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師是否與眾不同？——談醫療業務過失刑責修正

醫界殷切期盼的《醫療法》刑責修正案，終於在2017年的最後一個禮拜通過，並於2018年1月由總統公布。

主導修法的醫師公會與衛福部表示，新法限縮醫事人員刑責，將能減少防禦性醫療、避免急重科醫師人力流失之問題。在病方眼中，這無疑難以接受，並認為一味減輕醫界責任，置病人於何處？不過，觀諸草案版本變動的過程，到最後黨團協商的結果，就會知道，醫界贏了面子，病方卻不見得輸了裡子。

台灣刑法對醫師過苛？

限縮業務過失刑責，讓醫療行為不同於其他業務，是醫師全聯會的長年目標。早在1992年，全聯會就曾提出《醫療爭議處理法》草案，希望從程序上限縮病人對於醫師提告的可能。後來《民事訴訟法》在1999年修法時，就將醫療糾紛與道交事故並列，強制當事人提起民事訴訟時，必須先進行調解程序，不能直接將醫師告上法庭。

然而，若同一事件涉及民事與刑事爭議時，台灣民眾素來採取「以刑逼民」，醫療糾紛也不例外。民訴修法對減少醫師因業務涉訟的效果並不顯著，因而醫界呼聲在1999年民事訴訟法修法後仍未止歇，甚至更進一步，希望從實體法上讓醫師不負業務過失之責，或至少限於重大過失。

為了讓修法理由有說服力，醫界或與一些法律學者合作，或行有餘力攻讀法律學位，進行跨領域研究，成立相關學會或經常舉辦研討會，透過新聞、論文、網路文章等各種方式，將「醫界認為台灣刑法對醫師過苛」的印象傳播出去，營造有利於修法的氛圍。

此種獨厚醫療行為的修法意見，在2012年到立法院叩關時，受到法界強力反對。法務部邀集醫病雙方與法界學者舉辦公聽會，提出資料駁斥以衛生署和醫師公會為首的醫界意見。反對的理由有二：

1. 據統計資料顯示，台灣的醫師起訴率很低，並無過分苛待醫師的情形。
2. 無論是除罪化或限制於重大過失才處罰醫師，都會欠缺法律正當性或是破壞刑法體系。

甚至，部分非醫師出身的立法委員於審議草案時也表示，在衛生署沒有一併提出補償病人的配套措施之下，無法同意醫療法的修法。以至於原本單純的醫療法修法戰場，擴大到「醫療事故補償」的領域，最後醫界內部因對經費的部分來源是否應由醫師負擔、或是根本上是否要有補償機制，皆無法達成共識，於是該次的醫療法修正案遂無疾而終。

直到2017年，修法呼聲捲土重來，暫時擱置「醫療事故補償」先讓醫界團結一致，才在醫界立委的支持下，讓這個十年磨一劍般的醫療法修法順利通過，給足了醫界面子。

醫界贏了面子，病方卻不見得輸了裡子？

雖然醫療法修法通過，但病方也沒有輸了裡子。這是因為修法條文對於司法實務上在醫糾刑案的運作，影響不大，醫病的權力平衡並未因此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正如法務部先前所說，醫師業務過失案件被起訴的比例非常低。以最近這兩年官方統計資料就可看出，在致死類型的案件上，起訴率遠遠較同類業務過失案件或整體刑事案件低，甚至在2016年更無醫師因該罪被起訴。

就算有少數醫師被檢察官起訴，法官最後也認定醫師有責任，其比例也遠低於其他同樣罪名者。同樣根據統計資料，在過去五年，醫師業務過失致死的案件上，有責率約四分之一，但其他案件則超過九成的被告遭法院認定有責。至於判刑超過六個月而不得易科罰金的機率亦然。如果是醫師，過去五年只有二成不能易科罰金（但刑度仍有緩刑之可能），法院態度遠比其他被告來得友善。

就如修法前有些法律學者預測的一般，民眾不可能理解新法文字中，認定醫師有無責任的專有名詞：「必要之注意義務」「合理臨床專業裁量」「醫療常規」「醫療水準」，只要發生醫療事故總會想先告一告，會不會起訴並非修法所能控制的事情。

如果說現今起訴率都可以低到個位數或是零了，無論刑事實體法如何改得有利於醫界，起訴率大概也不會比現在更低。而對於少數罪行較嚴重的被告，法院相較於其他身分者，也已給予醫生較優厚的待遇。修法或許可以讓法院這樣的判決偏好更有基礎，但既然有利於醫方的結果其實都差不多，病方就不能說輸了裡子。

法界打亂了醫界的如意算盤

撇開統計數據不談，從新法文字上來解讀，其實也沒有改變法院向來認定醫師有無責任的心證形成過程。於新法第82條第4項所謂「醫療常規」的概念，本來就是法院於審理醫糾個案時，一定會詢問鑑定單位的事項，希望得到個案醫師有無違背醫療常規的答案。

據統計，法院判決醫師有責與否，和鑑定單位的回覆意見有顯著關係，至於醫療水準，也已在去年七月的一則最高法院判決中被提到：

醫師為具專門職業技能之人，其執行醫療之際，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就醫療個案，本於診療當時之醫學知識，審酌病人之病情、醫療行為之價值與風險及避免損害發生之成本暨醫院層級等因素，綜合判斷而為適當之醫療，始得謂符合醫療水準而無過失；至於醫療常規，為醫療處置之一般最低標準，醫師依據醫療常規所進行之醫療行為，非可皆認為已盡醫療水準之注意義務，又因醫師未能施行符合醫療水準之醫療行為（積極作為與消極不作為），而病患嗣後發生死亡者，若其能妥適施行符合醫療水準之醫療行為，使患者仍有生存之相當程度可能性者，即難認該過失之醫療行為與病人之死亡間無相當因果關係……

修法文字上或許給足了醫界面子，讓判斷醫師有無業務過失的要件上，增加了許多專有名詞。例如醫界希望爭取的「臨床裁量權」，但就「重大過失」「重大違背醫療常規」等法務部或司法實務界反對的用語，經黨團協商後都被排除，這表示司法實務界對於各類被告形式（不管是醫師或非醫師、重大過失或一般過失）之平等從未讓步。

畢竟，醫界向來用以正當化醫師應該與眾不同的修法理由，諸如草案中提到的急重科醫師缺人、醫師不能拒絕醫療、防禦性醫療等語，或是宣傳上常用的醫師是善意救人，應該免責等語，在一些法界人士眼中實在不以為然，也不具有絕對的特殊性。

如果善意可以免責，造成的好處也不足以抵銷因此增加的危害，更不要說美國各州實行關於善意免責的法律（善良撒瑪利雅人法）之實證結果，有半數的醫師不認為救人的意願會受到法律有免責的影響。甚至，以最近一則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的判決中，法官還一一駁斥被告醫師所持的上述理由：

對於被告，毋論其國籍、職業、性別（向）、學歷、信仰、貧富，均一視同仁，於審理過程中給予適當之尊重……在臺灣社會，醫師受到一般民眾之敬仰欽羨，擁有不凡之地位與榮寵，法院豈會獨薄於醫師？……根據醫界與法界多次實證調查，臺灣地區之醫師因醫療過失遭起訴之案例，歷年均寥寥稀少，遭有罪認定者，更是屈指可數。全體醫事人員，幾可謂均殫精竭慮、兢兢業業，謹慎苦勞的為民眾服務。除非刻意有目的渲染，豈會因一兩件個案動搖渠等投入醫事志業之初衷？本院料必民眾縱使遭到醫療過失，多數也不會從此怪罪整個醫界，並對所有醫事人員產生偏見。觀其他職業，亦屬拯民於水火、捍衛善良百姓而以自己性命與惡火、嫌犯拼搏之消防員、警員，於執行職務涉有過失而遭訴時，亦不曾聽聞渠等於訴訟中持：一旦自己遭到判刑，將使其他同仁「消極打火」、「消極緝賊」為辯詞……

醫界有辦法連裡子也贏嗎？

或許也是因為醫療法修法贏了面子還不夠，醫界希望連根本上的裡子也要贏到。在衛福部的支援下，下一個限縮病方對醫師提告的草案《醫療事故處理法》將要送到立法院，重點擺在如何強化調解先行程序，避免醫療糾紛進到法院，但就補償機制部分，至今未見。

當民事訴訟法對於醫療糾紛本來就已經強制調解，刑事實務各地檢署於該類案件往往也會先詢問兩造有無調解意願時，草案能改變多少醫病關係的現況？還是又一個讓醫界精神勝利的安慰劑呢？恐怕要等到草案出了行政院，由立法院進行逐條審議時，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