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島由紀夫的900號教室之路（中）：重新炙熱的「天皇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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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島由紀夫的900號教室之路（上）：被日本戰敗改變的天才少年
三島由紀夫的《鏡子之家》是一部群像小說，時空背景則是戰後日本歷經快速經濟發展的富裕社會。其中有四位男性角色，性格也摻雜了三島的個人色彩。
杉本清一郎堅信戰後社會遲早崩壞，在該角色裡可以看到三島雖然切斷了戰前的記憶在戰後社會努力存活，但儘管已是富裕社會，三島卻看不到這個社會的未來；深井峻吉是大學生拳擊手，拿到輕量級冠軍的夜晚，發生意外無法再打拳擊，而後，他成為右翼的活動家。三島就跟峻吉一樣用行動打破眼前的障礙。
演員舟木收經常上健身房鍛鍊，練得一副好身材。他滿足於旁人對他身材的讚美，只有透過他人的肯定，才能確認自己的存在，這也與三島於1955年開始熱衷健身相同；此外，三島透過經常上媒體確認存在感，小說中的藝術家夏雄也渴望透過藝術表現世界。在《鏡子之家》裡，透過四個角色可看到戰後社會不同的生存方式，前三個角色人生下場較為悲慘，唯獨畫家夏雄對人生抱持希望，這似乎也代表了三島由紀夫的希望所繫。
這部描寫戰後年輕人的小說，文學界評價不一。不過重要的是，《鏡子之家》單行本出版的1959年，也是大學生第一波反日美安保鬥爭開始的時刻，自此揭開了日本1960年代革命時代的序幕。在這樣的浪潮下，即使三島想要以畫家夏雄之姿描繪他的理想世界，但一心想站在時代浪尖上的三島，卻反被年輕人所掀起的革命浪潮淹沒。
三島由紀夫的天皇思考
1960年代中期，三島由紀夫突然開始發表關於天皇乃至政治的主張，這看似突然的舉動，其實跟1960年代日本的文學與社會環境的變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
在激烈競爭的文學舞台上，小三島10歲的大江健三郎開始浮出檯面，1958年的〈飼育〉獲得芥川賞之後，接續創作活躍文學界。1960年10月12日，日本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於東京日比谷公會堂演講之際，遭17歲的右翼青年山口二矢行刺。山口被逮捕之後，在獄中留下「七生報國，天皇陛下萬歲」的遺書後自殺。
大江健三郎1961年2月於《文學界》發表的〈政治少年之死〉便以這個事件為背景，小說裡的主角17歲少年，因為發育期產生了自我認同的危機，直到他認識了一位右翼的皇道派成員，少年在右翼信條與暴力中得到滿足，也因此將為天皇而活視為自身的使命。最終，他抱著這樣的使命感行刺左翼政黨的委員長，入獄後自殺。事實上，這也是真實事件的結局。
1960年代初期，不僅大江健三郎的小說觸及天皇，1960年深澤七郎於《中央公論》發表小說〈風流夢譚〉，其中因有皇太子與皇太子妃被民眾斬首等情節，引發右翼團體的抗議活動。同樣是一名17歲右翼青年的小森一孝，因而闖入《中央公論》社長家行刺，深澤七郎為此不得不四處流浪數年。
1960年代中期，三島從1966年的小說《英靈之聲》開始，以一連串行動提出他的天皇觀，這些行動包括：1967年開始進入自衛隊、體驗F-104戰鬥機的飛行；1968年發表《文化防衛論》以及成立民兵組織楯之會；1969年則是與東大全共闘的歷史性對話。
可以看到，三島行動越積極的時刻，恰好也是學生運動最蓬勃的高峰。從《英靈之聲》到重新評價二二六事件，他的思想也回到了戰前的時間軸。
發生於1936年2月26日的二二六事件，是陸軍內部皇道派對統制派所發動的政變，皇道派多是青年軍人，他們主張在天皇親政下進行國家改造，統制派則強調軍隊內部紀律。皇道派政變失敗之後，直接參與者多被判處死刑，軍隊內部統制派勢力更加穩固，軍方對政府的決策影響力加大。
而在《英靈之聲》裡，二二六事件被處死刑與神風特攻隊戰死的年輕軍人，成為亡魂之後，得知天皇的人間宣言之後，產生深深的怨念。二二六事件是三島11歲時發生的事，可以看到，從《金閣寺》揮別戰前、《鏡子之家》對戰後社會多所失落，到了革命氣氛瀰漫的1960年代中期，三島開始回到戰前的時間軸。
二二六事件對三島由紀夫來說，不僅是個歷史事件，其背後的構成原因，也可以看見三島對現實政治的看法。1968年三島在〈關於二二六事件〉（二・二六事件について）的文章當中，為二二六事件翻案。
在三島看來，關於二二六事件，人們多把矛頭對準軍隊，認為此事之後，加速日本往法西斯主義方向發展。然而，真正的問題應該在於1930年時任外務大臣的幣原喜重郎，自由主義者的他崇拜歐美，在《倫敦海軍條約》的談判裡表現軟弱。條約談判後不久，幣原擔任臨時代理總理大臣，此刻正逢全球的經濟大恐慌，在他任內，政黨政府腐敗，農村凋敝貧富差距擴大，這些才是二二六事件發生的背後原因。
三島談幣原外交上的軟弱，其實也意指戰後日本在外交上對美國太過軟弱。就二二六事件來說，三島寫作《英靈之聲》時，閱讀了事件中被處死的年輕軍人磯部淺一遺留的手記，其中提到日本正被內閣群臣與財團所壟斷，可以看到皇道派年輕軍人力陳必須進行政變，由天皇親政改革國家的急迫之情。對此，三島大加讚揚，在文章裡直指這是「國之最高正義！」
三島思考的時間軸回到戰前，重新理解二二六事件，並給予皇道派軍人高度評價，然而現實當中，他如何架構涵納天皇的政治理想藍圖？1968年，三島在《中央公論》開始發表〈文化防衛論〉，隔年4月——也就是與東大全共鬪對話前——單行本出版。
在《文化防衛論》裡，三島把文化賦予對內整合、進而型塑主體性的功能，更甚者日本對外也能彰顯自主性與獨立性。在這樣的脈絡下，三島提出了「政治天皇」與「文化天皇」的概念，他的著眼點在於——戰後日本受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統治期間，代表日本的天皇制勉強得以維持，而後在無能官僚外加大眾社會來臨之下，天皇的尊嚴受到挑戰，於是三島重新思考天皇在日本的定位。
政治天皇指的是天皇按憲法履行職權的部份，較為特別的是文化天皇部份。文化天皇有兩種功能：
一是作為日本傳統祭祀與美學的代表。三島特別強調宮廷美學就在於「雅」，但雅不應獨屬高高在上的宮廷，也應透過詩歌等讓民眾學習與共享；文化天皇還有一種功能，就是從日本歷史而來的「保護天皇」的精神。在《文化防衛論》裡，他所舉的例子是明治維新前夜，「櫻田門外之變」的「櫻田十八士」。他們的暗殺行動使得尊王攘夷得以實現，天皇重回政治中心。
東大全共鬪的意義
三島的天皇思考與論述，已然比戰前更加完整。這也是他在1969年面對東大全共鬪學生激辯時的來源基礎。
按紀錄片所述，東大全共鬪的學生打電話邀請三島由紀夫對話，三島欣然允諾。事實上，三島此前對東大全共鬪在東大的行徑多所批評，甚至藉由小說加以嘲諷。或許，三島當時正期待一場正面交鋒。
不過，如果根據亨利・史考特・斯托克（Henry Scott-Stokes）的《美與暴裂：三島由紀夫的生與死》一書所述，三島事後回憶進入900號教室之前，擔心左翼學生對他動手，緊張得像是走進獅子的巢窟。其實，紀錄片也捕捉到他的緊張，即便已是名聞遐邇的大作家，對話之前，三島撐住講台的左手仍微微發抖。
不過，《美與暴裂》也提到，三島非常享受與學生的對話，因為彼此有些共通點。例如：各有一套意識形態、肯定暴力，兩邊都可說是日本新人類。史考特・斯托克也用了一個三島式的形容——彼此有愛情，但隔著鐵絲網，可以相互微笑，但無法接吻。三島甚至認為，他與學生們爭取的東西是一樣的，只是，三島還自認握有王牌，那就是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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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島由紀夫的900號教室之路（下）：與東大全共鬪碰撞的時代火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