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恩潔/母親和她們的孩子背後,被遺忘的非洲史——讀《跳舞骷髏》

聯合新聞網 鳴人選書
今日,非洲飢餓的單一印象沒有離我們遠去,只是飢餓可能被疾病所取代。 圖/路透社

(※ 文:趙恩潔,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被邀請為這本1995年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獎得主作品撰寫導讀時,我有一些疑惑。《跳舞骷髏》作者德特威勒(Katherine Ann Dettwyler)是一位體質人類學家,而我是一位文化人類學家。作者雖然在書中提供了一些在馬利(Mali)異文化衝擊下對自身美國白人偏見的反思,但仍然很容易讓讀者誤以為這又是一本「白人拯救非洲孩童」的感人故事。

其實,這本書平易好讀,本身已從體質人類學家視角為一般讀者提供理解非洲的不同面向,只是或許仍需要納入文化人類學思維與不同歷史觀點,以提供我們對於疾病的社會性有更深入的思考。事實上,作者也在書中坦承,除了在幼兒健康狀態掌握甚多,她對馬利的政治歷史一無所知。因此,我希望以下的簡短討論,可以更激盪、轉換人們看待熱帶非洲的方式。

歐洲帶來疾病,而非文明

非洲作為「黑暗大陸」的觀念,是由殖民早期歐洲探索者與士兵的死傷經驗中投射而成,打從一開始就是一種歐洲中心主義的觀念。在台灣,除了早期歷史課本仍為上述這種觀念背書,「飢餓三十」的種種宣傳也是我們這一代非洲印象的主要來源。

今日,非洲飢餓的單一印象沒有離我們遠去,只是飢餓可能被疾病(或戰爭與世界工廠)所取代。確實,一直到二十一世紀,瘧疾仍在非洲死因名列前茅,而馬利仍是世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若要重新認識非洲疾病的根源,除了流行病理學與歷史病理學,我們也需要跨區域的醫療史,以及寬廣的非洲史。

2019年年初中文譯本剛問世的《醫療與帝國》是優質的切入點。書裡有一章專論非洲,雖然針對西非的內容偏少,但是醫學史及科學史家查克拉巴提(Pratik Chakrabarti)以大量史學證據挑戰了「西方人為非洲帶來醫學與文明,在此之前非洲沒有自己的醫學」的刻板印象。

這個印象在英國藝術家科平於1916年所繪的〈一位照顧患病非洲土著的醫療傳教士〉作品中再清楚不過:一位帶入醫學與福音的歐洲人,端出藥盒,背對著後方光亮的耶穌基督;而與之相對應的,則是因病跪倒在地的一位非洲黑人。

馬利人習慣長住在治療師家中接受照護,而不是去陌生的醫院短暫就診後取藥走人。 圖/...

查克拉巴提鏗鏘有力地論證,歐洲人對非洲的殖民,包含商業據點的交通連結、強制勞動力遷徙、都市化與農莊化,都造成了生態浩劫與人群密集接觸,並使得各種傳染病大肆蔓延。其中,昏睡病就是因歐洲人密集殖民非洲後而廣布,目前最清楚的例子。

不只是昏睡病,瘧疾在特定區域的蔓延,也很可能與歐洲殖民有關。以馬利的瘧疾防治史為例,一次大戰後,法屬蘇丹殖民當局「尼日辦事處」為了棉花與稻米的生產,強制進行遷徙與勞役,在1945年以前迫遷了超過3萬名非洲勞工;並設置大型灌溉計畫,第一次計畫擴及範圍約148萬公頃,第二次計畫約37萬公頃。

某些當地酋長選擇配合殖民政府的高壓政策,但實際上能招募到的人不多。最後被迫來到灌溉區種植棉花的非洲勞工,只能在貧瘠的環境下忍受糧食短缺導致饑荒的情形。這些灌溉系統持續到殖民地獨立,已然促成人口與蚊子密度雙雙增長,最終導致瘧疾感染增加。

在更早的殖民階段,殖民者將醫療當成是一種權力的展演,帝國的工具,以便「加強我們(白人)在他們眼中的聲望」。散播文明與科學是為了合理化殖民侵略的修辭,這一點在法國殖民者之間心照不宣。然而,歐洲人這種自我感覺良好,卻在馬利碰壁。除了天花疫苗還有一些特殊疾病之外,大部分的馬利人對西方醫院興趣缺缺。

這有一些物質與文化上的根本原因。首先,醫院只設在都市,對鄉村地區的人而言太過不便。其次,當時負責「土著醫療」的政府機構「土著醫療協助」,完全脫離了當地的醫療文化——人們習慣長住在治療師家中接受照護,而不是去陌生的醫院短暫就診後取藥走人。

由於不了解當地的醫療文化,「土著醫療協助」後來比較像是殖民政府的公關門面,卻從未真正成功地提供普遍的醫療服務。在這樣的歷史之後,馬利當地指涉「白人」的toubabou或toubab,來自阿拉伯語tabib,意即「醫生」。以後見之明看來,不能不說是一種諷刺。

他們其實很可能連基本就醫的費用都沒有,這背後更大的政治經濟結構該如何撼動。 圖/...

「文化」鑲嵌在歷史的結構之中

非洲的歷史,很多都是在去殖民化過程中才得以慢慢浮現。可惜,新興獨立的國家,不論其意識形態是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往往皆承襲「發展」傳統,低估了環境平衡、糧食自主,與人口健康的重要性。

在大饑荒後的1980年代初期,馬利政府過於賤價收購小農的稻米即是一例。新自由主義化之後更是雪上加霜,由於公共醫療費用減少(「結構重整」),變相加重民眾負擔,使得廣大的人民連就醫的交通費或看診費都籌措不出,因而導致延後就醫。二十一世紀,許多馬利人往往被迫在餓死全家一年,或暫時救活一個(之後可能還是會死掉的)孩子之間,做出殘酷的二選一。

當德特威勒正確地指出貧窮與疾病不能輕易地畫上等號,卻也認為「文化觀念」可能是阻礙人們獲得多元營養和足夠免疫力來抵抗疾病的主要原因。這樣的觀點,恐怕正是忽略了所有被稱為「文化」的觀念,都深深鑲嵌在歷史的結構之中,而文化也有其長伴政治經濟的底蘊,無法被切割出來歸罪。

無需否認,德特威勒不時能夠超越體質人類學訓練的限制,捕捉到當地複雜的文化結構,比如不給孩子吃營養的食物,是因為成人的工作生計對於全家人而言更為重要;或是只吃蔬菜水果而沒吃主食不算真的吃東西等。

然而,她深知自己無法在本書中深入探討的是,這些被她編號與測量身體的孩子的家戶,其實很可能連基本就醫的費用都沒有,這背後更大的政治經濟結構該如何撼動。換言之,某些特定的文化觀念,很有可能是被迫生成的智慧,而非無知的文化承襲。

非洲女性割禮是美國人與法國人,分別用來宣洩反黑人與反穆斯林情緒的工具。 圖/美聯...

「女性割禮」不只是醫療問題

又比如,德特威勒在以女性割禮為名的章節開頭所使用的引言,將割禮當成一種同質習俗,而忽略了非洲女性割禮是美國人與法國人,分別用來宣洩反黑人與反穆斯林情緒的工具,也是一種透過去脈絡化與放大檢視單一他者習俗,來加強自我優越的宣稱的手段。這樣的結果不但不能改變他者,反而更讓西方女性仍受到的各種不正義壓迫被隱藏起來,甚至縱容。

同時,東非與西非的女性割禮差異甚大,西非的手術輕微許多,且已經大幅度地醫療化,不至於戕害生命。即使是過去時常被懷疑有「性別盲」的李維史陀,也曾在其散文集《我們都是食人族》中說道:

男性割禮依舊損害了孩童的身體,就像女性割禮一樣。我們不明白,後者所引起的議題為何在男性割禮上卻不復見;是否僅僅因為我們太過熟悉於猶太—基督教文化,而使得我們對男性割禮應帶來的震撼免疫。

李維史陀也提到受過割禮的一位非洲女醫師的驚訝:她在來到巴黎之前,完全沒聽說過女性割禮會導致性冷感。也有調查與研究指出,不論是在東非或西非,女性即便經過割禮,仍然可以獲得性滿足。但在「只過問性生活不過問政經壓迫」的某種提問中,女性的身體被「殘割」,是不容逃避的命題。更令人意外的是,東非反對割禮的宣傳較為順利,而西非在遭遇國內外的反對浪潮時,卻意外激發許多本土民粹「守護傳統」的反彈效應。

或許,比起女性為什麼不停止這一祕密通過儀式,更應該問的是女性的「性不滿足」如何是性別權力不等的跨文化問題,以及「守護傳統」如何是後殖民政治效應的問題,而不只是特定器官的問題。當然,作者深知這個批評,因此在2013年新增的後記中,談論起歐美人士也熱衷於陰部手術,非人的女性割禮並沒有那麼奇怪。

她提到的會陰切開術在歐美已經褪流行,但在台灣的醫院生產中卻高達98%。沒有割開會陰,台灣的婦產科醫生彷彿就不會接生小孩。台灣這一經典的醫療實踐,使得我們成為最沒有立場去譴責女性割禮的一個社會。而作者也還尚未將剖腹產率極高的巴西,或者將全世界盛行剖腹生產的地方,都視為一種特殊的性別文化實踐,而一同納入作為性與生殖相關的醫療文化實踐。

作者德特威勒的描述,讓我們不得不正視存活、營養與生死的現實。 圖/路透社

無論如何,德特威勒的文字引人入勝,真摯感人。她探討議題的方式,主要出自其所受的學科訓練,但無礙讀者感受她對於馬利醫療的投入與真誠:她反省自己未能識別一位給孩童不足營養的母親其實是弱智人士,因為她誤以為這樣的人不可能結婚生子。

當她終於開始同理在資源匱乏而眾孩童嗷嗷待哺時,必須將身障孩子留在森林,「因為他們是惡靈的化身,他們會變成蛇離開」;以及她不忍在一場慶祝宴會中親眼看著孩子們跳舞,因為這些「跳舞的骷髏」根本自身難保,遑論燃燒卡路里手舞足蹈。

這些故事都讓人看到她的正義感,她的好惡分明,以及她身為一位營養專業的體質人類學者的使命。她的描述也讓我們不得不正視存活、營養與生死的現實。

※ 本文摘編自《跳舞骷髏》讀後記,原標題為「醫療渴望文化:治療作為文化鑲嵌的實踐」,更多內容請參本書。


《跳舞骷髏:關於成長、死亡,母親和她們的孩子的民族誌》
作者:凱瑟琳・安・德特威勒(Katherine Ann Dettwyler)
譯者:賴盈滿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19/07/24

《跳舞骷髏》書封。 圖/左岸文化提供

鳴人選書

編輯室嚴選好文好書,作為各種議題的延伸閱讀。

鳴人選書 書評 左岸文化 人類學

推薦文章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