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信仲／不合時宜的李登輝路線：蔡英文為何肯定蔣經國「保台」？
（※文：陳信仲，京都大學教育學研究科博士生）
在歷史面前，人們不禁會困惑於過去的謎題；然而更加讓人困惑的，莫過於當下人們無論有意無意對過去路線的承襲，這條路線的盡頭將是康莊大道亦或是死蔭幽谷，都沒有任何先知預言可供指引，或許唯有分析當下的利弊得失，才能引領人們走出歷史迷霧。
現前台灣深深走進的，是名為「中華民國台灣」的迷霧，為何這個理應矛盾的概念會被兜在一起、雞兔同籠卻不以為忤？「抗中保台」的口號與目標又為何形塑了今天衡量一切政策的標準？以及更重要的，其中的利弊得失該如何理解、衡量？筆者試圖以一篇著名的歷史論文為引子，試圖最小限度地回答這些困惑筆者（也許也是許多人）已久的大哉問。
葛蘭西如何分析義大利的統一運動
2002年一篇名為〈朝向務實的民族主義—民主化與台灣的消極革命〉（Toward a Pragmatic Nationalism: Democratization and Taiwan’s Passive Revolution）的論文當中，台灣史學者吳叡人曾試圖解釋，為何1990年代台灣的民主化與去殖民的鬥爭當中，是由李登輝主導的「穩健」獨台路線獲勝，而非新興的、「激進」的民進黨台獨路線。
吳叡人借用20世紀義大利共產黨理論家葛蘭西（Gramsci）對義大利統一運動（Risorgimento）的論點加以分析。葛蘭西認為，義大利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不像法國大革命來得徹底與激烈，是因為義大利的客觀環境（生產力低下、舊勢力猶強）使資產階級孱弱、對社會不具備完整的霸權（hegemony）。
相對於當時的奧地利帝國，義大利資產階級並不具備有效的政治、軍事領導力。因此義大利無法像法國大革命一樣，對舊政權展開革命；而只能採取漸進、折衷的策略——分化、聯合舊政權的勢力，將部分的舊勢力納入新的統治聯盟當中。這樣從上而下，且繞過大眾的革命，被葛蘭西稱為「消極革命」（passive revolution）。
葛蘭西進一步分析義大利統一運動的兩股勢力，其一是由加富爾（Cavour）所領導的漸進式的、穩健的、由上而下的改革勢力；其二是由馬志尼（Mazzini）及其激進行動黨所代表的、力求徹底變革的群眾勢力。最後的結果則是加富爾及其溫和黨挪用了馬志尼的群眾路線，領導了義大利統一運動，不過這也確立了統一後，義大利王國保守、保皇的本質，而非多數統一運動者企盼的共和國。
台灣的民主化進程
藉助葛蘭西的理論框架與歷史洞見，吳叡人教授進行了台灣案例的分析。對於1949年由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所帶來的「中華民國」，除了少數位居統治階層的外省精英，佔據多數的本省菁英力求的政治目標為國家權力的本土化，以及對中華民國這樣的外來殖民政權進行去殖民工程。
為了達成這樣的目標，中華民國非民主化不可，換言之，普選的開放將帶來中華民國的去殖民與本土化，其結果將是新興、獨立、解除殖民的民族國家。然而解嚴後的台灣，除了早先抵抗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黨外運動與民進黨的草根群眾路線之外，也出現了本省菁英李登輝及其國民黨內的本土派。離這段歷史不久的我們，早已知道李登輝的穩健路線最終贏得了中華民國民主化的詮釋權與領導權，然而背後又有怎樣的主客觀因素在作用呢？
在當時，李登輝所具備的客觀優勢是顯而易見的。首先，李登輝具備第一個台灣總統的政治光環；其次，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武力威脅（飛彈危機）；以及國民黨內外省菁英基於國內安定的需求而尋求與本省菁英合作，當時外省族群是有力的少數族群，不僅壟斷了鎮壓性的國家機器（軍隊）、還有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媒體）。
當時迫於外有中共武力威脅、國內不容內部分裂，且實力不足的環境底下，本土菁英為了本土化，不得不與外省菁英合作。這不僅形塑了台灣消極革命的背景，也說明了李登輝路線潛藏的優勢。
然而，客觀條件並不能充分說明為何李登輝路線會在民主化的過程當中取得領導權，吳叡人教授提醒了李登輝在主觀意識形態上的策略：
- 台灣獨特的主觀性：所謂「中華民國在台灣」，這不僅僅是事實描述，也闡述了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對談中「場所的悲哀」的新興自我認同。
- 國家生命共同體：二戰後新台灣人的建構。
- 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 民主化是歷史的新的開端。
- 修辭上的終極統一，台灣要保有主權，預設了聯邦制。
- 中國成為純粹文化觀念：在台灣建立新中原，交融海洋與大陸文明。
- 台獨的稻草人定義：中華民國在台灣已經是獨立國家，沒有必要再次宣布獨立。
上述總總李登輝路線的主客觀因素，除了導致1996年李登輝及其領導底下的國民黨獲得大選的勝利以外，也促成了幾個結果：其一，李登輝形塑的新台灣認同，使中國共產黨被徹底「他者化」，成為無論本省外省、國民兩黨的共同敵人，因為無論是本省外省、國民兩黨，都能被團結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抵禦中國的威脅。其二，與李登輝的競爭讓當時走體制外抗爭路線的民進黨，收斂其激進性格，走向「理性」的議會民族主義（parliamentary nationalism），「台灣的獨立建國應藉由公民投票來決定」，這樣的理念在1991年民進黨全國黨代表大會中提出的黨綱就可以看出一二。
在李登輝之後：蔡英文的消極革命
總結來說，因為李登輝，台灣的民主化以李登輝的「消極革命」路線作結，同時也形塑了今天談論台灣政治的主軸、以及台灣的政治議程。我們可以從中得知，明顯承襲李登輝路線的蔡英文總統，會說出「中華民國台灣」，以及近來熱度頗高的「抗中保台」，這些都是李登輝路線的延伸乃至變形。
然而近來蔡英文總統在七海園區蔣經國圖書館的開幕典禮上，肯定蔣經國「保台」的說詞，以及5月即將熄燈的促轉會，在在都顯示了李登輝「消極革命」的侷限與隱憂。如果跟往昔李登輝採取「穩健」路線的時代相比，恐怕只有剩下外有中國武力威脅這點是共通的，因為民進黨已經掌握國家機器。而頗受歡迎的「穩健（moderate）」一詞，其實也隱含了改革路線的「不徹底」與「溫吞」。
許多論者提及，蔡英文總統的發言，對當下面臨中國侵略威脅的台灣有其必要性，因為可以最大程度團結藍綠這兩個水火不容的政治勢力，然而李登輝路線眾所週知是懸置了威權時期國民黨的人權侵害，在必須與國民黨外省菁英合作的情境底下不予追究。
但無論政治立場為何，只要是支持人權的人，都了解轉型正義是威權國家進行民主化所必要的社會工程；沒有轉型正義，等同彰顯台灣不在乎人權侵害這樣的事實，而歷史的傷痕無法獲得癒合、族群的撕裂無法獲得和解，台灣也無法到達真正的團結。
不過筆者無意批評蔡英文總統持續走上的消極革命路線，畢竟前方等待我們的事態，會不會急需透過這樣的發言來獲得眼下的團結，沒有人說得準。但是起先以台灣獨立為志向的民進黨人，必須記得李登輝路線對於民進黨、對於台灣的本土化，代表了什麼意義？消極革命的副作用又是什麼？民進黨未竟的理想與志業，應作為歷史包袱拋諸腦後，或者一肩扛起負重前行？
這是民進黨人必須思索的課題，將目光暫時移開、視而不見只能是一時之計。身為台灣人—如同吳叡人教授在論文最後形容的那樣「耐心承受強者蔑視」的、「一同受苦與盼望」的台灣人，我們的「百年追求」，仍然未完待續，我們要繼續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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