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樣過了一生》，1980年代的外省族群記事——悼張毅導演

淡出影壇多年的導演張毅離世，他1980年代的相關作品也再一次為影迷所追念。

1982年，張毅與楊德昌、陶德辰、柯一正每人各拍一段落的《光陰的故事》，被視為「台灣新電影」的起點。台灣新電影也可以理解為「新台灣電影」，是新的台灣想像與表現美學。1970年代伴隨台灣的正當性危機，中影開始一連串的軍事宣傳電影，諸如《英烈千秋》（1976）、《梅花》（1976）等，但這類電影在1970、1980年代之交影響力式微。

戰後出生的年輕導演們開始從他們的視角反思台灣，其間有他們這一代的成長歷程、台灣的城鄉差異等。此外，也有從年輕一代的視角，反思上一代顛沛流離來到台灣的生命歷程，乃至身分認同的作品。台灣新電影力圖再現真實的社會軌跡，「寫實」也因此是台灣新電影的特色。從這個脈絡下來看，張毅的《我這樣過了一生》（1985）值得成為重新審視1980年代台灣社會景況的作品之一。

1980年代初期開始，外省族群（尤其是老兵）的處境成為電影題材；與之相較，《我這樣過了一生》以從中國來台灣的外省女性為主體，帶出來台灣勉力生存而後落地生根的生命經驗。除此之外，電影裡也以女主角一手打造的餐廳「霞飛之家」帶出台灣社會的轉型。這部作品獲得金馬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與最佳改編劇本獎四大獎項，足見其在當時所獲得的肯定。

老兵故事的浮現

以外省族群為題材的電影早在1960年代就已出現，例如1963年李行執導的《街頭巷尾》。這部電影以外省底層為主角，強調環境雖然困難，但只要有志氣就能夠度過難關。電影最後還強調有一天要「回到大陸的家」。然而，20多年過去了，回家之夢早已因現實轉變為不可能之夢。當年跟著國民政府來台的軍人們，為數不少早已因年紀關係退役，而他們的處境如何？

1982年，外省退役老兵李師科戴著鴨舌帽，手上拿著手槍搶劫台北土地銀行古亭分行，一時之間震驚當時社會。1927年出生的李師科，22歲時跟著國民黨軍隊來台，32歲時因病退役，以開計程車維生。與其說他對社會懷有恨意，不如說是長期的思鄉以及生活不如意的累積。作家李敖當時也發表了〈為老兵李師科喊話〉的文章，其中提到李師科是被國家拋棄的老兵，而這個社會還有「千千萬萬的李師科在活著」。

李師科事件之後，1983年同時出現兩部以外省族群為題材的故事：台灣新電影系譜的作品《小畢的故事》，以及香港新藝城出品的《搭錯車》。陳坤厚執導的《小畢的故事》根據作家朱天文的同名小說改編。主角雖是小畢，但電影也帶出了父親「大畢」的背景——隨著國民政府來台，在中國曾有婚姻，但一身飄零在台灣，後來娶了曾是酒家女還未婚懷下小畢的妻子。大畢、小畢沒有血緣關係，卻因時代與社會因素陰錯陽差成為父子共同生活。

《搭錯車》雖是香港新藝城出品，不過幾乎全數是台灣班底拍攝。導演虞戡平以台北大安森林前身的違章建築為背景，孫越所飾演的外省老兵，正是住在那裡以撿破爛維生的社會底層，好心的他還收養棄嬰一路扶養，這個棄嬰日後成為知名歌星。電影裡，孫越是啞吧，象徵老兵在這個社會是無法出聲的。1984年李祐寧導演的《老莫的第二個春天》同樣是孫越主演老兵，是一部講述主角在中國曾有婚姻，因時代變化迎娶原住民的故事。

老兵故事的變化

1980年代是兩岸之間微妙的時空點。1980年代台灣老兵問題開始浮現之際，1978年年底中國確立改革開放路線，塵封30年的國門漸漸打開。而後，兩岸因國共戰爭分離的親人們輾轉開始聯繫，有的則是以香港為中介相互聯繫甚至見面。

原來的外省人故事開始有了一些新的變化，1985年王童執導的《陽春老爸》內容如名稱所示，父親一個人跟隨國民政府來台，而後與台灣女性成婚，名副其實的陽春老爸。電影聚焦兩代衝突，在台灣成家生小孩之後，小孩也慢慢成長，青春期間父子在眾多價值觀上有所衝突。直到某日父親輾轉得知人在中國的母親過世，嚎啕大哭，兒子見狀才知自己多麼不了解父親的過去。

虞戡平1988年的《海峽兩岸》是老兵故事的延伸，主題是在中國曾有婚姻的外省老兵，因時代因素在台也娶妻生子，隨著開放許多人以香港為中介見面，外省老兵再度由孫越演出，幾經聯繫安排，全家赴港與從中國而來的妻女見面。電影裡江霞所飾的台灣妻子，鮮活地演出了老公可能要回中國、不再回來的不確定感。

王童1989年的《香蕉天堂》門閂與李得勝兩人假冒左富貴與柳金元之名加入軍隊，而後隨著軍隊來到台灣。未料，兩人命運一路波折，柳金元被疑是共諜，面臨無情的審訊；門閂再改名生存，他以李麒麟之名考上公職生活漸趨穩定。多年之後，人們開始找尋失散多年的親友下落，門閂也接到李麒麟父親死訊的電話，時代下的流離，雖非真正的父親，門閂也放聲大哭。這一幕，應是1980年代外省族群流離題材當中讓人最深刻的。

勞苦女性一手打造的「霞飛之家」

張毅執導的《我這樣過了一生》根據蕭颯的小說《霞飛之家》改編，男女主角則是李立群與楊惠姍。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人或許聚焦導演、原著作家與女演員之間的感情關係，事實上，原著改編特別是1976年《聯合報》成立聯合報小說獎以來，得獎作品翻拍為電影者，在1980年代不在少數。

除了1980年蕭颯的《霞飛之家》，1983年李昂的《殺夫》1985年由曾壯祥導演改編為同名電影，1984年黃凡的《慈悲的滋味》1985年由蔡揚名導演改編為同名電影，1987年吳錦發的《春秋茶室》與王湘琦的《沒卵頭家》，也分別在1988年、1989年由徐進良導演、陳坤厚導演翻拍為同名電影。

《我這樣過了一生》以外省女性在台灣的生命經歷為故事，從中國來台的桂美，在家鄉曾有未婚夫，然而，時勢變動下隻身來台兩人分隔兩岸。在友人介紹下，桂美嫁給已育有三子的侯永年，未料，在飯店工作的侯永年嗜賭，生活無法安定，再加上又生了兩個小孩，生活無以為繼。桂美帶著兩個小孩赴日幫傭賺錢支撐家用，幾年之後，終於得以在台北仁愛路巷子裡開起「霞飛之家」餐廳。

霞飛之家的命名，因為桂美在中國鄉下長大，聽說有親戚住在上海霞飛路，繁華上海的印象就集中在「霞飛」兩字。店裡的招牌菜是牛肉燴飯、什錦炒飯、咖哩雞等。電影版與小說版的差異之一，在於小說裡桂美是赴美國幫傭，這段歷程也讓她學會巧克力派與蘋果派的作法，成為小店的招牌。無論是電影裡的到日本或是小說裡的到美國，都是到一個比台灣更先進的國度以勞力賺錢，這其實也是1960、1970年代台灣勞力密集、出口加工的經濟型態的縮影。

然而，安定的生活卻也是下一個波折的開始。桂美和丈夫侯永年是一組對照，丈夫嗜賭、愛面子，十足大男人主義，他是家裡的不定時炸彈，家庭安定之後嗜賭稍微收斂但卻又發生外遇；桂美則是傳統堅韌的女性，總是為家中大小事付諸心力。小說是1981年出版的，四年之後上映的電影，則因兩岸探親的社會話題加入了另一組命運的對照，當年留在中國的未婚夫也另有婚姻並育有兒女，雙方透過書信往來得知彼此近況。

電影的最終，是一生波折的桂美罹癌，霞飛之家何去何從。眾多兒女各有意見，原本要出國深造的正芳在無人願意接手下勇敢跳出。這一段電影詮釋得很精彩，這是正芳對母親的一生細緻觀察後的決定，不只是母女之情，還有一種同為女性的相互理解。

食物的隱喻

《我這樣過了一生》以外省女性為主體的敘事，放在電影與社會的脈絡下來看，迄今依舊在經典之林中有一席之地。即便我們在王童的《香蕉天堂》（1989）或是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裡看到不少外省女性的身影，但我們仍無法在影像裡看到她們的生命歷程。

此外，如果說《我這樣過了一生》再現了一個外省女性與家庭的故事，1984年萬仁執導的《油麻菜籽》正好足以為對照，這是本省夫婦的家庭故事。電影片名「油麻菜籽」取自台語俗諺「查某命油麻菜籽命」，也就是女性的生命歷程就隨婚姻飄到哪就長在哪。事實上，這也與《我這樣過了一生》裡桂美的流亡離散歷程相互呼應。

提及萬仁導演的作品，1983年的《蘋果的滋味》也有可與《我這樣過了一生》對照之處：同樣以食物為象徵，帶出不同面向的現代化表述。《蘋果的滋味》當中，蘋果就是美國的象徵，電影透過台灣底層百姓與駐台美軍官的一場車禍，帶出台灣人對美國「天堂」的想像，這自然是以反諷的手法，來反思戰後台灣「美國至上」的現代化歷程。《我這樣過了一生》則以霞飛之家原來的燴飯等中式餐飲轉型為西餐，象徵台北都會的轉型。整體來說，霞飛之家從中餐到西餐、從吃飽到講求品味，象徵了台灣社會的轉變。

《我這樣過了一生》講述了大時代下的流離故事，霞飛之家的味道平淡而堅實。導演離世，但作品永遠留下，讓我們得以重新回顧1980年代的時代刻痕。尤其社會是語言的居所，社會轉變了，有些語言也就跟著消逝，「外省人」的分類也慢慢消逝當中。《我這樣過了一生》除了是經典電影之一，也是台灣社會史的一道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