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之死：失控的假新聞，我們反省夠透徹了嗎？

本月（3月）4日晚間10點，日本公共電視NHK在《現代特寫》節目中以〈失控的假新聞：駐日外交官輕生帶給我們的教訓〉為題，探討去年（2018年）台灣駐大阪辦事處處長蘇啟誠輕生事件，主題毫無疑義地將蘇啟誠前處長的自縊身亡與「假新聞」連結。

台灣方面，在幾家線上媒體跟進報導後，輿論也多以「被NHK認證的假新聞」，定位該起事件與其所導致的憾事。令人遺憾的是，NHK的報導，以及於節目中所出示的蘇前處長家屬最新聲明，不論在報導量、篇幅與報導總時數上，遠遠不及燕子颱風期間，各媒體、政黨、輿論對大阪辦事處鋪天蓋地的報導與抨擊；即便有了家屬間接同意的「假新聞殺人」意見，以及隨後對政府、媒體機構以及社會大眾提出的呼籲，然而，這樣的「籲請」似乎也僅是向空氣揮拳，成了「韓流」中一則不起眼的「綜合報導」而已。

日本從網路霸凌到失控的假新聞

縱然NHK節目曝光後，台灣網友紛紛奚落蘇啟誠事件的後續追蹤、調查報導竟然是由日本操作執行，紛紛對台灣媒體表達不屑。也有意見認為，日本之所以執行調查報導，以抽絲剝繭的方式逐一訪談相關人士與調查證據，來自日本社會一貫的「從歷史記取教訓」與「一絲不苟」的精神，不過就筆者觀察，這或許與日本SNS興起後，層出不窮的霸凌、謊言與全球日益關注的假新聞輿論氛圍相關。

同樣在去年10月，著有《重版出來》、《月薪嬌妻》等代表作的日本知名編劇野木亞紀子，推出她首度於NHK執筆的新作品：《Fake News假新聞風暴》（フェイクニュース），並由人氣女星北川景子出演。雖然《Fake News》僅有短短2集，受限於篇幅與單位時間內，內容的縱深與刻度不若野木亞紀子的《重版出來》與《月薪嬌妻》來得深刻人心，但批判的意圖與力道不受篇幅縮限，反而在講究速食、速效與短小淺碟的線上體驗中，若有似無地重現了那樣的當代視聽經驗。

日劇《Fake News》與NHK《現代特寫》製播的〈失控的假新聞〉，從影視娛樂文本，到硬性新聞的節目內容，系列性地探討假新聞對當代社會所造成的風險與危害。或許在一定程度上，是承襲自日本社會相當嚴重的「SNS霸凌事件」。

自2013年起，依據日本文部科學省的數據顯示，日本全國公私立高中以下學校及特別教育學校（特殊教育學校），總計有高達18.5萬起校園霸凌事件，其中高中有2成的霸凌來自網路霸凌。然而，即便2013年起，有關單位已提出反霸凌對策，然而到了2015年，校園霸凌數據不減反增，通報數據來到22萬4千件，相較2014年成長3.6萬，網路霸凌的通報數據也隨著SNS的普遍與日常隨之提升。

乍看之下，網路霸凌與假新聞似乎無涉，但若以「匿名」的方式——無論是同學之間的匿名，或是新聞機構使用的「綜合報導」與「網友指出」——觀察，正因為網路所標示的去身份與去識別化特質，讓發言得以「免除」隨之相應的倫理與責任，成為散布不實謠言、仇恨言論與極端主義的溫床之一。

事實上，在社群媒體日益取代傳統媒體，並成為人們日常唾手可得的訊息發送／接收工具後，日本社會自然難以從全球橫行的「假新聞」中全身而退。而為了防免假新聞對民主社會的危害，日本也於2017年成立事實查核組織：ファクトチェック・イニシアティブ（FactCheck Initiative Japan，簡稱FIJ），希望建構一個市民不被錯誤訊息迷惑的社會。

質言之，假新聞是全球民主國家迫切亟待面對與解決的問題，NHK以大阪機場與蘇啟誠前處長的自縊事件所製播的專題節目，旨在回應這波險峻的資訊威脅，提醒日本國民「假新聞殺人」是血淋淋的事實，稍有輕信、誤傳，甚至演變為政黨之間的黨同伐異事件，失去的不止是閱聽眾對媒體信任，而是一條無辜的人命。

大阪機場造謠事件不罰？

自NHK專題報導曝光後，「NHK認證的台灣假新聞」彷彿成了該系列爭議的定位。事實上，自2018年9月5日開始有網友於批踢踢貼文，主張大阪辦事處的消極冷漠與不作為，與中國官方如何地弛力救援，到9月15日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發布查證訊息證實為假新聞之間，這10天的時間，卻鮮有台灣媒體主動親自向大阪機場求證，所謂「中國派車進入大阪機場」的說法是否為真，而任憑來源不明且尚未證實的網路貼文，扭曲事件真相，也讓我國駐外辦事處疲於奔命，將原先便已單薄的駐外人力與行政能量及資源消耗殆盡。

此外，國內更是砲轟隆隆，媒體、在野黨以及如朱學恒、黃暐瀚等名嘴紛紛站隊批判，蘇啟誠前處長自縊身亡後，輿論更是來到沸點，任何捕風捉影的消息都成為報導素材，駐日大使謝長廷、屏東縣長潘孟安，或是台日關係協會秘書長張淑玲，任何「據傳」，都可以成為批判的「所本」進行攻訐；儘管事後都遭官方正式否認，但在公共記憶中，閱聽眾記得的，也僅剩下他所認同的「真相」。

難道事件就成為一團迷霧？大阪機場爭議事件難道就沒有定論嗎？同年11月，一名就讀臺北大學的游姓男大生遭警方移送，同月26日，南投地方法院以「惟對當時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之民眾而言，既未身處日本大阪，該謠言自不足使民眾心生畏懼或恐慌」裁定不罰（107年埔秩第4號）。

是以，該起「假新聞」事件，經法院認證確有造假情事，然礙於犯罪事實與法條要件不合而難以認定、裁定不罰。從上開判決可知，造謠行為存在，並確信栽贓、抹黑駐外代表處行為為真，而在「足以影響公共安寧」部分因舉證不足不罰。此外，除了前一部為法院認證的假新聞外，從4日的NHK的報導，以及同日蘇前處長家屬提出的聲明，恐怕也是直指了這是一起「假新聞殺人」事件。

台灣媒體不成比例的前後報導

回到台灣媒體，〈失控的假新聞〉報導後，筆者查詢各家線上與電視媒體，無論在跟進報導的篇幅、則數，以及總報導分鐘數，相較去年9月以洗版來說都不為過的報導量，幾乎是天差地遠，更有部分傳統媒體在本事件選擇噤聲，甚至在出版線上新聞後卻因不明原因有將新聞下架之情事。

經查數家電視媒體經營的YouTube頻道，有多家媒體查無相關跟進報導（或無上傳），這樣不符比例的前後報導模式，要說是NHK因版權問題而無法製作恐怕也難以令人信服；又或說事件的重要性不比當日新聞，或許當日新聞會被逐一翻閱檢驗一番。況且，有著蘇前處長家屬的一反去年12月20日的「最新聲明」，這樣的新聞價值與公共性依然被漠視，甚至僅有電視媒體在網站上聊表心意地上傳文字，卻遍尋不著影音內容，這樣做半套的模式，更是起人質疑。

「媒體都不報！」這句在社群媒體上經常可見的閱聽眾所提出的控訴，在日媒專題的跟進報導上成了自我實現的預言。

「量變導致質變」，或許是這起事件的一個註解。過量、過曝且未經證實的消息，成了某種集體情緒宣洩的出口，也成就了各方累積政治資本的金礦山，人們從大阪機場的假新聞事件裡各取所需，而結局則是癱瘓駐外辦事處，並可能與一名外交官之死難以脫離關係。

這層層關係，卻被多數媒體選擇禁言不說。「假如一棵樹在一片森林裡倒下，若無人報導，他還算是真的倒下嗎？」這個古老的命題如今成為現世。一條寶貴的性命殞落，家屬的對假新聞的沉痛期許，他不被廣為報導與知悉，那麼這個事實還是事實嗎？

僅以蘇前處長家屬的聲明作結，假新聞不會因此終結，但人們不能停止悼念，更不能停止反省。

現在真相如何對我們家屬而言，是沒有能力調查的事，也不具有多大意義，將來歷史自然會對一個外交官的犧牲有一個公平的判斷。

希望一個外交官的犧牲能引起台灣及日本政府有關當局、新聞媒體及相關法律的研究者對網路上假消息的流竄，在制度面上或法律面上能慎重思考如何妥當應對，防止不必要的社會混亂或者是無辜的人名譽受損。

另外政府也好、組織也好、媒體也好，或者是網路利用者在未查明真相的情況下，也不要輕易相信或擴散，或是利用假新聞謀取自己的利益或譁眾取寵。

我想這樣他的犧牲就比較有意義了。

（原文授權轉載自作者Medium，原標題：〈失控的假新聞：逃避並不可恥，但依然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