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哲案，勾起的是人心最深處的恐懼

前民進黨黨工、非政府組織工作者李明哲在中國失蹤11日後，由國台辦證實因涉嫌危害中國國家安全被捕，但未說明具體事證，也未說明李明哲被關押於何方。李明哲之妻李凈瑜原訂4月9日搭乘航班前往北京試圖人道探視其丈夫，但因中國在她出發前註銷其台胞證而使李淨瑜無法登機。

李明哲被捕後，許多人都一再詢問，李明哲做了什麼？他寄了什麼書去中國？他開課講了什麼？他跟中國朋友說了什麼？問出這些問題不是問題，問題是所夾帶的急切、懷疑、與批評，正代表了許多人的恐懼被勾起，因此急切地想要知道，李明哲是踩到怎樣的紅線，導致一個NGO工作者遭到中國逮捕？

台灣人的恐懼並非沒有理由。在台灣過往國民黨獨裁統治時期的二二八與白色恐怖中，許多人因為閱讀禁書，因為講錯話，甚至因為無端遭到檢舉，而被逮捕，甚至連坐處罰。人民無從抵抗國家暴力，產生了恐懼，只好想辦法自我審查，明哲保身，以避免災禍降臨到自己身上。但是，這樣的自我審查，甚至彼此審查，正是獨裁者最希望人民做的事情。

透過恐懼，獨裁者可以利用殺雞儆猴的方式威脅人民，逼迫人民屈服，讓人民放棄尊嚴，以換取最低限度的自由。獨裁者創造恐懼，因為自己也有恐懼，在擔心失去政權的恐懼感驅使下，會不斷一再縮限「最低限度的自由」。統治者恐懼，一旦稍有鬆綁，哪一天恐怕整個國家機器都可能會陷入被顛覆的動盪之中。

在害怕失去政權的恐懼之下，無論是中國政府，或是過去國民黨的獨裁政權，都選擇了使用國家機器威脅人民，讓人民恐懼，進而落實自己的控制。在這樣的國家暴力之下，人民也會逐步被恐懼控制，進而產生各種威權性人格的行為，包含自我審查、自我縮限、告密。甚至出現掮客，試圖在不觸怒統治者的狀況下，販賣自己的人脈關係，博取利益。

透過諸如《慈善法》、《境外非政府組織（NGO）境內活動管理法》與反分裂法的制定，中國正在把他們施加在人民身上的恐懼逐步出口。台灣人民已經擁有相當的自由民主，擁有不受恐懼的自由，但來自過往歷史的恐懼仍在許多人的心裡深處作用著，讓大家對著自己人做言論審查，讓大家自我縮限，甚至合理化兩岸掮客的存在。其實，每個人都應該擁有不受恐懼的自由。應該追問的，不是李明哲踩到什麼紅線，該問的是，為何中國可以如同流氓一樣，恣意的把恐懼出口到其他國家去？我們不斷追問紅線，就是企圖去追尋著獨裁者的標準。即使，我們心知肚明，根本就沒有什麼清楚的紅線。

李凈瑜高調救夫的行為，刺激了許多人心中的恐懼。有人認為，如同救援綁架案的人質一樣，救援應該低調，避免刺激對方。救援應該高調或低調，是一種策略，我們可以不認同策略，卻絕對不會回過頭來指責家屬。就算是綁架案，嫌犯在放回人質後，仍會面對國家公權力的追訴，但中國可是以國家公權力來綁架李明哲，就算放回李明哲，有必要時中國仍會故技重施。對中國政府出口而來的恐懼屈服一次、成功一次，中國就會持續利用這樣的恐懼，逼迫台灣人民屈服，持續軟土深掘，讓台灣人民自動去設定心中那條根本不存在的紅線，讓恐懼摧毀自由民主。畢竟，台灣人所享有的自由民主，正是中國政府的最大恐懼之一。

蔡英文政府上台後，台灣多數民意已不再希望政府承認九二共識，中國政府恐懼台灣難以再被控制，希望能透過李明哲案再一次的喚起台灣人民的恐懼，逼迫人民自我審查，並讓屬意的兩岸掮客能從中獲取利益，讓台灣再次受到中國控制。不料，這次中國卻踢到李凈瑜這塊鐵板。李凈瑜公開高調的救援行動，反而讓中國政府感到壓力，不但註銷了她的台胞證，阻止她人道探視，國台辦還自己證實這樣高調的行為會「干擾大陸有關部門依法辦案」，更證明了中國綁架李明哲的行動只是為了政治目的，希望能藉由家屬的恐懼與低調來達到出口恐懼的目的。

要打破這樣彼此恐懼的行為，唯有站出來，支持李凈瑜，以公開透明的態度一起向恐懼宣戰，告訴中國政府：

我們不會懼怕你們出口的恐懼，我們要捍衛免於恐懼的自由。

在一次又一次的記者會上強忍著淚水的李凈瑜，要拯救的不只是她丈夫的自由，還有全體台灣人民免於恐懼中國暴政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