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島由紀夫的900號教室之路（下）：與東大全共鬪碰撞的時代火花？

▍上篇：三島由紀夫的900號教室之路（上）：被日本戰敗改變的天才少年

▍中篇：三島由紀夫的900號教室之路（中）：重新炙熱的「天皇情節」

讓三島感到緊張的東大全共鬪是什麼樣的學運組織？他們的辯論又觸及那些問題？碰撞出什麼樣的火花？天皇真如三島所想、是一張王牌嗎？

東大全共鬪的成立源自1968年1月，東大醫學系學生與實習醫師因實習醫師制度修改，與東大醫學部對立，學生與實習醫師開始罷工罷課，醫學部也對參與的17名學生做出處分。對此，學生要求撤回處分，一部分學生佔領安田講堂，校方請來警視廳機動隊，多達一千兩百名的警力強勢驅離學生。

然而此舉形同放棄大學自治，反而引發更多學生的不滿與抗爭。醫學系的事件瞬間成為全校的事務，幾乎所有學部都開始罷課，更有多達近六千名師生在安田講堂前要求與校長對話。1968年7月5日，多達三千多名師生共組「東大鬪爭全學共闘會議」（即東大全共鬪的全名），繼續佔領安田講堂。

星星之火之所以可以迅速燎原，根本原因在於步入1960年代，日本已有學生運動的養分與基礎。1959年日美準備簽訂安全保護條約，反對的大學生們走上街頭抗議，這是第一波的反安保鬥爭。而後，1964年美國的大學生反對越戰，反戰運動也迅速蔓延為歐美國家年輕人爭相響應的運動。

在日本，1965年開始也有一連串的反戰運動。不僅反戰示威，反抗文化象徵諸如巴布·狄倫（Bob Dylon）的Blowing in the Wind或是瓊·拜亞（Joan Baez）的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乃至其他表達時代氣氛的民謠風歌曲都大受年輕人喜愛。反戰運動之後，中國1967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也影響日本的學生運動，《毛語錄》更曾是部分學生的運動經典。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學生運動因路線差異派系甚多，東大的情況亦復如此，不同派系在校園內有不同的勢力範圍、所戴的安全帽也標示不同顏色。東大全共鬪最主要的敵對力量就是共產黨系的民青。在運動策略上，東大全共鬪封鎖校園、佔領安田講堂，民青則反對封鎖策略，兩派在校內也發生暴力械鬥。

在日本的學生運動史當中，全共鬪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當年東大全共鬪的成員富田武，在「政治的季節」終焉之後，於大學教授國際關係並仍不斷追索這個問題。他在2019年出版的《作為歷史的東大鬥爭：我們戰鬥的理由》（歴史としての東大闘争：僕たちが闘ったわけ）一書當中，便提到東大全共鬪的學生，基本上是1960年代中期入學的「團塊世代」。

所謂團塊世代就是戰後嬰兒潮，因為在人口統計圖表上呈現塊狀而有此稱。他們成長於戰後經濟重啟的富裕社會，對社會卻有很強的疏離感。團塊世代的學生們對管理社會有所質疑，常認為大學不過就是大量生產的過程。1960年代中後期的文化，也對學生們產生衝擊。例如1966年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到日本訪問將近一個月，存在主義瞬間引起廣泛討論，《嘔吐》尤其受到年輕學生的喜愛，再加上大江健三郎、安部公房小說裡的荒謬感，都讓學生反思自身的存在問題。

在具體的學生運動經營上，首先，戰後開始的學生運動組織，大多都跟既有政治力量有所關聯，甚至是由這些勢力所指導。但東大全共鬪是不受既有勢力控制、影響的自立組織。其次，雖然大學學費調漲引發的學生與大學抗爭，此前已有先例，不過這些抗爭多是一時，東大全共鬪的訴求更為全面，存在時間也更為長久。

最後，不同的學運派別各有其口號，這些口號也可以看到他們的屬性。例如有的派別直接引用中國文革的「造反有理」，東大全共鬪則強調「自我否定」，也就是否定自己的精英屬性，在行動中重新思考自己與社會的關係，這也是前述受「存在」衝擊而來的實際行動。

然而，1969年1月18日，在代理校長的同意下，8,500名機動隊隊員進行強勢驅離。這是如同戰爭的場面，學生們在安田講堂的時鐘台上進行最後的抵抗，直昇機從空中丟下催淚瓦斯，代理校長與學校管理階層在一旁靜靜地觀看。經過35小時的對抗，警方奪回安田講堂。學生在安田講堂裡悲壯地寫下谷川雁的詩句，也成為時代的記憶：

尋求連帶，不懼孤立（連帯を求めて孤立を恐れず）。

三島由紀夫與全共鬪的天皇論戰

警方奪回安田講堂，也是東大全共鬪快速下滑的開始。

位在本鄉校區的安田講堂被奪，東大全共鬪只有試圖轉移到駒場校區。然而當時這裡已成民青的勢力範圍，只有900號教室是少數自由之地。不過，當民青得知三島由紀夫將來駒場對話時，曾放話要押三島來痛毆。雙方的對話於是頓時極為弔詭：邀請方的東大全共鬪在不是主場的場地舉辦對話活動，應邀方的三島也深恐意外發生，因此有楯之會的成員隨身保護。兩方都在戰戰兢兢的情況下對話。

除了紀錄片裡可以看到這段雙方對話交鋒的片段外，事實上這場辯論結束之後，紀錄雙方對話全文的《新潮社》，也請雙方再補充論點集結成《美、共同體與東大鬥爭》（美と共同体と東大闘争）一書。

在雙方攻防最為激烈的天皇問題上，雙方究竟是如何交鋒的？

三島的說法基本上與前述《文化防衛論》的說法大致相同，比較特別的是他借用德語的「實然」（Sein）與「應然」（Sollen）來解釋他的理論：實然的天皇也就是現實的天皇，是政治體制與社會體制的代表，也就是政治的天皇；至於應然，也就是理想中的天皇，就是文化天皇。

至於東大全共鬪，他們的回應亦充滿哲學思辨。一般人對1960年代後期日本學生運動的印象多集中在行動層面，其實這也是個哲學思辨洋溢的年代，不同的學運流派各有支撐行動的哲學基礎，東大全共鬪拆解三島的天皇觀也洋溢著哲學的氣味。

當三島由紀夫用德語的Sein與Sollen來區隔政治天皇與文化天皇時，東大全共鬪學生們先是指稱三島是個「激情但空洞的煽動家」，進而搬出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 W. F. Hegel）。

他們認為三島的天皇觀與黑格爾的理論有些相似，黑格爾的歷史觀以辯證法為基礎，雖然支持君主制的黑格爾，把歷史的腳步止於普魯士的絕對君主制，但他還是有些演繹過程（例如：把存在的共同體、人民及他們的歷史，賦予「普魯士國家」這樣的名稱），然而反觀三島，就只有抽象的「文化」開始無限演繹——所謂的文化天皇，終點就是政治天皇。簡言之，就是天皇國家。

此外對話在進入天皇之前，學生質問三島：自然與人們之間的關係為何？其實是在追問三島對生產關係的看法。這些質問看突兀，不過在論及天皇時，這個問題就得以開始呈現。東大全共鬪學生力圖指出三島的天皇論沒有具體的社會分析，只有抽象的文化為基礎，學生們更揶揄三島的天皇國家是「幻想的共同體」。

三島的文化天皇以日本的歷史為基礎，他的歷史觀是過去、現在與未來直線進行的，他甚至也帶著激情的口吻要大家將全部身心投入現在，超越過去、超越自己所屬的時代。然而，對於全共鬪學生來說，所謂的現在，不過就是陷入過去的泥沼。學生們的意思是：所謂戰後和平與民主主義，不過是空洞的名詞罷了。過去、現在與未來不是如三島所說的線性關係，而是如圓形的惡性循環。

900號教室的論戰裡，三島由紀夫與東大全共鬪學生的對話在天皇話題的激辯收尾。當年全共鬪一員芥正彥的女兒，在50年後面對鏡頭說，「那是語言還有力量的時代」。他們的激辯，其實也是「政治的季節」就要退潮的註解。

三島由紀夫坦言，他雖然獨創了天皇理論，但現行的天皇運作與他的理想還有很大的差距。學生們也是。東大全共鬪被迫從東大本鄉校區的安田講堂撤出，來到駒場校區，卻也不是他們的地盤。在900號教室這個中立之地，他們提出解放區的可能性，未嘗不是在敗北的懸崖上呼籲一個重聲喧嘩的空間？

三島由紀夫到900號教室之路，是一段日本戰中派的人生曲折。在那裡，他與戰後團塊世代的東大全共鬪擦撞出火花。火花裡，是雙方理想與現實的落差，但也是戰後日本的一頁傳奇。只是翻開那一頁，論點各異的政治激情已然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