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慧／動保要怎麼說？《動物方城市》教我們的事

聯合新聞網 動物當代思潮
圖／《動物方城市》電影劇照

為什麼談「動保要怎麼說」而不是「動保要怎麼做」？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先從《動物方城市》談起。

在2016年造成轟動的動畫電影《動物方城市》，所掀起的討論話題多半是圍繞著美國社會的族群問題，不論是認為影片成功地點出了族群間的歧視與衝突，或是批判它的處理不夠到位，都透露了「種族主義」才是這個動畫版的「動物寓言」（beast fable）真正的關切所在。1當然，若說片中的動物都只是戴上動物面具的人類，卻也不盡然，儘管動畫不可避免地涉及許多擬人化的呈現，此片還是顧慮到了真實動物從外觀到習性的一些細節，諸如綿羊的瞳孔是橫向狹長的、兔子的繁殖力極為旺盛、北極鼩鼱的孕期僅二到三週等等；2但如果因此就要把《動物方城市》和動物保護拉上關係，恐怕一方面會被認為言過其實，另方面大概也有人會認為根本無此必要。畢竟，指望透過一部娛樂片來談動保，似乎是緣木求魚？

有趣的是，在諸多關於這部影片的討論中，真的有論者認為，《動物方城市》雖然沒有直接處理動物保護的議題，但是當它巧妙地將動物描繪為「不同於人類，有著自己的根本價值」，甚至「有自己的文化、有著不同於人的慾望與需要」時，我們已經往一個對動物友善的烏托邦又靠近了一點。

這篇名為「迪士尼的《動物方城市》，動物寓言的進化」（"Disney's 'Zootopia,' A Evolution in Animal Fables"）的文章，刊登於一個專門討論動物議題的論壇，3在此我無意深究，影片中動物市民所居住的區域並不真的那麼類似人類的城市，而是分成雨林、沙漠、凍原、洞穴區，是否就如作者克里夫頓（Wolf Gordon Clifton）所期望的那般，足以提示我們「動物」不是一個同質的整體，而有著多樣的、各異的生態系統與資源需求；上述的解讀即使可能有「過度詮釋」的問題，但他的論點更值得注意之處其實在於，一反動保論述常見的策略，他並不是像過去那樣強調「因為動物有像人之處，所以理應被我們善待」，反而是去凸顯「動物和我們不一樣」。而這就將我們帶回了一開始的提問：動保要怎麼說？怎麼說比較能夠產生運動上的實效？是呼籲更多人正視動物與人的相似之處？還是尊重不同的生命個體與我們的差異？

圖／《動物方城市》電影劇照

異中求同的動保策略

這兩種不同的論述策略雖非互斥，但確實各有支持者。兼具人文關懷與生態知識的《真實的幻獸：從神話寓言中現身的二十七種非虛構生物》一書，顯然較偏向「異中求同」的取徑。4作者葛巴努．莫佳達斯（Golbanou Moghaddas）在書中介紹墨西哥鈍口螈時不忘提醒：「現存蠑螈（以及壁虎、鸊鷉和長臂猿）的身體和我們有許多共同之處。蠑螈的四肢或許比大多數人類都小而黏滑，但它們有個基本共同點：都包覆在皮膚之中，含有骨骼、肌肉、韌帶、筋腱、神經和血管」。

另外，在介紹「扁型動物及其他蠕蟲狀的生物」的專章中，他更引用了遺傳學家史提夫．瓊斯的說法——「每一個人，不論再怎麼了不起，都是一根十公尺長的管子，讓食物按一個方向進出」——來聲援他的立場：人類明知道自己是滄海一粟，又忍不住覺得自己很特別，但或許人類可以倒過來想，再怎麼精采傑出，「我們依舊和蠕蟲是一家人，別無出路」。不管是此類隱然貫徹全書的主張，或是把人類和桶狀海綿、章魚、日本獼猴一樣，列為二十七種真實的幻獸之一來書寫的做法，都顯示作者顯然希望讀者看到，人和動物並沒有那麼不同。

嚴格來說，「求同」的策略在動保的論述上可能是更主流而常見的，原因主要在於如此較容易訴諸共感（empathy），畢竟如果我們發現動物和人在生命運作的方式上、在能力甚至形貌上，都有類似之處時，或許較可能承認，動物也是有感知能力的存在（sentient being）。不過要以「相似性」做為遊說更多人投入動保的理由，卻仍有力未能逮之處。5

從運動的角度來看，對於動保人士來說，自邊沁（Jeremy Bentham）提出「問題不在於牠們是否能推理？也不在於牠們是否會說話？而是牠們是否能感受痛苦？」這個主張以來，光是「同樣能感受痛苦」這個相似性就已成為正視動物福利的充分理由，然而這種對相似性的訴求卻也一直處於「說教給信徒聽」的窘境之中，因為對於不熟悉動保議題的人來說，「人類也是動物，動物和人有某些共通的特色並不足為奇」恐怕才更貼近一般普遍的想法，也因此對很多人來說，相似性並不足以成為行動的依據，若要突破動保的同溫層，顯然不能單依靠「牠們與我們如此相同」這個訴求。

圖／《動物方城市》電影劇照

「擬人化」非動保運動萬靈丹

更不幸的是，從理論的角度來看，相似性有時還弔詭地成為動物被妖魔化的理由。如藝術家庫茲（Nicky Coutts）所觀察到的，讓昆蟲學家法布爾著迷的，螳螂那如同人一般的臉，卻只是讓牠變成科幻電影裡的外星生物原型，同樣都有三角型的頭，分得很開的眼睛，尖細的下巴與細長而靈巧的手臂。在這個例子裡，顯然昆蟲越是像人，這種熟悉與不熟悉的混合越是讓牠們對我們而言變得極端奇怪，像是「不屬於這個世界」，於是「我們越是靠近昆蟲，將牠們放在我們擬人化的眼光下觀看，奇怪的是牠們就會變得越難以被認識被掌握，而牠們也就看起來變得離我們越遠」。6

此外，日本評論者森政宏也曾提出恐怖谷（Uncanny Valley）的理論假設，認為人對於非人物體的正面情感並非總是隨著相似度的增加而提升，例如機器人，一開始或許隨其擬人的程度的升高，我們的熟悉度與好感度也會增加，但是到了一個程度之後，太過相似反而會引發詭奇恐怖的感受，而跌入所謂恐怖谷的區段，之後才又開始漸漸攀升，也就是說，他認為人對於非人所抱持的正向情感反應，會隨相似度呈現「增—減—增」的曲線，而非一直是成正比（如圖示）

圖／維基共享

但非人到底在多像人時，會開始引發排斥？又是在多像人時，可以再次從谷底爬升，讓人為之產生熟悉正面的情感？這顯然可以有許多複雜的因素介入，而不是「像人」就足以喚起共感。儘管森政弘提出此理論，主要是要研究人對機器人的感受，以做為發展似人機器人的參考，而非關注於人與動物關係研究，但是「擬人化」並非萬靈丹的提醒，卻值得我們在考慮如何「說動保」時參考。7

事實上，美國學者奧力佛（Kelly Oliver）在《動物開課：牠們如何教我們成為人類》（Animal Lessons: How They Teach Us to Be Human）一書中亦曾提醒，在談論動物倫理的時候，我們必須學習欣賞的不該只是牠們與我們的相似，還應該包括牠們與我們如何不同：「我們必須從講求相似性的倫理（ethics of sameness）出發，經由探討差異的倫理（ethics of difference），朝向談論關係與回應的倫理（ethics of relationality and responsivity）發展」，畢竟當我們探討相似或差異時，通常仍然是以人為中心、為指標，但動物倫理更需要致力的，是具焦於人與動物關係，如此才能針對相似與差異的問題重新加以思考，走向真正的、足以回應動物的一套倫理。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檢視，讓我們開啟「動保要怎麼說」此一探問的《動物方城市》這部電影，或可說已走在從「差異的倫理」過渡到「關係的倫理」的路上了？因為它同時也碰觸到不同的物種彼此該如何相互適應與共存的問題。

圖／《動物方城市》電影劇照

從大眾文化中另闢動保蹊徑

或許我們還是不免懷疑，像克里夫頓那般賦予《動物方城市》動保意義、甚至將之與嚴肅的動保記錄片《地球上的生靈》（Earthlings）與《黑魚》（Blackfish）相提並論，是否是一廂情願的投射，而要從此動畫中與動物及生態相關的細節發展出完整的動保論述，恐怕也有一定的困難。這些質疑或許都不假，但與其說克里夫頓認為單一部《動物方城市》就足以讓友善動物的烏托邦變得更有可能性，不如說他認為透過主流文化、大眾文化亦可能推動動保論述的這種「樂觀」，或能嘗試為「怎麼說都沒人想聽」的動保殺出一條不同的路。

動保議題多半涉及人對動物的剝削利用，於是往往需要揭露人們不想或不忍見的，動物受苦的處境，而即使無涉極端沉重的內容，動保予人的「說教」或「道德高調」感，亦是「圈外人」會裹足不前、拒絕涉入的原因。在此情況下，如果有更多大眾影視作品能經由較輕鬆而不至於引起抗拒的形式，帶入動物保護的核心概念，而有更多論者可以「借題發揮」，把議題延伸出去，這將不失為一種突破同溫層的論述方式。

當然，這種做法並不是，也不可能取代傳統的、嚴肅而深刻的動保論述，但它務實地面對了現況：如果希望更多人「做」動保，動保人不妨學習更多元的方式來「說」動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