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的身後：二二八事件中的林宗義與林茂生
（※ 文：曾婉琳，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助理）
林茂生（1887～1947）是臺灣第一位留美哲學博士，林宗義（1920～2010）則是臺灣精神醫學的先驅。兩位臺灣頂尖的人才，林茂生在日本時代即抗拒日本統治嚮往「祖國」（中國），卻於二二八中受害，林宗義則在黑名單的列管中，長年旅居海外，但也熱愛「祖國」（臺灣），念茲在茲的是臺灣的自覺與獨立。這對父子的生命際遇，映照著過去近百年來臺灣人被扭曲的命運，以及為對抗命運而生的堅強意志。
我記憶中的重要事件、情景、主要人物，特別是我父親的言談和思想，仍在我心中栩栩如生。（二二八）事件中幾乎每一天所發生的事，伴隨著無法忍受的痛苦，回到我心中。有時，即使沒有絲毫的刺激，也會使我想起這些事。
林宗義回憶著，在二二八事件剛發生的幾天裡，父親林茂生幾乎每天都憂國憂民地談論著社會情勢。但在1947年3月11日、父親被帶走並失蹤的那天起，他只能懷著懊悔的心情度日。即使過了幾十年，他仍時常想著如果在最後一刻多做些什麼，父親是否可以逃過一劫。
臺灣名仕林茂生
林茂生出生於臺南，父親林燕臣是清秀才、同時也是基督教長老教會宣教士。林茂生因成績優異保送赴日念書，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1927年又被臺灣總督府遴選為「在外研究員」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深造，成為臺灣第一位留美哲學博士。
回臺後服務於臺南工業高等學校（國立成功大學前身），並在由長老教會成立的長榮中學擔任理事長。但中日戰爭起事後，總督府強令私立中學師生須至神社參拜，他因此憤而辭去理事長一職。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同年10月25日在公會堂舉辦受降儀式。林宗義回憶父親當時曾說：「那天是他一生中最得意、最快樂的日子，他終於從奴隸身份翻身成為主人」。
接著，林茂生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先於1945年10月創辦《民報》，為社會不公義發聲；在11月亦被委派負責臺北帝國大學（今國立臺灣大學）的接收工作，並代理文學院院長。
二二八後無端失蹤
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林茂生與林宗義同在臺灣大學工作，父子倆幾乎每天都會聊到相關的情勢發展。2月28日當天，林宗義任職的臺大醫院，所有的醫生與職員都被緊急召回，協助處理傷患。林茂生擔憂地說：「希望事情不要惡化，臺灣人對於重大動亂毫無準備……」。
做為教職人員，林茂生曾於3月7日臺大校務會議中提到，他在事件發生時即告訴學生：「不要忘記我們是中國人，學生應認識學生的本分，民眾激於義憤、學生應具理智，不可輕舉妄動。」原因是當時民憤難抑，有臺籍學生擬請林茂生出面領導抗爭，但被他拒絕，並告誡學生應以讀書為事。他認為，若在目前的時局下，學生無法在學校讀書，就該回家讀書。不少學生因而各自回家，得以在二二八事件中保全。
動盪之間，亦有日本教授透過林宗義勸告林茂生不應留在家裡，會有危險。林茂生知曉後回應：
那是沒意義的。我一生又沒有做什麼非法或敗德的事。為什麼我要藏起來？
但是，1947年3月11日林茂生被身份不明之私服特務，以「大學校長有請」為由載走，隨後即失蹤。
黑名單上的醫學權威
林宗義是林茂生的次子。林宗義19歲那年，林茂生寫了王陽明「桃源在何許？西峰最深處。不用問漁人，沿溪踏花去」一詩，贈送給即將動身前往東京帝大攻讀精神醫學的林宗義，並鼓勵他：「這條路可能是醫學領域中最困難的路，前人未踏及的空間極大，未解決的問題極多；尤其是，東洋人專攻者少，是一門寂寞又艱辛的學路，也是一件充滿偏見、冷眼的工作，你勇敢選擇這條路，我要特別祝福你。」林茂生與林宗義父子的亦師亦友關係，讓林宗義有極大的空間去追尋自己的理想。
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林宗義27歲，才剛擔任臺大醫院第一任神經精神科主任。父親失蹤後，他與母親王采蘩和家人透過各種關係，找尋父親的下落，終究一無所獲。而後，林宗義全心投入工作，在臺灣，致力於精神醫學研究與體系的建立；在國際間，除了受國際衛生組織邀約，亦受到美國、加拿大的學府聘請，因而旅居國外。但由於二二八事件的關係，林宗義成為政府的黑名單，無法自由返回生養他長大的臺灣。
尋找復和之路
1986年，在睽違臺灣32年後，林宗義才首次回國，時值二二八事件近40年。他曾感慨，當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臺灣可惜未能像德國、日本於戰後有國際組織即時介入加以審判、釐清真相。也提到1950年陳儀以通匪叛逆罪處死時，二二八受害者家屬曾引頸企盼陳儀在二二八的罪行能被揭示出來，但總統蔣介石完全沒提及，讓受害者及遺屬大失所望。
而後，因為臺灣的戒嚴環境，以及該為事件負責的蔣介石，被塑造成「戰後英雄」、「中國的救星」，讓不知情的民眾將未來希望寄託在蔣身上，二二八事件非但沒機會被檢討，更被淹沒在幽暗的「白色恐怖」及「民族的救星」的氛圍下。
於是，林宗義利用每次短暫回國的機會接觸受害者，甚至在臺北街頭隨機抽樣訪問，企圖將40年來受害者家屬所受的創傷放在臺灣的政治環境時空背景一一去分析，找尋「復和」之路。並與二二八受害者團體及民間組織，於1990年提出「根本解決二二八悲劇計畫」之五個基本步驟：
- 二二八事件官方報告出爐。
- 紀念碑與紀念博物館的設置。
- 對倖存受害者及其家屬公開道歉並賠償。
- 將每年的2月28日訂為「和平紀念日」。
- 設置二二八紀念基金會，以重建因二二八遭破壞的臺灣文化與教育，並復原臺灣人自我認同與尊嚴的基本人權。
雖然長年無法回臺灣服務，但林宗義依然心繫臺灣；他與當時民間組織提出的這一系列社會修復工作，至今依然循序進行著。
我的國與我的家
林宗義回憶，在他5、6歲時（約1925年），父親常指著當時的臺南市立圖書館（今吳園藝文中心旁，現為百貨公司） 說，「那就是我們以前的家，但因市區規劃而被徵收。」後來，他北上臺大醫院任職，分配到附近的日式宿舍，該區不久後又被剷平以建造中正紀念堂。他曾感慨， 兩棟對林家意義深遠的住宅，一處在日本時代改建為教育文化機構，另一處則在國民黨治下建起獨裁者的殿堂，此間的林家流離，猶如福爾摩莎的命運一樣。
為此，他期待臺灣人能自覺與自決。
林茂生一生曾懷抱著回歸「祖國」的希望，故於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仍告誡學生：「不要忘記我們是中國人」。林宗義因其精神醫療上的成就，旅居國外，被列為黑名單，但他仍熱愛「祖國」——臺灣。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加上1949年之後的政治、社會事件，以及林宗義個人的生活經驗，加深了他對二二八悲劇意義的思考， 也形塑了他不同於父親的國家認同。
※ 本文摘自《觀．臺灣》第33期，原標題為：〈哲人的身後——林宗義與林茂生〉。
《觀．臺灣》第33期出版社：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出版日期：20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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