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哲毅/如果不是陳儀,二二八事件會有不同的結局嗎?(上)

聯合新聞網 故事
陳儀抵松山機場準備受降。 圖/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提供

人死留名,虎死留皮。

中國傳統歷史著述的目的之一,是給予古人評價。所謂「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為何孔夫子隨便幾筆就讓一些人心理驚恐地小鹿亂撞?就是因為孔子會對人進行評價,好對人產生道德上的威攝作用。

好的評價讓人上天堂,壞的評價讓人住套房;所謂住套房,就是被打上負面評價的人,別管他這一生做過多少好事,後人對他的印象只會套牢在短短幾句的惡評之中。

啥?看官們說:「要是當事人死不要臉,不在乎自己後世評價呢?」扣除少數人,當事人總有家屬或親戚吧?自己兩腿一蹬跨了不要緊,後人卻要不斷聽到自己祖先或親戚的惡名,可能不時還被人起底,然後冷嘲熱諷幾句:「難怪他這個樣子,因為他有怎樣的祖先……」我嚓!這種精神壓力誰受的了?好一點的後代可能跳出來幫祖先澄清,我想這些後代心中大概都隱藏著或多或少的幹意,想對祖先說:「我是造了什麼孽,要承受這樣的壓力啊!」

因此在古代,最被後人紀念的方式,是名留史冊;然後在現代,最被人紀念的方式,是名留教科書。

不是人人都會讀史書,但大家成長中卻離不開教科書,相比專門的史書,教科書因為篇幅的受限往往對古人的事蹟只留下部分且簡短的描述。像是課本告訴你唐太宗有貞觀之治,卻沒告訴人他老兄晚年嗑藥、家庭失和外加征討遼東失敗;或是課本告訴你袁世凱稱帝,卻很少提到他在清末是個受人肯定的改革派官員。

這樣的紀錄往往是最要命的,因為後人確實會對這些當事人留下極其狹隘的印象,就好像每到了二二八,就要被拿出來批判一番的「陳儀」。

陳儀的印象分數真的只能打9487嗎?

若將陳儀在台灣留下的惡評打分數的話,滿分是10000 分,他老兄應該能拿到 9487 分,而且還能更高,畢竟他在大眾的印象就是造成二二八事件的元凶。

而我小時候讀課本,總覺得這人壞透了,派他來治理台灣的政府瞎透了;但讀到大學念歷史系學批判性思考後,我卻想:「為何政府誰都不派就派陳儀?陳儀他究竟做了什麼?如果我是他我會怎麼做?換個方式做真的話比較好嗎?」

這一連串的疑問,教科書沒辦法回答我,但這並不是教科書的錯(大家自己去看看那薄薄數十頁的課本要記錄石器時代到清朝,或是描述完整的中國現代史或是西洋史,想到要如此提綱挈領的編輯資料,我真對教科書編輯者報以同情呀),但是提供擴充資料就是咱們老師的任務啦。所以今年二二八,且讓我來探討,陳儀究竟是什麼人?他又身處什麼樣的時代?

為何政府誰都不派就派陳儀?如果我是他我會怎麼做?

台灣通陳儀

陳儀字公洽, 浙江紹興人,1916年自日本陸軍大學畢業。早年追隨孫傳芳勢力,後投靠國民政府,曾於1934年擔任福建省主席兼綏靖主任,整頓當地軍政。1937年抗戰後,身兼二十五集團軍總司令,負責福建防務。

以上履歷乍看之下好像沒什麼,但若稍微一查,就覺得陳儀此人實在不簡單。

首先,陳儀是日本陸軍大學畢業。自清末軍事改革後,許多青年學子選擇出國留學為的是學得新穎的軍事觀念。日本因為距離近,加上物價及學費相對歐美也便宜許多,成為許多有志從軍又有能力出國者的首選。

當時留學東洋的新軍,首先要通過振武學校(算是預科學校,讓人具有一定的軍事概念,但是畢業仍不算正式的軍官)的學業,再通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訓練(日文的士官其實是咱們的軍官,所以從士官學校畢業就是被大日本帝國承認的軍官了),之後才有資格就讀陸軍大學(該學校設立目的是培養高階軍官)。

東京振武學校生徒時的蔣介石。 圖/取自維基共享

當年赴東洋學軍事的莘莘學子多如過江之鯽,在此列舉幾位著名人物和他們對應的學校等級。

先提振武學校,雖然它只是預科學校,但要修的科目有:日文、物理、地理、歷史、化學、體操、三角函數、代數……看到這麼多科目(尤其是後面兩科)是不是頭已經開始昏了?可見振武還是有一定的標準,而咱們後來偉大的委員長蔣介石就從這裡畢業。至於就讀士官學校的畢業生,後來在中國都成為一時名將,其中以蔣百里、蔡鍔最為有名,前者著作的《國防論》後來成為中日八年抗戰的戰略思想主軸、後者更因領導雲南護國軍起義在歷史課本大大留名。

陳儀相比前面幾位人物,除了具有才能,又具有一定的運氣。他老兄是在讀完士官學校回國後,又被送到日本就讀陸軍大學,在獲得國家有計畫性的栽培及經濟上的奧援下,陳儀這才有機會就讀日本最高階的軍校。但也話說回來,陳儀要沒本事,國家會特地送個庸才出國學習嗎?而且陳儀在就讀陸軍大學期間,還因表現優異獲得日本教官賞識,娶了教官的女兒(是的,陳儀的老婆是大和撫子喔),可見此人在學業成就上是非常驚人的。

而陳儀在1934年擔任福建省主席後,就此與台灣有著極強的聯繫,因為福建是最靠近台灣的省份,須時不時關注台灣事務好做出因應,所以在1935年,臺灣總督府舉行「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台灣博覽會」的時候,陳儀就赴台參觀,並對台灣的高速發展感到驚訝,還在返回福建後派人到台灣考察並於1937年出版《台灣考察報告》。所以要說當時陳儀是個台灣通,那可謂當之無愧,起碼,沒有任何一位國民政府的高級官員、或將領會比他認識的更多。

1935年的臺灣博覽會宣傳海報。 圖/取自維基共享

也因此,當中日八年抗戰進入尾聲,中華民國準備按在「開羅會議」中與英美建立的默契來接收台灣時,陳儀就成為日後管理台灣的不二人選。而從中華民國在1944年設立「台灣調查委員會」,並以陳儀為主任委員,針對日治時期的台灣政治、經濟、民生、軍事等各方面作出多達四十餘萬字的報告書,可見中華民國對台灣的接收也是很用心的。

看完陳儀來台前的背景,我們再從幾個問題,一一解析治台時期陳儀的狀況。

陳儀消極怠工嗎?

從陳儀曾經寫給女兒的信如此敘述:「余固忙甚,自晨六時頃起床,直至夜十一、二時就寢,埋頭於公事之中,蓋深感責任之重……」可見陳儀自認為自己是兢兢業業的苦幹實幹。

如果看官覺得這只是陳儀的自以為,那據陳儀來台時的台灣貿易局局長于百溪回憶:「他每天總是比規定早一小時到署辦公,晚上推遲一小時回官邸。」曾在長官公署任職的蔡鼎新也回憶:「每晨八點即見他伏案批閱公文……晚間下班後,不時巡視辦公室。」

從這些紀錄,陳儀絕非慣老闆,他在任官期間的表現絕對稱得上勤勉(起碼要我這樣上下班,我應該撐不到幾個月就想鬆懈了)。

陳儀官場道德如何?

二二八事件前夕,民眾對行政長官公署的治理越加不滿,甚至出現「五天五地」之說,也就是:「盟軍轟炸驚天動地,臺灣光復歡天喜地,貪官污吏花天酒地,政治混亂烏天暗地,物價起漲呼天叫地。」事實上,國民黨官員在抗戰後的政治道德普遍不高,各省都出現「官員接收根本是來『劫收』」的諷刺。陳儀身為一省之首,自己是否有中飽私囊的舉動呢?

其實,陳儀在擔任福建省主席時,就已有廉潔的名聲,因為他只申報必要的特支費,若特支費有餘款,他都上繳中央不挪作己用。從側面觀察,陳儀居住在上海的日本太太曾向人借錢,或是自己去菜市場買菜,如此的行為在當時普遍過著貴婦生活的國民黨官太太中,簡直是不可思議。

另外,陳儀放棄住日治時期總督官邸的台北賓館,而是住一般民宅,在總督府辦公時的午餐就是一葷一素一湯,比日後蔣經國強調廉潔而提倡的五菜一湯梅花餐還省。(看官們可以說他是在作秀,我也無法從這些行為就判定陳儀一定清廉公正好棒棒,但起碼他老兄就以身作則的原則,算是很到位了。)

日後擔任國防部長的俞大維曾回憶及評價:「陳儀是廉正的人。」若從以上資料敘述看來,陳儀作為高官,是蠻有節操的。

一個對台灣有一定程度了解的人才,並且拚命的苦幹實幹,最後為什麼還是搞出二二八事件...

那陳儀沒有能力嗎?

陳儀在台灣從做了一個極為勇敢也英明的決策:阻擋大陸流通的法幣,繼續在臺灣發行台幣。

要知道當時國民政府的金融體系是由孔宋家族操作。孔指蔣介石老婆宋美齡的大姊夫——孔祥熙;宋指宋美齡的大哥——宋子文,要在金融政策上拒絕這兩大家族需要何等的勇氣?而法幣在抗戰時期就已經嚴重通貨膨脹(抗戰後,法幣的面額已經漲了400 倍),然後抗戰結束後……通貨膨脹更嚴重(國共內戰三年下來,大概暴漲1000倍)!現在大家會認為陳儀沒有膽識或見識嗎?

說到這,各位難道不覺得奇怪?一個對台灣有一定程度了解的人才,並且拚命的苦幹實幹,最後的結果是搞出一個二二八事件?這不科學呀!所以我們把場景拉遠,看看直至1947年2月28日前的台灣到底發生什麼狀況。

1987年2月28日前的台灣社會

第一是經濟困境。還記得前面提到的五天五地,頭一句就是「盟軍轟炸驚天動地」?

二戰期間,美軍對台灣進行過大轟炸,多項基礎設施及經濟建設嚴重損毀。就拿發電來說,在盟軍的轟炸下,台灣的發電量僅剩正常的十分之一,導致日本人撤出台灣時曾這樣說過:「我們怕三個月後,台灣可能就會黑暗一片。」沒有電力,一切經濟發展都是免談,而一個經濟有問題的社會怎能期待有好的發展呢?

第二是失業問題。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當初被徵發去南洋做軍伕約20萬台籍日本兵返回台灣。這些人回到台灣迎接他們的不是家鄉的溫暖,而是無情的失業。畢竟前面就有提過,眾多基礎設施及經濟建設被毀損,這本就導致工作機會的下滑,加上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外省人是又占走許多職缺(尤其是公職),這都使眾多青壯人口陷入失業的窘境。而失業不只使經濟發展受到阻礙,更會引發社會問題。

第三是國共內戰。上述問題擺在和平時代來處理都已經相當棘手(像是日本在戰後也是要面對殘破的家園重建,以及大量的士兵失業問題,而且情況只比當時的台灣更嚴重),何況當時的台灣其實已經捲入一場戰爭當中,那就是國共內戰。

內戰雖未延燒至台灣,但為了支援戰事,許多資源不斷被國民政府徵收。像是台灣總督府儲藏為數可觀的戰備物資就合理的被轉到大陸(當然也有不合理的,那就是來台的外省官員把台灣物資A回家鄉了),而台灣盛產的米及糖,更是被輸往對岸來支援國民政府的需求。

物資不斷被輸送的結果,就是造成台灣本身反而物資短缺。

就拿糧食為例,台灣直到日治時期產米量都有490萬日石(約88,200萬公升,以台灣人口400萬計算,每人每天大約可享有900多公克的米)。但是到了行政長官公署,每位民眾每天只被配給八兩的米(約300公克)。被配給糧食其實對台灣人並不陌生,因為日治晚期,也就是1937年過後,台灣總府為了因應戰事就已經採取糧食配給制度;但對於台灣人民來說,隨著日本天皇在1945年透過玉音放送宣布投降,戰爭應該就結束啦?怎麼和平時代還要被限制糧食(甚至狀況比以前更嚴重)?

對於陳儀來說,別指望政府能給予多少物質性的支持,只怕能少收到一些物資徵收的命令都要偷笑了,而面對戰爭時均是第一的要求,很多內政必須要改良的狀況,主政者並非沒想法,卻在現實下有志難伸。

1946年9月30日的《民報》詳細控訴國民政府接管臺灣後,臺灣人民的淒慘情況。 ...

最後則是外省勢力的衝突。二二八事件的爆發,有一說是族群衝突。各位想想,男女朋友都會為了一些小事吵個面紅耳赤(蛤說沒有另一半很難想像?嗯……那就換成你和你媽吧。再不行,換成你學校老師總可以吧?)兩個相隔50年,而且生活習慣及思想完全不一樣的族群突然送作堆,怎會不起任何衝突?

但我真正想說的,是外省人作為台灣新的統治階層,他們自己的內部也是派系林立、內耗不斷。像陳儀由於和政學系大佬有所交集,因此被視為政學系的一環(陳儀本人表示:「什麼政學系?我這人根本不認為自己屬於任何派系呀!」)主政福建期間,陳儀就因和國民黨另一派系的CC派衝突,最後被CC派發動輿論給捻下了福建省主席的職位。如此被自己人扯後腿的狀況有沒有在台灣發生呢?

我就這麼說吧,還記得前面我提過,陳儀曾在阻擋法幣的議題上和另一派系的孔宋家族有衝突嗎?各位就想你是當時的陳儀,在先天條件如此負面及嚴苛的狀況下,能夠避免社會動亂的發生嗎?

很多時候,歷史事件的發生是在時代背景下的不得已。在1945-1947年的台灣,無論由誰主政,必然會有動亂發生,陳儀只是正好身處於事件發生的時間點。

看到這,不知有沒有看官要叫嚷:

嘿!作者又要搞翻案文章,然後用一句時代背景下的不得已就要為陳儀開脫罪名。

且慢。

首先,我這人從來不寫翻案文章,我只是就我所看到的資料,提出我認為的想法;再來,一代人的確只能作出在所屬時代的情況相對應的行為(舉個淺顯一點的例子:原始人吃生肉,不是因為他沒有衛生觀念,是因為他沒有弄熟食物的技術),但同時每個人獨特的行事作風,會讓相同事件有著截然不同的走向。

換句話說就是:民間動亂在當時的台灣一定會發生,但陳儀的一些個人作為卻使這必然發生的動亂,變成今日使台灣人無法忽略的二二八傷痕。

那到底陳儀做了什麼措施,使二二八成為台灣人心中永遠的疙瘩呢?

版畫家黃榮燦於1947年4月製作的木刻版畫——《恐怖的檢查》 圖/取自維基共享

▎下篇:

調走過多駐軍、過度鎮壓台籍人士,讓二二八成為台灣人心中永遠的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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