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電影在台灣（下）：反殖民或反階級？電影作為社會運動的教材

▍上篇：

上海電影在台灣（上）：愛情萬歲？二〇年代家庭倫理劇裡的自由戀愛

1920年代的上海電影除了家庭倫理題材，1928年的《火燒紅蓮寺》更是將中國的武俠文化推上高峰。武俠成為大眾文化的一環，約略從1920年代平江不肖生的兩部作品《江湖奇俠傳》與《近代俠義英雄傳》的問世開始。本名向愷然的平江不肖生，愛好文學與武術，曾兩度赴日求學。《江湖奇俠傳》以清代湖南平江、瀏陽交界處為爭奪土地的械鬥帶出崑崙派、崆峒派的江湖世界。

小說中最具影響力的一段莫過於正邪交戰的紅蓮寺。紅蓮寺外表是幽靜的修道之地，但廟裡和尚卻都非善類，廟裡亦設有機關，女俠張小青與清官卜巡撫分別誤入，最終女俠紅姑進入成功拯救。《江湖奇俠傳》的特色之一是女俠眾多，二是官員多以腐敗形象出現，卜巡撫是少數的例外。此外，江湖亦多險惡。

《火燒紅蓮寺》的武俠奇觀

電影《火燒紅蓮寺》就是以這個段落為素材，旋即引燃武俠電影熱潮，《火燒紅蓮寺》系列三年間就拍了18集，足見受歡迎的程度。台灣則是1930年2月13日舊曆新年台灣電影館最重要的檔期開始放映第一集，在相關的放映記事當中，「觀者滿座」、「情景逼真，觀者大喝采」之類的描述，乃至台灣公司前去上海接洽最新集數的消息都成為新聞，在此之後，武俠電影也接續被引進台灣。

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代台灣的通俗文化當中，武俠文化有其一席之地。專營漢文書籍的嘉義蘭記書局也固定在社址位於台南的《三六九小報》刊登廣告，1931年12月，便出現《火燒紅蓮寺》連環畫的廣告。不僅如此，《三六九小報》內文亦設有「電影小說」的專欄介紹電影梗概，武俠小說也占一定比重，諸如《荒江女俠》等。

對台灣觀眾來說，《火燒紅蓮寺》之類的功夫武俠電影大抵是滿足了觀眾的奇觀。1918年出身台中清水的楊基銓，在《楊基銓回憶錄》（1996）裡提到，公學校時代所看電影都是無聲電影，聽到好的辯士講解便覺精彩萬分！小時候所看電影都是來自中國，《火燒紅蓮寺》讓他印象深刻。

1920年出生於台北的曹永和則在《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2010）裡談到，公學校時曾看過中國武俠片，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飛簷走壁的特效。1924年出生於台南的王育德對中國武俠電影與曹永和的印象相似，他在《王育德自傳暨補記》（2018）裡提到的中國武俠印象是「吐劍光」與「掌心雷」。凡此種種，不脫奇觀效果。

上海電影也可作為社會運動教材？

上海電影在台灣開始捲起風潮的1920年代，也是台灣反殖民運動團體臺灣文化協會（文協）從力量集結到因路線分離的風風雨雨年代。對殖民者來說，電影是宣傳殖民者文明與治績的最佳工具，從早期來台放映電影而後也拍攝宣傳治績的高松豐次郎，到台灣教育會都執行了這樣的任務。

對反殖民運動來說，電影同樣也有啟蒙大眾的功能，蔡培火是最早注意到電影功能的反殖民運動者。1925年他以文協幹部致贈的母親壽禮禮金購買影片成立電影巡映隊，以影像外加辯士講解對民眾進行啟蒙。尤其是日本警察都已注意到，文協的演講雖然都是人山人海，但台上演講者所說的話都是現代知識，和台下聽眾有很明顯的知識落差。在這種情形下，電影的影像與辯士的言說，成為填補知識鴻溝的最佳工具。

1927年文協分裂，其背後原因是台灣社會結構隨著殖民政府主導的發展快速變化，反殖民運動究竟該以階級運動優先還是民族運動優先。有趣的是，民族運動支持者或是階級運動支持者，都不約而同以上海電影的放映加上解說，來支持自己的立場。

1928年5月13日的《台灣民報》報導了「中國影戲大盛況 蔣宋結婚的人氣」的新聞。其內容是幾位新竹地方人士出資籌組引進中國電影的公司，新竹的台灣民眾黨成員蔡清池等與之合作，在新竹座放映蔣介石與宋美齡的結婚影片，放映三天皆滿座。此刻的蔣介石正值高峰，民國1912年成立以來，南北對峙軍閥割據，1926年蔣介石發動北伐，1928年完成中國形式上的統一。1927年，氣勢正盛的蔣介石在上海與豪族女兒宋美齡結婚，而放映者有意透過中國電影來對抗殖民政府。

報導裡，「在映寫蔣宋結婚的時候，觀眾的抽手喝采之聲，和結婚儀禮的全卷相終始，台灣人對於中國人的敬慕，可謂熱烈極了」、「三夜間的入場者將近三千人，除臨場的巡察而外，未嘗看有內地人在內。據某特務說，因職務上不得不上戲園，可是系毫不會湧出趣味，呆呆終宵，真是苦差。這話到覺得老實得很，我們有時看內地人最喜歡的舊劇如《忠臣藏》等，當真是枯燥無味，連點興會都沒有。足見民族，對趣味娛樂自然不能一樣，同化政策之不可行，於對影戲嗜好之不同，也是充分證明其謬誤」。在此，可以看到放映者有意透過中國電影來嘲諷日本殖民政府。

另一方面，左翼運動者也藉上海電影啟蒙理念。1929年2月24日的《台灣民報》介紹了通霄青年會，這個組織從1928年開始親自到上海購置影片回台巡映，在文協與民眾黨成員的協助下，已從1928年11月在中部與北部巡映，未來更準備到台南與高雄巡映，他們主要播放的影片就是《愛情與黃金》。

《愛情與黃金》是1926年的上海電影，主題是女主角陳連珍為求愛情自主，拒絕家人安排相親對象，和在小學當老師的貧窮青年黃志鈞私奔同居。黃志鈞到了紡紗廠工作，善於察言觀色的他深得總經理儲某欣賞，黃志鈞也對總經理女兒大獻殷勤，總經理更有意促成姻緣。不過，黃志鈞道出實情之後，總經理給黃志鈞800元錢，要陳連珍知所進退。陳連珍斥責黃志鈞無情，黃反過來指稱兩人只是同居關係無法律婚約關係。最終，黃志鈞與總經理女兒成婚，陳連珍聞訊出現在婚禮上斥責兩人並當眾自殺身亡。事後，黃志鈞也因慚愧自殺身亡。

《台灣大眾時報》，一份1928年3月發行於東京的左翼雜誌，王敏川、蘇新、楊逵、賴和、連溫卿等左翼人士都在其中。在創刊詞裡，《台灣大眾時報》強調台灣眼前看似安定，但其實是既得利益者鞏固了體制，分享了其中的利益所致，農民工人一無所有。《台灣大眾時報》的責任就是到民眾中做工作，除了宣傳主張，也要組織大眾形成力量。

1928年7月，《台灣大眾時報》便刊登了通霄青年會將放映《愛情與黃金》的消息，「該片的內容，恰如劇名所表明，就是愛情和黃金的戰鬥。本報記者還沒有看到該片的開演，所以還談不到。但是據當事者的自信所言，此片《愛情與黃金》完全把布爾喬亞社會的欺瞞性、罪惡、腐敗等暴露出來，觀眾一看，對於現代社會制度必定會起了一種反抗心來。而苦悶於戀愛問題的青年男女，在劇中必定會得到好個共鳴」。從這個脈絡來看，一個愛情悲劇也能成為啟蒙左翼理念的活教材。

換個角度看上海電影在台灣

台灣人對日治時期的記憶隨時代有不同呈現，電影觀看經驗亦然。

在日治時期擔任過辯士的呂訴上在1961年的《台灣電影戲劇史》當中提到，「民國17年，由啟明公司廈門人柯子歧帶來的《和平之神》、《復活的玫瑰》國片，其中包括《蔣介石北伐記》的時事片，獲觀眾未曾有的熱烈歡迎，日本政府怕台胞激發起愛國精神，把尊貴的國父鏡頭剪去了」。呂訴上的說法呼應了當時國民黨統治台灣意識形態裡的抗日元素，或許如果不提到這點，《台灣電影戲劇史》無以出版。

筆者並不否定日治時期台灣人曾經有過以「祖國」作為對抗日本殖民的情緒，此外，日本殖民政府對中國電影因警戒而來的刪減也存在。然而，當時台灣人的中國電影觀看還包括哪些？他們的反應是什麼？1990年代接續出版的回憶錄乃至日記，帶出了不同的日治時期生活的實況。

如果從所引進的中國電影及其內容與回憶錄、日記、新聞記事一併考察，並放在社會變遷的脈絡下來看，筆者發現台灣人對中國電影的引進，其實有著不同的動機——家庭倫理劇讓觀眾苦思人生難題、武俠電影讓觀眾驚呼奇幻、民族運動者放紀錄片嘲諷日本殖民政府、階級運動者用電影進行啟蒙。這樣的視角比較能呼應1920年代台灣社會的變遷與漸趨多樣化的觀眾層，從這個角度出發，或許較能豐富日治時期電影史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