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峰／憤怒疆界的無限擴張：這是一個憤怒的時代嗎？

（※ 文：陳永峰，東海大學日本區域研究中心主任，京都大學法學博士）

在西歐的標準下，眼前的世界是一個憤怒無限擴張的時代。

當宗教不再擁有比政治更高的權威，人們很快就會因為毫無邊界的自主性而驚懼。一切都處於永無休止的躁動狀態，人們變得焦躁又疲憊。全世界的知識不停變動，人們因此希望，至少，物質世界的一切能夠堅實、穩固，然後因為無法重拾之前的信仰，而決定臣服於某個主子。

這是托克維爾對我們提出的警告，從一個民到一個國，都可能因為享有無限制的自由，轉而開始渴求無限制的威權主義。

世界從水平分裂重回垂直分裂

西歐在以物質利益為中心的左右對決退潮之後，隨之出現的是價値分配問題。這種現象弱化了傳統社會中左右兩派的水平分裂，取而代之的則是代表國民的民粹主義者勢力，和舊統治菁英間的垂直對立。

而政治、經濟環境的激烈變化，與冷戰後國際情勢的結構性動搖，不只限制了左右兩派政黨的執政能力，同時也嚴重損害了傳統菁英在國民間的信賴。附隨於此一景象而來的貪汚腐敗及無能無力，則通常使得國民對政治的期待完全破滅，而且進一步地轉爲憤怒。

《憤怒年代》一書的作者潘卡吉・米什拉，現居英國，1969年生於印度，並於新德里的尼赫魯大學取得英美文學碩士。米什拉撰寫小說，並以《Butter Chicken in Ludhiana》這本關於印度的社會學研究報告聞名。

另外他也為《紐約書評》、《紐約時報》、《衛報》撰寫評論。2008年他被選為英國皇家文學學會（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的會員；2012年《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提名他為「全球百大思想家」；《經濟學人》則稱他為「薩依德的繼承者」。

他在本書的前言留下為何寫下本書的證言：

2014年的印度大選中，我的朋友和親戚們都投給了印度教至上主義者，此外，伊斯蘭國也變得對西方民主國家的年輕男女極具吸引力，我於是開始構思本書。2016年我在英國公投決定脫歐那週完成這本著作，並在川普當選美國總統那週送印。這些震盪彰顯出了我覺得自己多年來從未注意到的潛在問題，它們貫穿了內在生活與國家，社區和家庭的種種現象。

而且作者急欲透過「現代性遲到者」的視角來說明非西歐型的憤怒。

只是，如果理解到達成現代的結局是帶來無限的憤怒，那麼「現代性遲到者」們，還有必要汲汲營營地追求「遲到的現代性」嗎？

小確幸：解消憤怒的時代性解藥？

1949年喬治・歐威爾的近未來小説《1984》以「老大哥」（Big Brother）的存在為核心，說明了威權獨裁體制的必然。相反地，2009年村上春樹一樣以1984年作為時代舞台的近過去小説《1Q84》，則是強調「老大哥」的消逝與新興民主社會中大量「Little People」的發生。

歐威爾警告的對象是戰後復興期的西歐；村上春樹描述的，則是高度經濟成長期，或者是泡沫經濟形成期的日本。

也就是說，在普遍價値的大目標盡皆達成的西歐與日本，無可避免地陷入無盡的虛無。這是一種「無→有」（現代化）的滿足感，再到「有＝無」（現代之後）的虛脫感的無限連鎖。所以，在高度一致的現代價値無限分化的現代之後，接受（而非贊同）「小確幸」是時代必然的歸結。沒有必要訝異，只需理解。

意即，在大目標與大理想幻滅，但是新秩序與新典範無從建立的「後現代」，村上春樹的「小確幸」確實是無上的解藥。否則，西歐與日本要如何面對穿越現代隧道之後的混沌，與無所不在的「完成的未完成」呢？

台灣「超克現代」的可能性

反觀台灣，現代的完成，帶來的未必是眾人眼前所見的後現代混沌，更可能是超克現代的「現代超越」與「後現代克服」。其中最大的原因在於，台灣在現代化完成過程中處處可見「未完成的完成」。也就是說，經常為國人詬病，甚至不滿的現代破綻，反而為台灣的「超克現代」帶來無限的可能。

無論如何，看完本書之後，筆者建議讀者們認真地問自己一次：如果達成現代的結局帶來的是無限的憤怒，那麼我們還有必要不計代價地追求西歐型的「現代性」嗎？

《憤怒年代：共感怨憤、共染暴力的人類歷史新紀元》
作者：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
譯者：葉佳怡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9/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