體進行思考

最後,台灣被排除於國際醫療鏈的弱勢、長照家庭缺乏資源的弱勢、移工遭受到剝削的弱勢、醫護人員長期的勞動問題,以及防疫政策的「侵害人權」等問題是一個整體的觀念。

承上所言,交織並不是壓迫之間的抵銷,或是消極地認為正因每個人都身兼壓迫與被壓迫者所以就當沒看見,交織性讓我們看到每個困境底下各種權力關係的運作;而這個「看見」,在政策上的重要意義是,我們必須以社會整體的方式來思考當前困境,並從中找到解決的可能。

當然,本文未能全面論及當前的複雜困境,也無法斬釘截鐵指出如何解決這樣的困境。但回到最初那位因與外國友人密切接觸而成民族罪人的女性身上,或許我們可以先從看見困境背後所交織的權力關係開始,而不是訴求一個最簡單且最直覺的答案。

交織性讓我們看到每個困境底下各種權力關係的運作,讓我們必須以社會整體的方式來思考當前困境。 圖/歐新社
交織性讓我們看到每個困境底下各種權力關係的運作,讓我們必須以社會整體的方式來思考當前困境。 圖/歐新社

  • 雖然染疫的紐西蘭籍機師事後遭長榮航空開除,但從「國籍航空公司實施機組人員防疫健康管控措施作業原則」可以看到,機組員只要在完整的防護措施前提下,就可縮短居家檢疫天數。而從新聞中也可以看到,該名機師雖已違規數次,但在航空產業的職場權力關係下,並未受到強力且有效的規範。從這點看來,相較於同樣以外籍勞工為主的照顧移工,相對對機師包容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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