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為家庭辭職的紐西蘭女總理，是女權的退步嗎？
今（2023）年1月中，紐西蘭總理潔辛達．阿爾登（Jacinda Ardern）在擔任總理五年多後，公開宣布將辭去總理職位。阿爾登表示，她自認已經沒有足夠的精力，可以繼續承擔相關工作，同時也希望能夠多花一點時間陪伴家人。這則消息不僅令紐西蘭人意外，也在國際社會引發討論。一來我們確實很少有機會看到身擔總理這般高位的人主動選擇辭職，尤其是像阿爾登還相當年輕。另一方面，這也跟阿爾登本身的傳奇性與風評不無相關。
阿爾登2017年當選紐西蘭總理，不僅是紐西蘭史上最年輕的總理，也是當時全球最年輕的民選女性領導人（後來被芬蘭總理馬林破了這個紀錄）。阿爾登當選沒多久後，便宣布自己懷孕的消息。當時她在訪問中表示，她並不認為女性應該要在職涯和母職之間做選擇。在生產之後，她也依照紐西蘭法律請了產假。接著在2018年9月時她帶著自己三個月多大的女兒出現在聯合國大會堂上，引發了許多討論。
儘管當時亦有反對者認為阿爾登這樣的行為不夠尊重議事，甚至從她宣告懷孕起便據此質疑她是否能夠兼任兩職——有趣的是，在擔任公職期間結婚生子的男性政治人物並不在少數，但鮮少有人會遭遇類似質疑，被訊問是否能夠「平衡家庭與工作」。然而與此同時，也有非常多的支持意見，認為阿爾登以身作則示範了，如果我們能夠提供女性良好完善的支持、友善的職場和育兒環境，女性並不需要為了母職犧牲工作。
阿爾登在擔任總理的這些年，也多次因為她優秀的危機處理能力備受讚譽。包括2019年基督城清真寺的恐怖攻擊發生後，她立刻出現在現場，並且佩戴頭巾表達對穆斯林社群的支持。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阿爾登在初期便以果斷的決策讓紐西蘭繳出漂亮的防疫成績單。同時她也提出了一些相當獨特的做法，例如為兒童舉行記者會，回答他們與疫情相關的問題。
事實上，疫情第一年時，世界上許多防疫表現較好的國家——包括台灣——都是由女性元首所帶領，也因此一度引發討論。有評論者就認為，女性領導人所展現出來的某些陰性能力，讓他們得以在疫情中脫穎而出。
阿爾登於2020年年底成功連任。不過在那之後，長期的國境封鎖和防疫措施引發紐西蘭人民的不滿，加上俄烏戰爭、能源問題等因素帶來的通貨膨脹與民生問題，導致阿爾登的民調滿意度和她所屬工黨的支持度降低。但儘管如此，評論普遍認為工黨和阿爾登還是可以在下次的選舉中勝選，也因此讓阿爾登的辭職更出乎意料。
除了阿爾登本人的說法以外，就外部因素看來，許多評論認為阿爾登這幾年承受了許多非常不成比例的厭女攻擊，甚至是死亡威脅，而這可能是導致她心生退意的原因之一。
以家庭為重的女人，「退步」了嗎？
從身分政治的路線出發，女性在公領域的現身和代表性確實是女性主義者所重視的「KPI」之一，而阿爾登本人的政治立場和表現也讓她被許多女性視為楷模。如果說阿爾登的「崛起」是女性主義的勝利，那麼如今阿爾登的辭職，是一種「退步」嗎？
值得一提是，當前社群網站流行著一種「女性當自強」的論述，認為「真正的」女性主義者不應該依賴男性，最好是不婚不育，才能真正成為一個「獨立女性」（然而阿爾登卻在辭職記者會上公開提到要和男友結婚的事）。因此，換個角度問，當一個女性以「家庭」為由而離開工作崗位，她「屈服」了嗎？又應該要受到女性主義者的指責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一種常見的說法是，女性主義強調的是個人選擇的自由，亦即女性應該要能夠自由地決定自己的人生計畫與目標。就如同不想結婚的女性不應該受到指責，想要成為家庭主婦的女性也應該受到尊重。
誠然，女性主義的內涵不該是強迫每一個女性都必須成為特定樣貌（這是父權體制的特色），但這也不代表個人的選擇不能被檢視、甚至是受到挑戰。尤其某些選擇可能無意中鞏固、甚至強化父權體制中的特定價值與規範，以及因此衍生的不平等時，這樣的選擇還應該被鼓勵與擁護嗎？
事實上，每個人的選擇其實都受到結構因素的影響。比方說，當一個女性「選擇」成為家庭主婦時，我們不得不好奇，背後的原因是因為她真心享受家務工作，還是因為她在社會教育下，認為家庭主婦是比較理想、合乎期待、適合女性的決定？甚至我們還可以再進一步追問，享受家務工作的女性，究竟是真心喜愛，還是在成長過程中被教導自己必須熱衷於提供他人照護、重視整潔，並從這些工作中證明自身價值呢？
結構影響下的個人選擇
這一串看來鑽牛角尖的提問，目的不在於質疑女性的個人選擇和主體性，而是想要凸顯個人意願與結構之間的交織影響。也正是因為如此，我認為單純指導或譴責個別女性的選擇、強調女人們應該各自自強，無助於改變情況。相反地，我們應該要看見各種結構規範與限制如何形塑個人的選擇，進而致力於打造一個新的、讓個體可以不受這些刻板印象與角色規範左右、進而自由抉擇的環境。
比方說，與其諄諄教誨女性成為家庭主婦「不進步」，我們應該看見，為什麼對於某些女性來說，這有可能是較為理想的選擇，包括一定年齡以上的已婚女性在職場上可能遭遇到的困境、未婚女性面對的社會偏見，以及家庭內各種照護、育兒與家務工作的高度性別化、家務工作本身所需要的精力、當代育兒文化帶給女性之壓力等等。唯有鬆動上述的結構限制，我們才能給予女性更平等、自由的選擇空間。
回到阿爾登的例子，另一個值得思考的面向則是，儘管女性的現身確實重要，因為這是對長期以來公領域中性別不平等的反抗與糾正，但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認定只有在公領域有所表現的女性才是優秀、成功、值得效仿的，這未嘗不是又落入了父權社會僵化的評量標準與陽剛崇拜模式？亦即：只為屬於陽剛領域的特定貢獻賦予價值，並且貶低私領域內的勞動（如照護工作）。白話地說，只有「表現如男人」、做到了「男人做的事」的女人才值得讚譽，相反地，從事被界定為「陰性勞動」的女性，就不夠進步、不值一提？
這樣的邏輯並不能將女性從照護工作中解放，反而只是複製陽剛／男性 VS. 陰柔／女性的對立，並且在忽視再生產勞動價值的同時，繼續鞏固性別化的分工，也讓女性仍舊必須追逐著「男性榜樣」，才能獲得平等對待。
是女人比較愛家，還是女人必須愛家？
阿爾登辭職的消息讓人忍不住回想起，前文化部長鄭麗君辭去職務時，也表示自己希望能夠多陪伴家人孩子。這不禁讓人好奇，似乎許多女性公眾人物在離開崗位時，所考量的原因都是家庭。然而相較之下，我們卻鮮少聽到男性以家庭為由，退出他們在公領域的位置。
如同前述，此處值得探討的問題是，儘管我們並不質疑個人意願，但究竟是女性比較傾向於將家庭放置於比較重要的位置（因此可以為此放棄工作），還是女性被教導，當家庭有需求時，自己理當不惜犧牲其他，積極地回應？事實上，女性在職場上所面臨的兩難，很多時候正來自於這樣的社會想像：人們仍舊期許女性應該以家庭為重，扮演好妻子與好母親是評價女人的關鍵指標；與此同時，人們再根據這樣的期許，質疑有家庭的女性沒有辦法順利承擔、負責家庭以外的工作——如同阿爾登在宣告懷孕時人們對她的評價。
維繫家庭運作本來就是繁瑣又耗費心力的工作，尤其在當代社會裡，公共支持退場，人們被灌輸「自己家庭自己顧」的意識形態，於是每個小家庭都必須獨自協調自身內外部的各種勞動。在傳統的性別角色想像下，家庭內部的勞動經常落在女性成員身上，導致她們必須在仍希望維持職涯發展的情況下蠟燭多頭燒，亦或必須選擇放棄工作。
另一方面，選擇投入公領域的女性也常會面臨針對個人「私領域能力」的評價，白話地說，她們還是會被要求展現某些被認定為「女性專屬」的特質和能力，如傾聽、溫柔、同理，甚至她們最好具備母親的形象。例如在去年台灣縣市長選舉中，許多縣市女性候選人主打媽媽市長、媽媽縣長，強調她們對社福或教育等議題的關注。過去蔡英文總統也曾因為單身、無子而被質疑是否能夠理解家庭之需求（澳洲前總理吉拉德也面臨過同樣的質疑）。相反地，男性政治人物可以宣揚自己從未做過家務，但其執政能力也不會因此受到挑戰。
然而，當女性可能「必須」把家庭放在首位時，男性是否相對地缺少了一種「以家庭為重」的「自由」呢？白話地說，當今天一位女性元首因為家庭而辭職時，社會大眾似乎皆能夠「體諒」，但若是今天對象換成男性領導人，人們又可能給予怎樣的反應？正如許多家庭主夫至今仍舊經常面臨各種「不夠男人」的嘲諷，一個選擇以家庭為由放棄高位與權力的男性，是否會被視為不夠有擔當與抱負，進而成為失格的男性？
「主動放棄」與「示弱」的自由
我們其實還可以再進一步探問，不論是不是以家庭為由，男性有辭職的自由嗎？事實上，阿爾登的舉動之所以令人震驚，一個可能的原因是，人們根本不曾想像總理也會、也可以辭職。除了因為總理被視為一個位高權重的職位——我們大多不認為他人會放棄名聲與權力——這或許也和我們的社會對「放棄」的想像有關。
我們的社會並不鼓勵表達疲憊的情緒，「主動放棄」往往會被視為軟弱的表現；相反地，我們被教導要不斷地上進、前行、奮鬥，才是有意義的人生，卻不去詢問這種無止盡競逐的意義，以及可能帶給我們的傷害。
在阿爾登辭職後，便有評論者指出，其實她給我們上了一堂重要的、關於「耗竭」（burnout）的課。沒有人的精力是無窮的，當感受倦怠、無力繼續付出時，承認、直面這種狀態，並且選擇休息、放下，其實才是健康又負責的做法。阿爾登的辭職看似「示弱」了，但反而凸顯出她個人的堅強。
從性別角度來看，女性是否因為不那麼全面性地受到陽剛崇拜的箝制與催眠，而比較有機會學習如何覺察與照顧自身的身體與情緒狀況，也擁有比較多「示弱」的自由呢？相對地，男性受到嚴格的陽剛標準的檢視，可能導致他們不認為自己有說累的權利，甚至可能內化這些要求，而完全忽視來自身體和情緒的警訊？
換句話說，當父權社會裡的性別角色期待與規範強迫女性必須以家庭為重的同時，它們給予男性的，也不只是自由而已，反而可能是對男性的剝削與壓迫。這也是為什麼女性主義者始終強調，在父權體制下，僵化的性別審查會使得所有性別的人都受害。
阿爾登的辭職固然是她的個人選擇，我們應該予以尊重，但我們卻也可以透過這樣的個人行動，看見結構對每一個個體的共同影響，並依此採取更多集體的反思和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