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風暴裡找路：李明哲案與被掐緊咽喉的中國民間

李明哲事件在現階段的輿論討論下，我認為尚缺乏對當代中國的理解與關注，這反而使我們看見台灣社會對識認中國的匱乏。面對日益頻繁的兩岸往來，台灣社會除了在既有思考框架外，更需要去理解當代中國社會如何變化。

中國近年民間社會發展的險峻情勢

在民間自主的營救運動中，除了一味地批評中國的人權問題之外，面對中國崛起後的治理危機與社會發展困境，筆者認為吾人還需更進一步去理解中國社會大環境的轉變，進入當地的歷史脈絡後，才能深入去理解問題的源由。

2012年習近平上台之初，可能是全中國言論自由最寬鬆的時刻，然而，或許是為了擺平政敵也為了穩定局勢，新上台的習近平開始收束言論空間，當時不少在微博上火紅的公知名人漸漸轉趨低調。而對外先是劃設東海識別區後再來便是南海建島礁，透過宣揚主權建立威信藉以穩定軍心。以過往的經驗看來，中共政權隱約有個「先硬後軟」的邏輯，先是得以強硬的宣示與行動立下威信，而後才能有對內彈性調整挪移的空間。

接著，來到2013年，當時微博上的言論空間日益限縮的動態相當明顯，而2014年先是台灣爆發太陽花、後是香港雨傘革命，港台接續爆發反彈的群眾運動，促使北京警覺必須壓抑這些群眾運動對中國可能帶來的鼓舞或示範作用，遂於當年底於中國境內活動的NGO組織，其活動空間明顯遭到更嚴格的限制。

2015年的709事件轟動一時，那些敢於挑戰政府的維權律師、記者、資助者遭到肅清。而此事件也導致民間社會裡開始產生裂痕，一些尚在安全範圍內的NGO團體開始呼籲行業自律，使得以權利倡議為主要業務的組織也漸不容於NGO的行列中——公益行業以自我審查的為名的自清運動，才是權力治理手段的極致。

崛起的中國看似強大，卻也很脆弱。在過去幾年，這些境外組織傳達的理念與浥注的資金使民間力量日益壯大¹，為避免民間社會凝聚成一股政府無法掌握的力量，官方回應它的方式就是將其納入國家統合治理的範疇。對內，以《慈善法》為組織寫下定義、劃定活動空間與資金籌設方式²，而對境外組織的活動則另以《境外NGO管理法》設下一個嚴格的監管制度。

中國的「李明哲們」

有諺語說，一個人死亡是悲劇，但是如果是成千上萬人死亡則是數據。在這個險峻的情勢下，台灣NGO工作者李明哲的被失蹤，無疑是為中國對境外人士以民間交流形式侵犯其對內統治權威的一種示警與懲戒。

實際上，台灣這邊只看到一個李明哲，卻沒有看到成千上百位中國改革派人士被關押在黑牢當中，這些直言不諱、勇於異議的中國NGO工作者暴露在高度風險中，而自我審查的無形監牢更是無影隨行，他們只能在越來越狹隘的紅線當中開展工作，不然就得面臨隨時可能被失蹤的風險。

透過官方立法定義，非政府組織與公民社會很可能已經成為過去式，取而代之的是以公益、慈善等「和諧社會」的概念削弱公民社會的可能。本來民間社會是有可能成為中國政府溫和的建言者，但如今看來，這樣的想望與中國社會所面對的實質處境，則是越來越為艱難。

此外，儘管《慈善法》與《境外NGO管理法》法律文件的名詞不一，但是這些管理NGO的法律有個共通點：與其說是立法，不如說是一份帶有政治意涵的文件。立法用意，通常都是對過去未被被治理到的社會空間加以修補防堵，是對既有民間組織活動範圍的示警，標示出政府可容忍的社會空間。

營救行動是兩個社會的價值對弈

命運偶然選擇了李明哲夫婦，但也是這對堅持思想與力求實踐信念的夫婦選擇了自己——李淨瑜說她不委任律師、將前往北京尋夫的時候，已經選擇了自己的命運。

李明哲跟李淨瑜夫婦的信念，在端傳媒的一篇訪談裡面有深刻的呈現，讓我理解了這一對夫婦是信仰者，而非投機者；他們堅持自己的理想與信念，絲毫不因危險或者政治算計而打折扣。

有人批評李淨瑜想出風頭想選舉，也有人說李淨瑜的高調行動遲早害慘她先生，但我想那些說風涼話的人，都沒有李淨瑜面對危機與身處高壓下的勇氣與沉穩。

李淨瑜堅持的立場，代表的是台灣公民社會發展以來最重要的核心價值，而她所面對的困局與情境，卻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對民間社會最大的控管力道。這兩股力量相互博弈、衝撞的結果，其實已非救人行動本身，而是兩個社會、文化與價值觀的微妙互動，不僅深刻照出彼此的歧異更具有歷史性的意義。

回到人性，李淨瑜的救夫義舉，讓我想起了民間傳奇故事《白娘子》，《白娘子》故事指出了世俗價值的虛偽，人性的追求與自由意志的實現，將有機會超越意識形態的框架。

李淨瑜營救丈夫的行動，這種脆弱人性所展現的撬動力道，或許有機會捲起一股不可思議的民意力量，吾人只能期待此正在形成的巨大風暴，其能量或有可能撼動侷限於兩岸關係的思考框架。

如李淨瑜所言:

台灣社會最棒的就是資訊的廣泛性和完整性，這成就了我們的生命厚度。

台灣因為有足夠開放的社會與自由的資訊流通，成就了我們的生命厚度，那我們應該有責任，以言論自由及開放社會的多元價值及包容，與中國民間社會交往並相互扶持往共好之道前進——而這或許會是整起事件所能啟發的重要喻意與價值。

• 自2008年以來，大量國際機構在中國境內資助的對象橫跨扶貧教育、婦女兒童、環境勞工，光是2013年境外資助民間機構的資金高達近百億人民幣。
• 2016年9月通過《慈善法》管制中國境內的所有民間NGO機構，透過法規宏觀地調控境內機構的法律地位、組織運作及資金籌募。2017年1月1號，施行《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將所有在中國的境外組織人員、活動與資金流向一律納入政府的控管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