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亂告人不會被罰？為何「誣告罪」形同虛設

寇德曼 26 Oct, 2022

示意圖。國民黨台北市議員王鴻薇（左）媒體人周玉蔻（右）日前在台北地檢署外爆發衝突，王鴻薇事後並譏周玉蔻是「敗訴女王」。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年底九合一大選將近，各路政治人馬基於各種目的，陸續對其他陣營提出妨害名譽、違反選罷法、著作權法、個資法等刑事告訴，受指控者也不甘示弱，隨即也提起誣告罪的告訴來反擊。在第一線的司法實務工作者看來，此類指控或是誣告罪的反指控和濫訴沒有什麼差別，絕大多數都會以不起訴收場，然看在民眾眼中不免疑惑，為何刑法明明訂有誣告罪，為何濫訴風氣仍然盛行，難道誣告罪沒有遏止濫訴的效果嗎？要解答這個問題，得從誣告罪本身的歷史開始講起。

誣告：維護司法秩序的古老罪名

古今中外，無論是古代中國或是德國、日本，在國家會行使司法權來追訴犯罪時，就會設有誣告罪的相關規定，來防止本罪被濫用以構陷他人。以中國來說，早在先秦時期的《周禮》中，就有提到所謂「邦誣」的概念，意指「誣罔君臣，歪曲事實」的行為；後來秦律也有提到「誣人」用語，著名的《睡虎地秦墓竹簡》就有記載「誣人盜一豬」、「誣人盜直廿」等案例；《漢書》、《後漢書》則有零星片段記載，顯示當時誣告和殺人一樣都是重罪。

有較多資料顯示法律明確規定誣告罪者，見於唐律，《唐律疏議．鬥訟》中將誣告區分為「誣告謀反、大逆」和「一般性誣告」兩類，宋代基本上承襲唐代立法，為保障統治權，規定日趨嚴苛，往後元代、明代、清代則更加細緻化¹。

對於誣告罪的量刑，歷來以「誣告反坐」為基礎，如前述秦代《睡虎地秦墓竹簡》就是如此記載，往後漢代、南北朝亦是如此，唐律以降更依照誣告他人之罪責情節，更趨細緻化²，區分為全罪誣告、誇大犯行的誣告、司法人員與囚犯所為的誣告等³。到明清兩代誣告刑責除反坐之外，還依情節加重處罰，處罰的誣告行為、種類更多，誣告者視情節還要對被誣告者為經濟賠償，然明清兩代卻被文獻認為是誣告風氣最盛的時期⁴。

無論是古代中國或是德國、日本，在國家會行使司法權來追訴犯罪時，就會設有誣告罪的相關規定，來防止本罪被濫用以構陷他人。圖／美聯社

之所以明清兩代誣告罪形同虛設，沒有發生遏止誣告的效果，文獻認為在於：

（一）司法機關抓大放小，對於中下階層來說，訴訟是唯一爭取權利的方法，他們沒錢賄賂官府，只能透過誇大情節，迫使官府願意處理他們的提告，誣告其實是他們捍衛權利的手段⁵。

（二）受理案件的州縣基層司法機關本就積案累累，但誣告屬於重罪，最終刑罰、罪名要交由上級決定，如果嚴格依照法律條文，對論以誣告重罪，案件就無法快速終結，積案勢必更多，大量案件未決，看起來就像這個地區治安不好，會影響影響官員的考核、升遷，甚至如果上級認為本件根本不是誣告，基層官員還有責任，綜合考量下，對誣告之人往往不以誣告處理，避免政治風險⁶且保留時間、精力處理其他重大案件⁷。

（三）明代《大明律》開始保障「訟師」此種替民眾撰寫訴訟的職業，不懂法律的民眾可以委任訟師協助撰狀，避免有人「愚而不能申冤」，但訟師為求吸引客戶、獲得勝訴，往往教導民眾誇大案情，形同無賴訟棍，也是司法機關誣告案件大幅增加的原因之一⁸。

誣告罪不易成罪的司法現況

時至今日的台灣，誣告早已不採過往的「誣告反坐」原則，而依現行《刑法》分成第168條「普通誣告罪」，和第171條第1項的「未指定特定人誣告罪」。前者和偽證罪相同，法定刑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由於《刑法》第41條第1項允許得易科罰金的刑責，限於最重本刑五年以下，普通誣告罪或是偽證罪此種最重本刑可達七年者，有罪刑度無論如何，均不得易科罰金，除非易服勞役，否則無法以簡易程序、簡式審判結案，比什麼普通竊盜、普通傷害、侵占、詐欺、酒醉駕車等麻煩很多。

根據統計資料，偽證誣告罪章的起訴率不到二成，相較這十年來整體大概五成的起訴率，可說相當得低，一審判刑機率約七成也遠低於整體案件的九成到九成五。且誣告偽證罪章的案件數量還逐年減少，十年來從每年五千多件降低到不到四千件，和整體案件逐年增加的趨勢，十年來從不到四十萬件增加到超過五十萬件，恰恰相反。

示意圖。民進黨苗栗縣長候選人徐定禎（中）25日開記者會，針對總部發言人、總幹事遭對手陣營提告一事提出回應。圖／徐定禎競選團隊提供

誣告之所以不容易成罪，有認為是最高法院所加諸重重限制所致，長年以來司法實務認為：

……刑法的誣告罪，固然除了必須申告人所訴的事實，具有不真的客觀情形外，還須有明知非真而故意虛構，誣陷被訴人的主觀犯意，才能成立；若純因不懂法律，出於誤解，或懷疑事實，為求釐清而申告，縱然事後查明無何不法，尚無因此反坐誣告的餘地……。
。⁹

白話來說，就是誣告罪要能成立，除了誣告內容客觀上要與真實不符，誣告者主觀上還要是「誣陷他人」才算，如果是因不懂法律條文、出於誤解、懷疑事實等狀況去提告，即使提告不成，對方經歷重重偵查、審判程序獲得不起訴或判決無罪，最高法院都不認為造成此結果的提告者構成誣告罪。

舉例來說，有被害人某甲懷疑自己是被某乙打傷，提告後發現某乙是無辜的，當時根本不在現場，某甲提告某乙涉嫌傷害的告訴行為，某甲也不會因為某乙不起訴、判決無罪而成立誣告罪，因為那是某甲「出於誤解或懷疑事實」。

再舉一例，像是有被害人某甲遭某乙辱罵，憤而對某乙提起妨害名譽罪的告訴，但檢察官或法官認為辱罵內容屬於合理評論，認定某乙並無任何刑事責任，某乙也不能反過來主張某甲是誣告，因為那是某甲「不懂法律」。只要沒有客觀上與真實不符，或是主觀上沒有刻意歪曲事實，無論民眾如何提起刑事告訴，原則上都不會構成誣告罪。

上述說法看似有理，但姑且不論告訴內容是否不符合客觀真實還容易證明，要認定這時告訴人主觀上是「誤認」，還是「刻意歪曲」，就難了，只能由承辦的司法人員自由心證而斷，法官檢察官認為被告是誤認，誣告就不成立，是刻意歪曲，就要起訴判有罪，此時正好與明清兩代誣告罪形同虛設的背景不謀而合。

示意圖。民眾黨新竹市長參選人高虹安（右）日前到台北地檢署控告《鏡週刊》加重誹謗罪、違反選罷法意圖使人不當選罪。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之所以這樣講，在於：

（一）民眾會提告刑案，常常是為了捍衛自己的民事權利，將原本民事糾紛的內容誇大為刑事犯罪，迫使地檢署和警察機關不能不處理，檢察官和警察雖然批評民眾此種「以刑逼民」的做法不妥，甚至認為許多告訴內容實際上遊走在誣告邊緣，但因為不容易去證明民眾主觀上不是「誤解」，而是「刻意歪曲事實」而已。

（二）其次，基層檢察官也好、法官也好，結案數量和明清基層官吏一樣，會影響考績，且誣告屬於重罪，不能易科罰金，處理起來比民眾誣告的輕罪還麻煩，確定判決無罪的機率還遠比一般案件大，與其花時間討論民眾提告是否另外屬於誣告，不如直接把提告內容不起訴處分結案就好，別找自己麻煩，最高法院的判決恐怕只是為了回應基層司法人員的需求而已。

（三）明清訟師會為了接案，教導民眾誇張犯罪事實，現代法律工作者就不會嗎？如果有律師認為案子只是民事糾紛，不願提告刑事，民眾想當然會另尋高明，找一些願意替他們誇張訴狀內容，惡意提告的黃牛訟棍。結果造成這十年來刑事偵查案件越來越多，但地檢署起訴率卻越來越低的詭異現象。

遏止濫訴，還須別的處罰手段

誣告罪礙於各種因素，不足以遏止濫訴，為避免刑事案件不斷增加，濫訴案件阻礙了檢警追查其他案件的人力與資源，政府仍有必要以其他方法來遏止民眾的濫訴，像是強化民事訴訟和執行，捍衛民眾權利的效果，或是對於惡意提刑事告訴不成的民眾，雖不構成誣告，也應支付地檢署相關程序費用，仿效民事訴訟以訴訟費用遏止濫訴一樣，否則往後十年若如過去一樣，刑事偵查案件再增加十萬件，全國檢警勢必更分身乏術，真正受害而尋求刑事程序的民眾恐怕難有及時而有效的救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