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潔／「如果歷史天使是一隻狗」：從《野犬傳命》省思澳洲大火

自去年9月開始延燒，並造成無數動物死傷的澳洲大火，近日終於在暴雨之下稍微得到若干緩解，今年1月中的報導指出，仍在燃燒的火場數量從120處減少到88處。

儘管伴隨暴雨而來的可能是後續的土石流災情、水域汙染、魚隻死亡，甚至閃電也帶來新的風險，但對名符其實處於「燃眉之急」的澳洲來說，多數人仍期待著大雨至少能先對火勢帶來控制。

澳洲大火，燒出動物存續危機

不過，在大火近乎失控的情況下，逃過火劫的動物仍可能因與人爭水而遭到「數量控制」，日前撲殺駱駝的行動就引發頗多關注。

由於長期乾旱，尋找水源的駱駝對原住民聚落造成威脅，南澳州（South Australia）西北部的「阿南古之地」（Anangu Pitjantjatjara Yankunytjatjara, APY）因此撲殺了5千隻左右的駱駝。當地行政主管金恩（Richard King）表示：「身為這片土地的管理人，我們必須對付有害的外來動物，以保護我們社區的珍貴水源，將我們的孩子和老人以及本土動植物的生存放在第一位。」

與此同時，新南威爾斯州（New South Wales）為搶救瀕危的刷尾岩袋鼠（brush-tailed rock-wallabies），除了選擇在災區空投大量食物，同樣表示「如有必要，也會加強管控掠食動物的數量」。

另一方面，之前被視為數量過多並造成農損的東部灰大袋鼠（Eastern Grey）及西部灰袋鼠（Western Grey），原已被維多利亞州（Victoria）宣布永久開放有照獵人合法捕殺，再製成寵物罐頭，則因大火死傷慘重之故，撲殺計畫暫時喊停。

至於同樣曾被維州判斷數量過剩，導致糧食不足的無尾熊，幾年前在奧特威角（Cape Otway）也有數百隻因健康不佳被施以安樂死，如今則因大火災情幾乎與棲地重疊，可能面臨瀕危命運，甚至有民眾連署呼籲將其搬遷至紐西蘭。儘管該提案被兩國認為並不可行，但上述種種措施與呼聲，都可看出這場大火，將澳洲動物的存續燒出了重大危機。

死神鐵絲網

身為命運共同體，澳洲野火對於已不足以用「變遷」形容的全球氣候與生態，自然有著難以具體計算的傷害和影響。儘管對遠方的民眾而言，這段時間的各種消息，混雜著詐騙募資、錯誤、合成或根本時空錯置的照片，讓人難以對災情擁有充分與準確的判斷和認知，但在網路廣為流傳的圖像中，仍有一隻燒成焦屍、掛在鐵絲網上的小袋鼠，深深震撼了許多人的心。

這張由攝影師布拉德（Brad Fleet）拍攝的照片，位於阿德萊德山（Adelaide Hills）的Cleland Conservation Park邊境圍欄，相較其他同樣令人不忍卒睹的災情照，格外令人心碎，不只是因為小袋鼠的年幼，也因為這懸掛在鐵絲網上的死亡，難免令人想像鐵絲網的另一端，意味著活下去的可能性。鐵絲網上的袋鼠之死，其實更指向了一個隱藏在大火中的議題，那就是「死神鐵絲網」何以存在，又如何成為一種當代人與動物關係的隱喻。

黛博拉・羅斯（Deborah Bird Rose）的《野犬傳命》（Wild Dog Dreaming: Love and Extinction）一書，在大火延燒的此刻，不只讀來格外感慨，書中以澳洲野犬（dingo）為核心帶出的澳洲原住民生態思維，或許也能提供一個思考澳洲野火議題的不同切入點。

《野犬傳命》的英文版封面，是一隻昆士蘭內陸灌木叢中的年幼野犬，靜靜地坐在鐵絲網後；中文版封面以畫作呈現，但橫亙在讀者與野犬雙眼之間的圖像，仍是那佔據書頁中心位置的鐵絲網。

羅斯選擇以鐵絲網作為讀者與澳洲野犬相遇，或者說阻礙讀者與其相遇的起點，自有其深意——畢竟，新南威爾斯主要的澳洲野犬族群保育計畫，就是「將之列為必須剷除的全國性有害動物」（頁2），澳洲野犬如今在澳洲面臨著被毒死、設陷阱等各種「控制」和剷除的遭遇。

鐵絲網並非澳洲野犬所要面臨的唯一威脅，但卻是最具象徵意義的。更重要的是，它所影響的動物不僅限於野犬。新南威爾斯由1949年開始納入管理的圍籬，已有5,400公里長，宛如「生態界的柏林圍牆」（頁91），造成許多動物因為無法通過而死亡，2001年1月的高溫，就曾讓上千隻的駱駝、袋鼠和鴯鶓在尋找水源時死於圍籬邊（頁91-92）。

此次澳洲野火期間，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ABC）攝影師麥特・羅伯茲（Matt Roberts），在社群媒體上分享的災情中，小鎮巴特洛（Batlow）路旁成群試圖衝破圍籬的牛羊屍體，無疑更是令人哀傷的反諷畫面——原本為了保護畜牧業免受野犬威脅而設的鐵絲網，卻成為阻擋牛羊逃生的最後一根稻草。

或許有人會認為，野火災情乃是「特例」，用來批評鐵絲網的設立並不公平，畢竟用鐵絲網阻隔的目的之一，是為了保護牠們，並一定程度地減少人獸衝突對野生動物帶來的威脅，但圍欄設立確實需要更多評估，帶來的風險亦不容否認。

不過對羅斯而言，鐵絲網的威脅與其說是造成野犬的死亡，不如說它們的存在象徵著人與野犬連結性的消失，讓生態和解不再可能——於是，鐵絲網投影出的死亡陰影，既是野犬的，也是我們的。

不過，連結性的概念，幾乎已是當前討論生態危機的作品必備的關鍵字，《野犬傳命》一書真正的獨特之處在於，羅斯的論述系統固然兼容了相當多理論家的概念，但她以澳洲原住民的世界觀，再結合敘事的概念，所連結出「生態存在主義」的哲學思考，不只充滿深刻的省思，書中拋出的許多探問，對於此刻的我們而言，更是不容迴避的當務之「思」。

《野犬傳命》：關乎人如何回應他者的倫理

《野犬傳命》的核心概念，自是「傳命」（Dreaming）一詞。Dreaming指的是「澳洲原住民描述造物主、起源、創造的過程、誕生和成形」（頁14）。

在原住民的概念中，無數的族鄉（country）在創造的過程誕生，大地上充滿著創造者交錯走過的路徑，他們有時是動物的形體，有時是人類，每一個族群的始祖，就是所謂的「傳命者」（頁23-24）。因此，羅斯的原住民友人老提姆強調，狗和人有共同的祖先，「澳洲野犬的父母變成原住民，白狗變成白人的小孩」（頁10）。

不過，羅斯對原住民生態觀點的呈現，並非意在浪漫化這種傳統生態智慧，而是吸收了「傳命之律」（Dreaming Law），將故事、歌謠、儀式傳承下去，而歌謠與故事，正是創造連結性的重要途徑，路徑的數目越多，複雜性與多樣性就越高（頁15，18）。

因此，羅斯透過老提姆的故事、哲學家舍斯托夫（Lev Shestov）的故事、聖經的故事、柯慈的故事、列維納斯的故事……交會出人與狗之間連結性的多重樣貌，而在這些不同的路徑中，她進一步引入死亡敘事的概念去理解與詮釋故事背後人狗關係之變異。

羅斯認為，在澳洲原住民的生態哲學中，涉及多物種的親緣關係，「因為神是人，人又是狗的後代，因此神是狗的後代」（頁148），此種親緣關係中，每一隻死去的動物，都是某人的家人（頁28）。死亡不只意義重大，也導向不斷新生與創造的未來。

而以生態學的角度來看，死亡同樣意味著延續：「死亡代表一種歸還，死亡將身體還給細菌，而細菌將身體還給這生命世界。」（頁86）但她以1980年代投食毒餌的例子說明，這類的事件已嚴重破壞「串聯不同變數的連結性」，更重要的是，死亡的意義在此遭到扭曲，不僅無法回歸生命，反而造成擴散性的多物種死亡（頁123，130）。而在野犬死後將其吊掛在樹上或鐵絲網上的行徑，對羅斯而言，則是人對自身權力的錯覺，當這些錯覺越多，失去連結的生態系將會更加失控（頁132）。

因此，《野犬傳命》所思考的，並非澳洲野犬這個單一物種的存續，而是關乎人與狗，關乎世界，關乎這個崩壞與失控的生態系的不同敘事可能，關乎人如何回應、以及是否還能傾聽他者的呼喚（敘事）的倫理。

而所謂倫理，她引用紐頓（Adam Zachery Newton）的說法，指的是：「與彼此交會和承認有關，是一種無限循環、隨機發生並交互影響的戲碼」（頁14）。澳洲野火或許燒出了我們對於地球「無限循環、隨機發生並交互影響」的認知，但我們真的承認了自身與人類以外所有生物的交會嗎？答案或許就未必如此肯定。

然而在這次澳洲野火的災情中，偶爾傳來的少數「好消息」，在在證實此種交會與交互影響。例如某位房舍逃過一劫的居民，將其歸功於原住民的「冷燃燒」文化——在冬天天氣潮濕時在森林先行點火，待旱季就不易爆發失控的森林大火。水與火、冬與夏、旱季與雨季，看似相對，實則相依；而少數逃過火劫的小型動物，則是因袋熊擅長挖出複雜地道的習性才倖免於難，同樣說明了多物種的交會共生。

如果歷史天使是一隻狗

循著此一思考路徑，我們方能理解《野犬傳命》的副標為何是「愛與滅絕」。羅斯並未呼籲一種感性的愛，相反的，她以梭爾（Michael Soulé）「人只會救自己所愛」，和史坦格納（William Stegner）「我們對某個地方的愛，可能會摧毀那個地方」（頁2-3）這兩個不同角度的說法（或許我們也可將其視為兩種不同的敘事路徑），帶領讀者去思考愛的複雜，以及愛的倫理。

書中並未提出道德呼籲式的標準答案，但她以老提姆拯救白人的故事，指出人「有時也會救自己不愛的」（頁205），一如有些人也可能「設想對他者少付出點愛就能苟且度日」（頁206）。回應的方式有很多種，端看我們如何選擇。但是，如果我們把愛定義為「召喚與回應交錯的生命」（頁206），或許會發現愛的失落，就是滅絕的開始。

而羅斯所召喚的，正是此種「呼應他者呼喚」的能力。她說，如果歷史天使是一隻狗，天使想必會「因為看到人類同伴使自己在死亡世界的迷宮中無路可逃而不住嚎叫，她為了萬物遭遇的死亡與折磨，以及這一切的冷酷無情而悲傷嚎叫，且會邊喊邊尋找我們的蹤影，試著將我們與他者拉回連結性中。」（頁135）

試著去聆聽狗天使的嚎叫與呼喊，我們將會發現歷史天使一如澳洲原住民的「傳命者」，可以是一隻鐵絲網上的小袋鼠，一隻倖存的無尾熊，或一隻被「數量控制」的駱駝……，無論在生境或死地，都同樣訴說著人與萬物所承受的「共同的脆弱性」（頁129）。如何與這些「從滅絕發展出的敘事交會」（頁209），更是每個人都應深思的課題。

我們也許已經來不及喊停這輛朝向崩壞的失速列車，但每個人都有能力也有責任轉身看看車上的其他乘客，去實踐召喚與回應的倫理；並且試著去體會，在關係之中，轉向他者，就是面向自身，因為我們是如此脆弱的命運共同體。

• 文：黃宗潔。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系學士、國文學系碩、博士。長期關心動物議題，喜歡讀字甚過寫字的雜食性閱讀動物。著有《牠鄉何處？城市・動物與文學》、《生命倫理的建構》、《當代台灣文學的家族書寫——以認同為中心的探討》。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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