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翰堂、官安妮／疫情中，移工朋友面對的限制、歧視與汙名

獨立評論在天下 14 Jun, 2021

疫情攀升不僅影響勞動市場供需，仲介、雇主擔心宗教、社交聚會引起群聚感染，也要求移工們不要離開宿舍或雇主家中。示意圖。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安妮，你禮拜天不能放假喔！外面很危險，如果你被感染很麻煩！」視訊畫面中略帶口音的女生，說起雇主限制她疫情期間不能外出，但雇主自己卻全家整個下午出門去，只留下她與受照顧者在家。

近期台灣疫情升溫，短短數天從雙北三級警戒到全台三級警戒，每天公佈的疫情足跡調查、確診人數攀升、居家工作、遠距上課與公共場所活動限制，為台灣原本寧靜的日常帶來不少騷動。確診、死亡等字眼開始在每天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記者會上出現，緊張焦慮的心情，似乎也蔓延到每個人身上。

在嚴格限令中身心俱疲

去年，1095文史工作室、嘉義越在嘉文化棧與蘭後創意文化創意有限公司，共同執行勞動部的「外籍看護工聘僱家庭喘息服務使用」紀錄片拍攝計畫。歷時兩個月的問卷調查，我們共收到292份回應，其中有90.1%的外籍看護工表示自己是家中主要的經濟來源，58.5%表示自己扶養的人數在三人至四人。數字背後，反映著一個個嗷嗷待哺的家庭。

當疫情導致勞動力市場需求大於供給，部分雇主仲介指責外籍看護怠工、愛錢，不想繼續照顧阿公阿嬤，只想去更多錢的工廠工作。但這些情緒高漲的指責言論，淹沒了長年來力求看護工薪資納入勞基法、保障與訓練規範納入長照體系的期望。

疫情攀升不僅影響勞動市場供需，仲介、雇主擔心宗教、社交聚會引起群聚感染，也要求移工們不要離開宿舍或雇主家中。如同前面提到的外籍看護工安妮，染疫風險不分族群，無法放假外出的移工們也需要喘息和轉換心情。而我們喘息的服務調查研究裡，292位受訪者中，僅有38.4%的看護工有可以獨立休息的房間。

我們的印尼朋友阿雅，是班級裡很勤於學習的同學，也會叮嚀放假去玩的同學該來上課。但上課時，阿雅卻容易緊張、分心，或許與她和台灣雇主的互動有關。去年疫情初期，新聞播報每天多少人確診，讓台灣人和移工都很緊張。我們想了解移工的防疫物資充不充足？阿雅傳了一張擺滿口罩、酒精和一對機車手套的照片給我們，她說老闆要求每次出門返回都要洗手消毒，她一度洗到兩手潰爛。阿雅很在乎老闆的指示，也很焦慮自己是不是不夠乾淨。今年5月疫情傳出後，老闆進一步要求阿雅每次從醫院回來，都要洗3次澡才能摸家中其他物品。嚴格的防疫指令，也讓阿雅的情緒處在更緊繃的狀態。

去年世界各國在嚴重疫情壓力下紛紛頒布移動禁令，限制外出，不久後各國民間團體和新聞即注意到家庭衝突加劇，食物、薪資、子女課業，甚至彼此活動的聲音，都可能成為點燃家庭成員情緒的導火線。家庭張力高張，沒有自己房間的外籍看護工們無處避難，而疫情限制外出的時刻，怎麼迴避各種家庭衝突颶風對她們身心的影響？

那些未能放假、必須時刻與雇主、受照顧者相處的外籍看護工們，留在雇主家中，面對的是有限的網路流量、無法碰觸親友的體溫、難以實現與神的信仰約定、遠方家人的需求、被視為潛在感染源的歧視目光……種種因素交織，產生極大的困境。

家庭張力高張，沒有自己房間的外籍看護工們無處避難，而疫情限制外出的時刻，怎麼迴避各種家庭衝突颶風對她們身心的影響？示意圖。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歧視與懷疑，對團結抗疫只有負面影響

在台灣，71萬名外籍移工（3月底統計數字）與我們一同經歷這驟然出現的巨大挑戰。即便國際疫情控制呈現不確定的局勢，在防疫和確保經濟引擎持續運作的權衡下，國界經歷封鎖、開放再封鎖，東南亞移工人數仍成長一萬多名。

疫情資訊在部分公部門機構（如桃園市新住民文化會館）、勞工團體（如台灣移工聯盟、1095文史工作室、One-Forty）、人權團體（如司法通譯協會）與熱心仲介業者、台灣人們努力下更新，流傳速度已經遠較去年疫情剛爆發時進步。然而，有限的公共資訊、語言隔閡、歧視和污名，勞工權益保障等問題，仍有相當多地方需要補強，把外籍移工視為移動感染原的歧視和污名，更對團結抗疫有負面影響。

4月時，我們共同的移工友人洛娜聊到想來台中探望我們，但她沒法跨縣市移動。一問之下才得知，洛娜的老闆限制工廠內所有移工不許去人多的地方，除了祭出罰則，還在每個移工手機內加裝定位APP，要求他們必須隨時打開GPS。洛娜平日活動不能超出新竹的範圍，即使是假日，老闆也會追蹤他們什麼時候回到新竹？有沒有去任何人多的地方？另一位移工朋友阿揚則表示，他的工廠針對越南移工提出了許多防疫要求，但相對台灣人卻不太受到限制。

承受歧視壓力的群體，身心健康往往會呈現負面影響。加拿大政府、世界衛生組織的研究報告皆提出，新冠肺炎疫情加劇，經濟壓力、資源匱乏和歧視等，皆會對心理健康產生不利影響。去年新加坡移工宿舍爆發大規模染疫問題，新加坡政府與民間組織儘速組成醫療和身心支持團隊，民間組織「健康服務」（HealthServe）提出身心健康相關指引，包括第一層社會、宗教與生活基本需求的滿足，由具備多語能力的醫護專業人員提供協助、確保暢通的聯繫方式如影片、廣播；第二層加強個人能力和建構社區支持系統；第三層則是通譯人才資料庫、提供醫護人員使用的簡易醫療溝通腳本，和相關社會工作者的支持和身心健康，以及提供精神健康專家指導下的電話友善服務；最後則是跨醫療機構整合，讓轉診和工作流程上報。

疫情期間，許多熱心的民間團體嘗試展開不同面向的關懷服務，除前述提到的疫情資訊翻譯，東北角澳底的林群大哥和新事社會服務中心合作購買口罩、物資，在漁港邊分發給外籍漁工；高雄海星的工作人員吳庭寬也多次到澎湖與當地新住民洪麗娜合作發送口罩、生活用品至外籍漁工手上。

借鏡國外防疫經驗，跨國移工們在經濟壓力、歧視污名和宗教文化空間限制下，身心可能產生不平衡。團結抗疫不應停留在中央，而應該走到民間，與更多地方團體協作，移工與台灣人共享著同樣的疫情焦慮，破除歧視和污名，「同島一命」不僅是口號，而是台灣面對的現實。

（※ 作者：陳翰堂，台中科技大學兼任講師，1095文史工作室研究員；官安妮，1095文史工作室創辦人。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