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防疫「成功」的背後：性別、國族與勞動的交織

隨著時序進入冬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逐漸升溫，雖然台灣陸續辦了好幾場「後疫情時代」的系列活動，但是實際上距離疫情之「後」，我們似乎還很遙遠。

作為疫情全球化下難得「防疫成功」的國家，身在其中的台灣人，對新冠肺炎充滿了複雜的感受：一方面在日常生活深刻體悟其不便、體驗到公權力的監督跟控制；但另方面，又看到國際間不停竄升的死亡與染疫數字，又無法不感到慶幸。而在這個慶幸之下，多少帶著點身為「台灣隊」的驕傲。

CCR與防疫的國族想像

日前，台灣自豪的零本土個案在第253天破功，該個案「恰好」又傳出與前幾案的外籍機師有密切往來，一時之間，該案女士瞬間成為民族罪人，網路輿論物議沸騰，如同親臨現場般揣摩兩人如何「親密接觸」，指責女方因為「哈洋屌」而導致台灣（自己的國家）面臨了防疫破功的局面。

這樣的指責可見V太太在其臉書上提到的台灣網絡社群對於CCR（跨文化戀情）的汙名及想像，來自於女人必須要是「台灣的」女人，將身體跟性「交給」外國人的女性，本身就值得被批評。而這個對於CCR的汙名連結到對防疫的國族想像中，這名女性的罪就更重，成為了通敵的戰犯，人人喊打。

對於CCR汙名跟防疫的國族想像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有壓迫產生，通常不會只有單一性別、族群或階級的面向，而是各種結構的交織。

過往在討論「交織性」時，會錯誤地將交織理解成一種強與弱的互相抵銷後，再進行誰比較邊緣的比賽。例如男同志是男性加一分，同性戀就扣一分；異性戀女性是女性扣一分，異性戀加一分，因此兩個群體都一樣沒有誰壓迫誰的問題。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交織性意指，性別間的權力關係與性傾向間的權力關係是並存於社會中，同時可能還有階級、族群、種族、國家……等各種不同的權力關係在運作。也就是說，當一個群體或個案陷入困境時，是來自不同形式的壓迫所交織。換句話說，同一個困境的場景，也可能來自不同群體間困境的交織。

所有人都無法脫身的照顧深淵

這樣講有點抽象，我們就以家務移工為例，台灣的長期照顧一直以來倚靠廉價且缺乏勞動保障的移工，他們不僅常常超時工作、沒有基本隱私，還不受勞基法保障，而他們所面對第一線的「壓迫者」，通常都是這個家庭內的女性。

但如果我們將這個「壓迫者」女性的處境，放到台灣當前的性別脈絡與長照政策來看，在沒有家務移工的狀況下，通常便是這名所謂的「壓迫者」被要求要辭掉工作，或是被迫蠟燭兩頭燒以擔任無酬照顧的工作。雖然最終照顧的困境展現在移工的困境上，但卻是兩個、甚至多個的困境交織而成，而其背後的根源其實便是照顧資源的匱乏。

照顧資源的缺乏所造成的種種困境，更展現在疫情與長照的討論中。首先，在缺乏充足照顧資源下，長照家庭在這次疫情中過得格外辛苦，而在外籍看護工無法進入台灣後，長照需求紛紛暴露，如北市長照志工服務需求大幅增加，以及各縣市也將喘息服務可以申請的長照等級降低，顯示問題並非在疫情爆發前不存在，而是過往台灣社會藉由剝削移工的方式，得以維持目前長期照顧的平衡。

其次，移工在台灣社會仍被當成外來者，此從移工確診後，針對於他們被隔離與醫療的花費，動輒冠以「全民買單」的批評言詞中可見一斑。這些東南亞移工在台灣並無穩定的職涯發展，或是被融入台灣人整體的想像之中，其身分僅僅作為「工人」，被放置在雇主（台灣人）所期待的位置當中。

因此，只要外籍移工一旦有任何問題便予以替換，未能思考其生活與勞動背景，早已鑲嵌於台灣且作為我們的一份子。同時我們從本次紐西蘭藉機師染疫風波中，可看出航空業對於外籍白領員工的「寬容」。¹兩相對比下，無法否認的是，台灣社會無論在文化或制度上，面對外籍勞工始終存有基於國族以及階級的差別待遇。

外來感染者與醫療勞動權益的困境

這些反對移工由台灣來照顧的主張中，有一說法認為現在醫療資源已十分緊繃，不應再加重醫護負擔。同時，從這次由專業醫療官僚主導的防疫政策主調中，我們也一再看到官方對於防疫措施如此堅持的原因之一：一旦爆發大規模或社區感染時，台灣現有的醫療能量恐將難以負荷。這也是目前我們從歐美各國所見現況。

事實上此困境亦是另個交織性的結果，而此兩難背景，除了奠基於上述所提的照顧資源缺乏，以及移工的勞動保障不足外，還加上了台灣長期以來藉由剝削基層醫護人員，好提供品質高卻相對便宜的醫療資源，包括超時勞動跟不合理的實習制度等。無論是外籍看護跟醫護人員，都是台灣醫療體制得以維持的重要一環，甚至可說是奠定如今台灣防疫的基石之一，但卻在此議題上，被迫成為對立的兩方。

或許有人會敏銳地發現問題所在，或許來自政府的施政規劃，總是利用剝削或壓迫更弱勢的群體來解決眼前的問題，然此卻導致弱勢群體間的互相怪罪與對於資源的惡性爭奪。這確實不失為尖銳的批評，但我認為還遠遠不足。我們必須將議題拉到更遠的視角討論：為什麼台灣必須要防疫成功？

為什麼台灣一定要防疫成功？

這是一個明知故問的問題，誰不想要防疫成功？但此問題之所以重要，因為藉由問題的答案，我們才能看到台灣在整個世界體系中的位置。

在台灣初期成功控制疫情之際，曾有一則貼文指出台灣為此次防疫準備了17年，「17年前，世界拋棄台灣的那一刻後，我們疾管署就一直在準備，不斷地在演練，就是要防止如果又再度被世界拋棄。」而前副總統陳建仁也提到，台灣雖然防疫成功，但可能仍然是全球防疫網的漏洞，因為台灣無法共享全球的醫療資源。

簡單來說，如果今天台灣是一個沒有準備17年，沒有過往醫療跟經濟實力傍身的國家，台灣可能是這次疫情當中最為慘痛的區域，而造成此後果的原因的並非是疾病，而是因為政治。

台灣作為一個國家所處的尷尬局面，導因於中國作為強國的暴力，同時亦有其他國家在此一議題上的集體漠視，與為了經濟利益與中國靠攏所致；台灣政府乃至全民的防疫焦慮，並非完全來自於作為壓迫方或是國族認同的排外，還有來自被國際醫療體系拒斥後的「自保」。

人權與防疫的「兩難」？

也因此，當我們在討論人權與防疫的「兩難」時，要破除人權與防疫之間必不可二得的假象，一旦採取人權與防疫的對立框架思考，不僅無法解決問題，反而會進而掩飾問題本質。

如同以剝削移工的方式解決長照人力不足問題，當我們在移工勞權跟長照家庭需求的虛假對立中打轉，就會忽視照顧資源缺乏的根源，最終只會邁向更糟糕的結果。因而我們必須要看到當中不同的困境，才能夠提早面對長照危機，尋求依靠廉價移工以外的解決方式，像是強化社區照顧能量，以及讓家事服務法重新進入立院等，可能是對此問題更為根本的解方。

而當人權與防疫的對立框架成立，便容易導向保障人權必然導致防疫失敗的結論，這會造成兩個問題：

首先，在幾次防疫的討論中，我們看到「人權等於歐美」的既定印象不停地被召喚，並造成不樂見的後果，如〈性／別化的種族歧視：後殖民女性主義的觀點〉一文提及的，如果將非白人的社群或移民社區連結上「古老」「父權」「恐同」等概念，除了是對他們的種族歧視之外，也是藉此讓大多數的人認為西方（在他文章脈絡中是瑞典）沒有性別平等的問題，最後將性別平等政策變成了制度性的種族歧視。

此外，在諸多防疫措施中，如最常被批評的如電子圍籬、追蹤足跡或跨機關的個資串連等，對比「重視人權」的歐美各國，常見的主張便是「就是因為要保障人權才導致防疫失敗」，而此便是忽略其實許多歐美國家在疫情之後採取的封城等措施，同樣也是對人身與移動自由加以限制，然而我們卻少見針對此類措施是否也侵犯人權的本地討論。

事實上，歐美防疫成效不盡理想並非因為重視人權，一旦我們將人權視為防疫失敗的原因，反而看不到歐美防疫失敗的其他可能，進而在政策上我們就難以學習可取之處且不致重蹈覆轍。

同時，忽視人權則會給予政府太大的權力，忽視了即使防疫先行，後續的法制與相關監督措施仍必須跟上的問題（如立法院開始設定數位治理委員會，或是制定相關數位治理的母法等）。人權只是最後底線，在缺乏合理監督與管制下，現在基於防疫可以，或現在執政的政黨是你個人所信賴的政黨，你願意受到一些權利上的限縮。我們必須思考的是，疫情過後，如何避免你所支持的管制措施與政策，倒過頭來成為如同中國政府用以侵犯你的基本權利的極權工具。

以一個社會整體進行思考

最後，台灣被排除於國際醫療鏈的弱勢、長照家庭缺乏資源的弱勢、移工遭受到剝削的弱勢、醫護人員長期的勞動問題，以及防疫政策的「侵害人權」等問題是一個整體的觀念。

承上所言，交織並不是壓迫之間的抵銷，或是消極地認為正因每個人都身兼壓迫與被壓迫者所以就當沒看見，交織性讓我們看到每個困境底下各種權力關係的運作；而這個「看見」，在政策上的重要意義是，我們必須以社會整體的方式來思考當前困境，並從中找到解決的可能。

當然，本文未能全面論及當前的複雜困境，也無法斬釘截鐵指出如何解決這樣的困境。但回到最初那位因與外國友人密切接觸而成民族罪人的女性身上，或許我們可以先從看見困境背後所交織的權力關係開始，而不是訴求一個最簡單且最直覺的答案。

• 雖然染疫的紐西蘭籍機師事後遭長榮航空開除，但從「國籍航空公司實施機組人員防疫健康管控措施作業原則」可以看到，機組員只要在完整的防護措施前提下，就可縮短居家檢疫天數。而從新聞中也可以看到，該名機師雖已違規數次，但在航空產業的職場權力關係下，並未受到強力且有效的規範。從這點看來，相較於同樣以外籍勞工為主的照顧移工，相對對機師包容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