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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與國家權力如何取捨?借鏡女性主義運動的思考軌跡

台灣在疫情中也採取了諸多緊縮個人自由、增加政府權限的措施。 圖/路透社
台灣在疫情中也採取了諸多緊縮個人自由、增加政府權限的措施。 圖/路透社

肺炎疫情發酵至今,已有許多國家開始採取越發緊密的監控手段,從跨部會的資料串連,到監控科技的發展等。作為這次的防疫「模範生」,台灣在疫情中也採取了諸多緊縮個人自由、增加政府權限的措施。像是健保連結出入境資料、口罩應用程式的迅速推陳出新、居家檢疫與隔離的電子監控等,這些嚴密的監控設施,在缺乏法源依據與明確退場機制的狀況下,台權會等許多長期關注人權的民間團體都對此表達擔憂,擔心這些非常時期的措施,最終會成為台灣個資保護漏洞。

美國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更是在訪談跟其專欄都提到,當前的疫情與各國政府處理的方式,證明了民眾信任擁有強大能力的國家。特別是從口罩之亂,我們可以看出,台灣之所以沒有面臨口罩荒,很大的主因便是來自於國家的提前干預,也因此在這次的疫情中,當「防疫視同作戰」的譬喻一響起,人民便十分自動地將國家介入作為解決的方式。而至少目前與其他國家比較之下,這樣的解方是有用的。

當然,有用並不代表不能質疑,正如同台權會在文章中提到,無論是口罩實名制或是目前尚未有法源依據的通訊監控,都有可能成為政府對於人民的高密度監控,作為一個曾經經歷過過白色恐怖、檢警監控等威權體制的國家,我們確實應該要對此保持戒心。

也因此這進入了一種兩難,在有效防疫與政府權力的限縮之上,我們應該要如何取捨。

在本篇文章,我想要以美國的女性主義運動為借鏡,從其在對抗國家與市場之間如何產生了矛盾,又該怎麼處理這樣的矛盾,提供一個不同的思考方式。

疫情肆虐下,似乎已無法寄托「自由市場會解決一切」。 圖/美聯社
疫情肆虐下,似乎已無法寄托「自由市場會解決一切」。 圖/美聯社

在瘟疫之前的世界

肺炎大流行後,是否會導致全球化的終結也時常被討論,全球化是新自由主義市場的一個指標,資本主義從以各自的國家為分野,過渡到跨國的新自由主義,國家已不再被認為可以管理或干預市場,反而常常是大型企業因為政治獻金或作為經濟命脈,得以對國家施政指手畫腳。

萊克(Robert B. Reich)在《拯救資本主義》中,整體地描述當前市場經濟的狀況:自由市場被過度解讀、金融精英藉由經濟權力將政治權力集中於自身與企業之上,高階管理階層的薪資上漲,公司的獲利也上漲,但就業安全感下降、大眾對於經濟體制的信心也快速下降。當代所推崇的資本主義往往是一個高度競爭、國家退場的「用能力說話」的時代,而當這樣的經濟導致社會問題時,其解決方式往往就是「自由市場會解決一切」。

但萊克並不這樣認為,他認為這樣的資本主義型態,是從國家管理的資本主義(State-Managed Capitalism,下稱國家資本主義)逐漸邁向為特定人群所服務的「自由市場」。他強調自由市場與國家控制的論戰是假議題,自由市場是由「國家」所鞏固的,在當前狀態中,站在「自由市場」的那一邊,往往等於和有權者站在一起,有趣的是,萊克是站在「拯救資本主義」的立場上,認為在這種狀況下,資本主義所強調的自由競爭帶來的創意與產出更不可得,由此影響到經濟體制的穩定,所以才需要國家出來拯救資本主義。

從這次肺炎大流行後,就如同萊克所說的,自由市場並無法解決一切,當國家內的口罩乃至醫療資源提前被其他國買走,或是因為市場邏輯而開始奇貨可居之時,光是口罩的價格,就會飆升到讓一般人難以負擔,更不要提相較更難取得的醫療資源如床位、人力、藥物與呼吸器等。而航運的暫停,更是讓依賴中國勞工的企業遭遇重大打擊,加上封城與民眾恐慌的預期心態,民生用品的搶購也帶來許多壓力,這樣看起來,後肺炎時代的資本主義好像真的很需要搶救?

弗雷澤在《女性主義的財產》中提出,女性主義運動與理論在反抗國家資本主義的同時,協助了另外一種同樣壓迫女性的新自由主義。 圖/美聯社
弗雷澤在《女性主義的財產》中提出,女性主義運動與理論在反抗國家資本主義的同時,協助了另外一種同樣壓迫女性的新自由主義。 圖/美聯社

但,資本主義值得救嗎?

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與資本主義的關係是很尷尬的,我們必須承認,在採行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的國家其相較於其他體制的國家(畢竟目前並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性別上會來得平等許多。雖然說經濟的發展讓女性也必須要成為勞工,但相較於過往無酬的家務勞動,至少在經濟生產上的勞動,讓許多女性得以翻轉他們原來的性別位階。

但我們仍然無法否定掌握資本、市場以及生產工具的多半是男性,而且當代家庭內的性別權力關係實際上與工業發展息息相關,因此女性主義運動一直以來也將資本家、企業以及資本主義作為革命的對象之一。

或許也是女性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奇怪的關係,在近幾年間,女性主義可以說越來越受「市場」的青睞,也不乏有女性主義者,開始重新思考資本主義和女性主義之間的關係。

弗雷澤(Nancy Fraser)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寫過一篇文章簡介女性主義為何會成為新自由主義的幫兇,後又出了一本書《女性主義的財產》(Fortunes of Feminism: From State-Managed Capitalism to Neoliberal Crisis),從女性主義發展的歷史,討論女性主義運動及理論對國家資本主義的批判,這些批判對於國家資本主義都是強而有力的打擊。

例如國家權力——特別是科層體制——如何造成性別問題不被看見,甚至直接批判科層體制此一機制蘊含的父權結構,也因此發展出許多不同的政治組織文化,像是扁平式組織、平行溝通等等。但這些對於國家的挑戰,很容易最後就變成市場力量的提升,也就是拒絕了國家對於女性的壓迫,卻轉為訴諸市場的力量。

當然,在書中,弗雷澤提出了許多不同層面的論述與舉例,我在這邊就不贅述了,重點是他提出了一個我覺得很精彩但也很可怕的設想,那便是從這些批判中,看到了女性主義支持一種新形態的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的可能。也就是說,女性主義運動與理論在反抗國家資本主義的同時,協助了另外一種同樣壓迫女性(以及其他群體)的新自由主義。

疫情中許多國家在缺乏政府介入醫療物資跟口罩的狀況下,無法負擔口罩的多數是較為弱勢的社群。 圖/美聯社
疫情中許多國家在缺乏政府介入醫療物資跟口罩的狀況下,無法負擔口罩的多數是較為弱勢的社群。 圖/美聯社

二元對立外的「解放」面向

弗雷澤也接著提出了他認為可能的解方:在博蘭尼(Karl Polanyi)的自由市場與國家控制之間,多一個「解放」的方向。其採用博蘭尼經濟乃至鑲嵌於社會之中的論點,但在其社會的想像中,於國家與市場之外又提出了一個強調「解放」的三向運動,也就是這三者之間互相調節、牽制。

當女性主義對抗國家的時候,市場便介入調節,而女性主義者在無法看見三向運動的狀況下,將市場跟國家視為二元對立的面向,便引了「自由市場」入室,而成為了新自由主義的共謀。所以我們需要把「解放」的概念帶入,並試圖轉變國家控制跟市場,而非消除其中之一。

回到防疫成效與國家權力,我們既要監督國家的擴權,也要同時看到,當國家退位以後,自由市場的競爭下,居於弱勢者仍然會受到壓迫。像是在這次疫情中,許多國家在缺乏政府介入醫療物資跟口罩的狀況下,口罩的價格飆漲,無法負擔口罩的多數是較為弱勢的社群,同時在缺乏醫療資源的狀況下,年老或原本就有健康狀況的社群就更容易被放棄。

雖然弗雷澤的解方目前看起來顯得有點烏托邦,關於解放的面向除了公民社會的監督之外,也很難找到具體的實行措施。但其在回顧女性主義歷史中,提到較為關注階級與種族議題的社會主義、後殖民女性主義的運動者,擁戴新自由主義的傾向遠較自由與基進女性主義者來得低。這讓我們看到了「交織性」的重要,在階級與種族交織的狀況下,社會及後殖民主義者更能夠看見「自由市場」的可怕,而會較傾向於轉變福利制度而非轉向「市場」尋求解方。

女性主義運動作為理解世界的資產

從弗雷澤的書名《女性主義的財產》我們可以看到作者的野心,不僅僅是想討論女性主義以及其運動,更重要的是,將女性主義當作理解現行世界並提供解方的重要資產。

從美國第二波女性主義的運動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場「成功」的社會運動,如何與隨後而至的新型資本主義治理型態共謀,但從弗雷澤的嘗試中,也看到新的女性主義運動成為改變這個治理的可能。

這個可能不僅僅是對於女性主義運動者的提醒,也是當我們要思考像是國家管制與防疫政策的兩難時,能夠藉由女性主義者曾經的思考軌跡,來思考國家與個人自由並不是互斥的兩股勢力,透過我們的努力以及監督,可以想像出不同於必然威權或必然要回歸市場自由競爭的可能。

國家管制與防疫政策的兩難,能夠藉由女性主義者曾經的思考軌跡,來思考國家與個人自由並不是互斥的兩股勢力。 圖/路透社
國家管制與防疫政策的兩難,能夠藉由女性主義者曾經的思考軌跡,來思考國家與個人自由並不是互斥的兩股勢力。 圖/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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