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培苓／言論自由的代價，是生命？——我記憶中的1989

（※ 文：呂培苓，媒體工作者）

這一年，現在想起來，最先發生的大事，大概是1月7號日本昭和天皇的逝世。

過年除夕，我的阿嬤在晚餐時，很感慨地用日語說「昭和都過世了」。阿嬤微瞇著眼，第101遍地說著戰爭空襲時躲在防空洞玩沙包啦、糧食配給很苦啦、日本警察很兇啦，然後時光一定會順流到國民黨的軍隊拆了我們雜貨店的門板當床板、強迫街坊婦女去洗他們的臭棉襖臭棉被等等。

屬於阿嬤時代的人生悲喜劇，就像泛黃的老照片，模糊且遙遠；而屬於我的人生，熱熱鬧鬧地正要登場。過完年，我又到台北讀書了。

屬於我的人生正要開始

這一年，我在中興法商（今國立台北大學）讀社會學系二年級，我參加了兩個社團，一個是西洋劍社，完全出自浪漫的想像；一個是法商青年社。

我在青年社擔任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的院刊編輯，後來因為「不肖」的學長姐刊登了太多要求教官退出校園、要求學生自治之類的文章，就「被停刊」了。我們原班人馬另外申請了一個新的社團，籌備新刊物《福爾摩沙》的發行。

當時我們沒有經費，得自己去拉廣告。還記得跟著學姐到合江街上的眼鏡行、印刷店拜訪，一家一家詢問「老闆，你好，我們是法商的學生……，請問要不要登廣告？」

回想起來，拉廣告這件事情在我「轉大人」的生命歷程中，或許應該被記上一筆。從高中的《雄女青年》，到大學的法商青年時期，不管是文學創作，或撰寫青澀但熱情的時事評論，我們一直以來只需負責「文青」就好，完全不須擔心經費，因為經費是學校給的。

但自己辦刊物就不一樣了，我們得去找錢，不管是拉廣告也好，跟老師們勸募也好。當年學長姐也不過21、22歲，就有那麼大的毅力及動力，為這個異議性社團的存續找生路。現在回想起來，當年的我們究竟是有多麼想「發聲」呢？

很多年後，每每在書局看到封面上畫著馬克思白白大鬍子的《資本論》，就會想起當時社團辦書展時，還偷偷把一些「禁書」夾帶在裡面。比如這類左派書籍，遇到教官來巡視時，我們就用紙板、書包雜物堆疊上去。晚上還會輪流帶著睡袋睡在攤位旁邊，除了怕有人偷書，主要還是怕書攤子「被整碗端去」。

1989年的時候，我已經不再是「純蠢」的文學少女。浪漫的詩詞歌賦被擺在一邊，「文」，必須載道才是好文。從高中開始關注的《人間》雜誌餵養了我——鹿港反杜邦、台電工人的輻射安全、後勁反五輕運動等等。

文學的力量是非常不可思議的。更早以前，或許要追溯到高中時期讀文天祥的《正氣歌》：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那種孤臣孽子的吾道雖孤也要堅持的決絕；或是林覺民寫的《與妻訣別書》：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那些戀人之間的生離死別，那些動盪大時代覆巢之下無完卵的無可奈何，已在小少女的心裡萌芽了。

我想，當時國立編譯館選這些文章，大有帶著儒家君君臣臣教忠教孝的意味；但是對於成長在1979年台美斷交、美麗島事件之後的我們這一代，政治與社會運動逐漸頻繁的台灣，那些從小被教出來的「氣節」，就與身邊真真實實的台灣社會脈動合流了。

我聞到了死亡的味道

1989年過完年，大二下學期。為了爭取刊物不送審、邀請異議人士來演講的校園學術自由、以及呼應校外大社會要求國會全面改選的呼聲等等，我跟著社團的夥伴發傳單、拿著大聲公演講。

不像我的學長邱毓斌（現為屏東大學副教授）、我的同學邱花妹（現為中山大學副教授）是天生好手，我不擅長面對群眾演講，拿起麥克風總覺得舌頭打結、肢體僵硬，但我是很好的「側翼」。

大二上學期社團招生活動，我在輪到西洋劍社上台的時段，讓當時還無法在學校「合法立案」的「福爾摩沙社」上台招生。當然，後來就被教官請去曉以大義：「同學，我是為了妳好，將來這些資料都會跟著妳的一輩子。」

但我沒有辦法想到遙遠的一輩子。外面的社會已像一鍋沸騰的水，咕嚕咕嚕，沸騰不已。

隨著1987年1月底開始的二二八平反運動、4月鄭南榕在金華國中演講，公開表達「我叫做鄭南榕，我主張臺灣獨立！」、1988年12月《自由時代》雜誌刊登《臺灣共和國憲法草案》等。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之後的重大政治禁忌一一被衝撞，1989年接任總統大位才一年的李登輝，在澎湃的民意與國民黨舊勢力的衝突之間，挺得住嗎？

1989年4月7號傍晚，社團召喚大家集合，在同學租房子的國宅客廳，聽說鄭南榕死了，自焚而死，為了爭取100%的言論自由、挑戰違憲的出版法。我清清楚楚記得心頭一陣顫慄——我們是有多麼想要說我們想說的事情？有可能，代價是生命？

5月19號，下雨，鄭南榕出殯。白色的布條、黃色的菊花、悲愴的演講透過廣播時遠時近，社團的大家在人海裡走散了，我走得有點累了，一股燒灼的味道沁進鼻腔呼吸道，周圍的人群開始騷動，我被推擠的往後退。

「燒甚麼呢？」我問一位迎面而來的群眾，「燒人！」頭綁白布條的男子匆匆走了。後來我才知道是詹益樺自焚。

這次，我聞到了死亡的味道。

然後，發生了天安門事件

回想起來，大學四年得到的知識幾乎都是從社團與街頭的學習來的。社團固定每個週三晚上的讀書會，教我學習用政經發展的結構看歷史與社會的變遷；街頭的遊行是真實的「田野」，教我看到「變遷」是如何發生的。

我和社團夥伴的學習在當時學校的同學中是「一小撮搞怪學生」，有時我們在窄窄的合江街發傳單演講，兩旁教室的同學居高臨下俯瞰我們，有好奇、有支持，但大部分是保持距離。

然後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了。

這次，綁白布條靜坐的不只是我們「一小撮搞怪學生」，大家都被坦克車前面的肉身「王維林」所震撼，《龍的傳人》的歌聲在校園擴散：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它的名字就叫中國；古老的東方有一群人、他們全都是龍的傳人。

我和社團同學一起寫白布條、畫海報，對這樣殘忍血腥鎮壓的悲劇感到憤怒與悲傷。但我心裡有另外的聲音——同學們對中國的民主運動如此同情，為什麼卻看不到身邊為台灣爭取自由的努力呢？

六四的相關新聞，作為對腐敗中國的正面宣傳，在媒體上餘波盪漾。但很快的，更多的世界大事情衝擊著新聞版面——西藏流亡政府領袖達賴喇嘛得到世界諾貝爾和平獎、柏林圍牆倒下、從我有記憶以來誓不兩立的美俄關係發生改變，美國總統布希與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碰面。

世界和平了嗎？而台灣安全了嗎？

別讓台灣的言論自由成為過去式

我的1989已經結束30年了。如今在台灣，言論自由已像空氣一樣，稀鬆平常。從民視到公視，做專題檢討政策、批評政府作為，從不擔心會「被怎樣」。

而10年前因緣際會，我也開始接觸中國與香港的異議人士，第一個採訪的是中國前總理趙紫陽祕書鮑彤的兒子鮑樸；又認識了前中國法政大學講師、後來出逃美國的吳仁華，他們是六四風暴的受害者。

之後在李惠仁導演工作室拍攝《併：控制》，也接觸了中國維權作家寇延丁、應亮導演、新聞界前輩程翔、香港銅鑼灣書店老闆林榮基，以及戴耀廷、陳建民幾位教授，他們是六四以後，中國從沒停歇過的專制體制下的受害者。

「被跟蹤」「被失蹤」「被恐嚇」「被囚虐」，這些在台灣都已是過去式，但在中國還是進行式。記錄著他們的遭遇，常常入耳驚心，我很擔心，爭取言論自由，在將來的台灣，難道還要再重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