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益行旅串起兩岸交流——記走路的人寇延丁

第一次見到寇姐，是年初她徒步旅行來到美濃的時候，朋友聯繫我當地陪。第一次見面，寇姐穿著一身運動風輕裝，令人印象深刻。

實際上，從我2013年還在北京時，「寇延丁」大名就已如雷貫耳，寇姐長年活躍於中國大陸的公益圈，從90年代就開始參與推動中國民間社會的公益發展，算是中國第一代的公益人¹。

2014年，台灣爆發318學潮，緊接著香港爆發雨傘革命，寇延丁因受聲援雨傘革命的朋友牽連，遭到當局拘捕，在審訊128天後獲釋，身心俱疲。2016年底，在台灣民主基金會與中正大學邀請奔走下，她獲准以訪問學人名義來台一年。

一年過去的十一月底，台北冬季濕冷，在復興南路的咖啡廳裡，寇姐分享她這一年內以近距離、慢速度下所觀察的台灣。她在台灣一年的所見所感都有專欄連載，有如一碟碟清爽可口的小菜，隨著她的視角直切台灣社會各種小社運、小革命。

確定她的歸期，惜別的酒聚卻顯不捨，此去一別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再聚？忍不住回想起這一年與她的相處情形。

走路的人

我曾半玩笑半認真地說，寇姐給我的形象是「走路」，第一層意義指她是熱愛健走的人，她對香港毅行者運動有著信仰般的虔誠，深深烙印於其生命之中。

第二層意義說出來有點冒犯，指的是「跑路的人」，她這一年在台灣的訪問，某方面理解意義也是如同避禍流亡的「出國深造」。

第三層意義是「奔走的人」，如同寇姐綽號女版「阿甘」，說走就走毫不遲疑，有時比男人還爺們，有北方人大而化之的性格，是個剛毅果決十足的「女漢子」。

曾以為寇姐可能基於初來台灣的熱情，頻繁的四處奔波終有疲乏一日，沒想到一年下來，在台灣徒步旅程累積超過四千公里，單車環島一千餘公里，踏訪過的角落有許多可能連我都未聽過，實在令人汗顏啊！

特別是喊了幾年要走的阿朗壹古道，沒想到最後還是寇姐——一個中國大陸來的過客——帶上我走完這一遭，內心暗自慚愧。

在台灣的一年內，寇姐介紹中國公益人與中國民間社會發展的講座總計超過五十場，不僅用心交陪，她所搭建的網絡對兩岸社會的認識與理解更起了關鍵作用，在台灣注入一股新的力量，有望在未來產生微妙的作用。

卸下政治框架，看見兩岸民間社會交流

寇姐曾經當過兵、做過工人、也是行政機關職員，毫無疑問地她是一個熱愛中國，並對未來中國懷抱理想，同時願以民間身分推動中國社會變革的公益人。

在台灣的統獨意識框架內，一部分人只看到中國的現代化、帶來的龐大財富與發展機遇，另一部分人則是只看到中國的霸道與強橫，感到憎惡與恐懼。這兩類人對中國公益人與中國民間社會的發展，唯一共識或許就是「不感興趣」。

這樣的感觸，寇延丁感受自是深刻。這一年內，她察覺到無論是望向「富庶中國」的一方，或是對「霸道中國」嗤之以鼻的另方，同樣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存在理解的誤區——甚至有些人固執地仍不相信中國有所謂的「NGO」與「民間社會」存在，遑論對其「可能性」的發展，在他們的眼中更是無稽之談。

而寇姐的貢獻之一，就是讓一些台灣人看到中國社會的存在，以菜餚、釀酒、演講與座談分享共同的價值。

對當前台灣社會而言，這或許是最迫切需要的一劑酵母，讓台灣人得以跳出統獨的國族／政治框架，面對台灣與中國社會可以共存的價值——如健康的食物與生產環境、更公平與扶助弱勢——以獨立書店與思想沙龍為介質，將各種自由思考、美好與溫暖的事物傳達予與會的民眾。

在兩岸關係停滯不前的當下，以市民的交流建立起彼此的連帶，相互理解與寬容，和平作為基礎也才有可能。一旦兩岸情勢惡化時，也才有力量阻止政客的愚蠢行為，如何維繫亞洲的和平，並持續文明的發展，這些都是兩岸社會亟待思考的課題。

一個中國公益人所映照出的時代縮影

如同吳介民在2012年曾提過的「第三種中國想像」，雖然中國社會在近年遭遇空前的打壓與限縮，然而寇延丁來到台灣，憑藉著共同相信的理想價值，依然贏得了不少的友誼。而這個「想像」，則透過寇延丁的形象具體落實為有血有肉的真實存在。

2013年始，中國社會的發展開始受政策限縮。我在2016年重返北京時，看到曾經意氣風發的朋友在這三年間的改變，消沉落寞的模樣叫人難受。然而在寇延丁身上，我看不到一絲因為環境改變或自身遭遇而顯現的悲觀。

作為二十年來站在NGO第一線的公益人，她同樣有著對當局憤慨的一面。她說，在她五十歲這年將她扣上「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罪名，無奈使她的公益實踐之路必須中止，想到此，她依然相當不服氣。

內心的不平之鳴並未擴大為恐懼與憎恨。寇延丁在案後有段時間曾遭到出境管制，使她無法參與她所熱愛的香港毅行。於是，她靠著徒步一百公里作為療癒自我的手段，維持內心平衡，不任由它被沉重情緒壓垮、塌陷。

我在她書裡讀到她的愛與寬容，一般人的理解可能是面對權力的「被動適應」，然而在她剛毅的性格上，我看到的是紮紮實實的日常實踐。她形容自己癡顛，但如果沒有對中國社會的大愛而放下執著，人如何不瘋癲？

她演講時總會提醒聽眾，她是一個只有高中文憑的下崗女工，我卻在她身上看見的是慣於承受逆境，既不憤恨也不失意惆悵，更不狹隘於自身利益或意識形態，而使其產生與中國社會現實脫節的想法。

這種經歷磨難保持高度自省、堅毅卻不失溫柔的柔韌，我曾在幾位中國公益前輩身上看到這種磨除掉菁英傲氣的身段。

這使我稍稍理解時代背景對人的塑造，寇延丁有她們那一代人從90年經歷時代滌盪，從文革、六四歷史苦難中走過來所產生的堅韌，這跟年輕一輩直接自2008年後國際組織大量進入中國，承接時代機遇大鳴大放的時代有所不同。

觀照民主的價值

往來兩岸參訪交流的NGO人士眾多，流亡海外的中國民運人士、作家不知凡幾，但是能夠在中國具有二十年的草根實踐經驗，又能以一年的時間踏遍全台，串聯起人際網路之綿密，實為少見。

寇延丁試圖繞開「天龍國」群聚的專家、大老、媒體、學者，試圖從角落了解台灣社會力的日常根源，因此特別從地理邊陲——屏東公共事務脈絡開始梳理。

發揮公益人好管閒事本能、加上常常令人措手不及的行動力與她任俠一般（無利害關係）串聯與號召力，走到哪裡不忘捲起一票英雄好漢跟著她走。

聲援恆春張家古厝的保存運動，訪談守護農地的素人鍾老師了解小社運的小細節，走訪恆春後灣黑貓姐的陸蟹棲地保存案，這個身著跑裝的旅行者南下串聯，也曾一度讓屏東縣府颳起一陣落山風。

她在媽祖繞境裡面理解信仰文化建立的信任、互助與體貼，在日常反覆實踐下養成台灣社會的自我組織能力，「社會具有吸納社會變動消解危機的能力」；對台灣社會的觀察感受，除了的讚嘆羨慕，隨著深入理解民間社會網絡與各種實踐運作紋理，也多了幾份惋惜與批判。

李明哲被捕的事件是一個轉折，寇延丁驚訝於台灣社會居然如此冷漠，奮不顧身的持續撰文聲援。此舉令我十分慚愧，捫心自問，李明哲事件、或說連寇延丁也都是一面鏡子，在困難的時刻照映人心。

相較之下，她對該起敏感事件的大動作讓人看的十分擔心，寇延丁同樣也是遭指控顛覆國家政權罪，所以當李明哲面對同樣嚴酷指控時，我感覺她如同看到當年獲罪的自己般，不能不採取救援行動。

即便是民主社會，各種價值多元並陳，但是只要談到中國卻只能喪失思考能力，有些人乾脆迴避不談，厭惡背後藏著恐懼與仇恨，她認為這是台灣社會面對中國不得不迴避的成年禮。

帶台灣人重新看見第三種中國

從台灣人的角度來看中國，有充滿商機的中國，有令人憎恨恐懼的中國，也有充滿希望的中國。適逢最近中國大陸提出要給台灣「準國民待遇」，但或許台灣大多數人真正在乎的也未必是所謂的「發展機遇」。

我想起孟子所說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當一部分人趨利而前往中國時，仍有許多人，無法被兩岸紅利所吸引，寧可在台灣過著平靜小日子。

中國有自己的問題，正在尋找自己的出路。寇延丁讓台灣看到一個熱情執著的中國公益人形象，也願意祝福並期待中國社會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這或許是寇延丁這一年帶給兩岸社會重要的價值。

當然了，在台一年，對她應該也有頗大衝擊。台灣人不喜歡一碰面就談國家興亡，所以她四處教人做山東菜釀水果酒，寇姐這一年可謂酒友滿天下。

我對她的改變印象最深刻的是她逐漸軟化的北方口音，看來是在台灣待久了也調和了不少，有一回她柔聲柔氣對我說話，我反而很不習慣的說：

「寇姐，您怎麼講話變成了這樣，您沒事兒吧？」

• 所謂的公益人，在中國的語境脈絡裡，相當於是體制外的一股民間力量，從早期的公民社會、非政府組織，到現在被《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慈善法》所重新框限的民間慈善團體，有著複雜但適應中國國情變化的自主發展脈絡。可參見筆者「環保撬動中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