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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島由紀夫的900號教室之路(下):與東大全共鬪碰撞的時代火花?

三島由紀夫與東大全共鬪學生,兩方都在政治的季節裡最後一搏,但他們搏的到底是什麼?
 圖/天馬行空提供
三島由紀夫與東大全共鬪學生,兩方都在政治的季節裡最後一搏,但他們搏的到底是什麼? 圖/天馬行空提供

▍上篇:三島由紀夫的900號教室之路(上):被日本戰敗改變的天才少年

▍中篇:三島由紀夫的900號教室之路(中):重新炙熱的「天皇情節」

讓三島感到緊張的東大全共鬪是什麼樣的學運組織?他們的辯論又觸及那些問題?碰撞出什麼樣的火花?天皇真如三島所想、是一張王牌嗎?

東大全共鬪的成立源自1968年1月,東大醫學系學生與實習醫師因實習醫師制度修改,與東大醫學部對立,學生與實習醫師開始罷工罷課,醫學部也對參與的17名學生做出處分。對此,學生要求撤回處分,一部分學生佔領安田講堂,校方請來警視廳機動隊,多達一千兩百名的警力強勢驅離學生。

然而此舉形同放棄大學自治,反而引發更多學生的不滿與抗爭。醫學系的事件瞬間成為全校的事務,幾乎所有學部都開始罷課,更有多達近六千名師生在安田講堂前要求與校長對話。1968年7月5日,多達三千多名師生共組「東大鬪爭全學共闘會議」(即東大全共鬪的全名),繼續佔領安田講堂。

星星之火之所以可以迅速燎原,根本原因在於步入1960年代,日本已有學生運動的養分與基礎。1959年日美準備簽訂安全保護條約,反對的大學生們走上街頭抗議,這是第一波的反安保鬥爭。而後,1964年美國的大學生反對越戰,反戰運動也迅速蔓延為歐美國家年輕人爭相響應的運動。

在日本,1965年開始也有一連串的反戰運動。不僅反戰示威,反抗文化象徵諸如巴布·狄倫(Bob Dylon)的Blowing in the Wind或是瓊·拜亞(Joan Baez)的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乃至其他表達時代氣氛的民謠風歌曲都大受年輕人喜愛。反戰運動之後,中國1967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也影響日本的學生運動,《毛語錄》更曾是部分學生的運動經典。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學生運動因路線差異派系甚多,東大的情況亦復如此,不同派系在校園內有不同的勢力範圍、所戴的安全帽也標示不同顏色。東大全共鬪最主要的敵對力量就是共產黨系的民青。在運動策略上,東大全共鬪封鎖校園、佔領安田講堂,民青則反對封鎖策略,兩派在校內也發生暴力械鬥。

東大全共鬪星星之火之所以可以迅速燎原,根本的原因在於步入1960年代,日本已有學生運動的養分與基礎。
 圖/維基共享
東大全共鬪星星之火之所以可以迅速燎原,根本的原因在於步入1960年代,日本已有學生運動的養分與基礎。 圖/維基共享

在日本的學生運動史當中,全共鬪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當年東大全共鬪的成員富田武,在「政治的季節」終焉之後,於大學教授國際關係並仍不斷追索這個問題。他在2019年出版的《作為歷史的東大鬥爭:我們戰鬥的理由》(歴史としての東大闘争:僕たちが闘ったわけ)一書當中,便提到東大全共鬪的學生,基本上是1960年代中期入學的「團塊世代」。

所謂團塊世代就是戰後嬰兒潮,因為在人口統計圖表上呈現塊狀而有此稱。他們成長於戰後經濟重啟的富裕社會,對社會卻有很強的疏離感。團塊世代的學生們對管理社會有所質疑,常認為大學不過就是大量生產的過程。1960年代中後期的文化,也對學生們產生衝擊。例如1966年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到日本訪問將近一個月,存在主義瞬間引起廣泛討論,《嘔吐》尤其受到年輕學生的喜愛,再加上大江健三郎、安部公房小說裡的荒謬感,都讓學生反思自身的存在問題。

1969年1月,鎮暴機動隊攻入東大安田講堂。 圖/美聯社
1969年1月,鎮暴機動隊攻入東大安田講堂。 圖/美聯社

在具體的學生運動經營上,首先,戰後開始的學生運動組織,大多都跟既有政治力量有所關聯,甚至是由這些勢力所指導。但東大全共鬪是不受既有勢力控制、影響的自立組織。其次,雖然大學學費調漲引發的學生與大學抗爭,此前已有先例,不過這些抗爭多是一時,東大全共鬪的訴求更為全面,存在時間也更為長久。

最後,不同的學運派別各有其口號,這些口號也可以看到他們的屬性。例如有的派別直接引用中國文革的「造反有理」,東大全共鬪則強調「自我否定」,也就是否定自己的精英屬性,在行動中重新思考自己與社會的關係,這也是前述受「存在」衝擊而來的實際行動。

然而,1969年1月18日,在代理校長的同意下,8,500名機動隊隊員進行強勢驅離。這是如同戰爭的場面,學生們在安田講堂的時鐘台上進行最後的抵抗,直昇機從空中丟下催淚瓦斯,代理校長與學校管理階層在一旁靜靜地觀看。經過35小時的對抗,警方奪回安田講堂。學生在安田講堂裡悲壯地寫下谷川雁的詩句,也成為時代的記憶:

尋求連帶,不懼孤立(連帯を求めて孤立を恐れず)。

1969年1月18日,在代理校長的同意下,8,500名機動隊隊員進行強勢驅離。圖為當時警察與被捕學生。 圖/美聯社
1969年1月18日,在代理校長的同意下,8,500名機動隊隊員進行強勢驅離。圖為當時警察與被捕學生。 圖/美聯社

三島由紀夫與全共鬪的天皇論戰

警方奪回安田講堂,也是東大全共鬪快速下滑的開始。

位在本鄉校區的安田講堂被奪,東大全共鬪只有試圖轉移到駒場校區。然而當時這裡已成民青的勢力範圍,只有900號教室是少數自由之地。不過,當民青得知三島由紀夫將來駒場對話時,曾放話要押三島來痛毆。雙方的對話於是頓時極為弔詭:邀請方的東大全共鬪在不是主場的場地舉辦對話活動,應邀方的三島也深恐意外發生,因此有楯之會的成員隨身保護。兩方都在戰戰兢兢的情況下對話。

除了紀錄片裡可以看到這段雙方對話交鋒的片段外,事實上這場辯論結束之後,紀錄雙方對話全文的《新潮社》,也請雙方再補充論點集結成《美、共同體與東大鬥爭》(美と共同体と東大闘争)一書。

在雙方攻防最為激烈的天皇問題上,雙方究竟是如何交鋒的?

圖為晚年昭和天皇裕仁。 圖/路透社
圖為晚年昭和天皇裕仁。 圖/路透社

三島的說法基本上與前述《文化防衛論》的說法大致相同,比較特別的是他借用德語的「實然」(Sein)與「應然」(Sollen)來解釋他的理論:實然的天皇也就是現實的天皇,是政治體制與社會體制的代表,也就是政治的天皇;至於應然,也就是理想中的天皇,就是文化天皇。

至於東大全共鬪,他們的回應亦充滿哲學思辨。一般人對1960年代後期日本學生運動的印象多集中在行動層面,其實這也是個哲學思辨洋溢的年代,不同的學運流派各有支撐行動的哲學基礎,東大全共鬪拆解三島的天皇觀也洋溢著哲學的氣味。

當三島由紀夫用德語的Sein與Sollen來區隔政治天皇與文化天皇時,東大全共鬪學生們先是指稱三島是個「激情但空洞的煽動家」,進而搬出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 W. F. Hegel)。

他們認為三島的天皇觀與黑格爾的理論有些相似,黑格爾的歷史觀以辯證法為基礎,雖然支持君主制的黑格爾,把歷史的腳步止於普魯士的絕對君主制,但他還是有些演繹過程(例如:把存在的共同體、人民及他們的歷史,賦予「普魯士國家」這樣的名稱),然而反觀三島,就只有抽象的「文化」開始無限演繹——所謂的文化天皇,終點就是政治天皇。簡言之,就是天皇國家。

此外對話在進入天皇之前,學生質問三島:自然與人們之間的關係為何?其實是在追問三島對生產關係的看法。這些質問看突兀,不過在論及天皇時,這個問題就得以開始呈現。東大全共鬪學生力圖指出三島的天皇論沒有具體的社會分析,只有抽象的文化為基礎,學生們更揶揄三島的天皇國家是「幻想的共同體」。

圖為《薔薇刑》中的三島由紀夫。 圖/細江英公
圖為《薔薇刑》中的三島由紀夫。 圖/細江英公

三島的文化天皇以日本的歷史為基礎,他的歷史觀是過去、現在與未來直線進行的,他甚至也帶著激情的口吻要大家將全部身心投入現在,超越過去、超越自己所屬的時代。然而,對於全共鬪學生來說,所謂的現在,不過就是陷入過去的泥沼。學生們的意思是:所謂戰後和平與民主主義,不過是空洞的名詞罷了。過去、現在與未來不是如三島所說的線性關係,而是如圓形的惡性循環。

900號教室的論戰裡,三島由紀夫與東大全共鬪學生的對話在天皇話題的激辯收尾。當年全共鬪一員芥正彥的女兒,在50年後面對鏡頭說,「那是語言還有力量的時代」。他們的激辯,其實也是「政治的季節」就要退潮的註解。

三島由紀夫坦言,他雖然獨創了天皇理論,但現行的天皇運作與他的理想還有很大的差距。學生們也是。東大全共鬪被迫從東大本鄉校區的安田講堂撤出,來到駒場校區,卻也不是他們的地盤。在900號教室這個中立之地,他們提出解放區的可能性,未嘗不是在敗北的懸崖上呼籲一個重聲喧嘩的空間?

三島由紀夫到900號教室之路,是一段日本戰中派的人生曲折。在那裡,他與戰後團塊世代的東大全共鬪擦撞出火花。火花裡,是雙方理想與現實的落差,但也是戰後日本的一頁傳奇。只是翻開那一頁,論點各異的政治激情已然消逝。

「戰中派」的三島由紀夫,與戰後「團塊世代」的東大全共鬪擦撞出火花,只是當年論點各異的政治激情如今已然消逝。 圖/天馬行空提供
「戰中派」的三島由紀夫,與戰後「團塊世代」的東大全共鬪擦撞出火花,只是當年論點各異的政治激情如今已然消逝。 圖/天馬行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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