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早星陳映真：他的最後一次動搖，與最終獻祭
在「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前的整個1980年代，是陳映真文學影響力最輝煌的時期。在小說創作方面，陳映真發表了「白色恐怖三部曲」〈鈴鐺花〉、〈山路〉、〈趙南棟〉三個中短篇，是他的高峰之作。其中〈山路〉更是毫無疑問的台灣文學經典（雖然他本人不會喜歡這個歸類）。這些作品既保留了陳映真獨有的憂悒、神祕氣質，又有非凡的歷史意義，見證了一段被官方湮滅的左翼故事，一掃此前「華盛頓大樓」系列小說所引來的「意念先行」之譏。
陳映真與《人間》雜誌
更為影響廣大的，是陳映真在1985年創辦了《人間》雜誌。《人間》雜誌是彙集了陳映真此前累積的所有經歷，全力施為的結晶。比如從「大漢計畫」以來，對各種媒介的興趣；以及1983年到愛荷華大學參訪時，所接觸到的「紀實攝影」，這都促成了《人間》雜誌極為經典的報導攝影風格，影響了無數同世代及後代的媒體工作者。而陳映真深厚的文學修為，與他身為左派知識分子對底層民眾的關懷，也讓他能夠帶領一批年輕記者，把台灣的「報導文學」提升到空前的高度。
如此秀異、深沉、精緻且不媚俗的圖文組合，使得《人間》雜誌幾乎成為台灣歷史上，「良心知識分子當如是」的標竿。他們報導主流媒體不願意處理的議題，並且透過高品質的圖片與文字，時時引動輿論，乃至促成某些政治改變。在許多議題上，《人間》雜誌的報導都是先鋒性的，包括但不止於同志議題、環保議題、農民議題、工人議題、二二八事件、原住民議題⋯⋯比如創刊號以「在內湖垃圾山上討生活的人們」為題，就引領人們關注了一個近在咫尺、卻長年遭到忽略的「底層」；該刊封面是一名衣著破爛、神情瑟縮的少年，全幅的黑白照片，至今看來仍十分震撼人心。接下來幾年內，《人間》雜誌會繼續創造更多震撼：追蹤原住民受壓迫的「湯英伸事件」、報導環境運動的「鹿港反杜邦」，以及關注罕見疾病「白化症小孩」的專題⋯⋯
苦熬多年，四處尋找實踐可能的左派早星，終於找到了發光的方式。
《人間》雜誌與1980年代人心思變、社會力湧動的風潮結合起來。在經濟成長到一個階段，人們開始有餘裕思考溫飽以外的問題時，《人間》雜誌提供了一道完全不同的窗口。政治不再只是教條的國共之爭、遙遠的左右之爭，台灣也不是只有統獨之爭一個重要軸線。陳映真多次不無得意地說，《人間》雜誌做到了許多本土派都沒能做到的，真正深入去瞭解台灣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事情，這是即便他的論敵都必須承認的。
沒錯，他確實有得意的本錢。在台灣的歷史上，恐怕沒有哪一個雜誌曾經發揮過這麼全面且深刻的影響力。如果你現在去調查四十歲以上的教授、記者、文化人甚至是政府官員，問他們對陳映真的印象是什麼？很可能既不是〈我的弟弟康雄〉、〈山路〉這些小說，而是《人間》雜誌。而他們之中最具理想性的，可能還有很多人會告訴你：我就是看了《人間》雜誌，才決定走上這一行的。
深陷統獨焦慮的陳映真
不過，陳映真本人的政治孤獨，並不是《人間》雜誌的成功就能夠化解的。他抱持著左統的理念主持這份雜誌，但它廣大的群眾卻未必與他同調。這使得《人間》雜誌始終面臨一種尷尬的局面：當它又報導了某些不為人知的議題時，便會收穫一片喝采；但當它偶爾在某些文章，表露出陳映真的左統立場時，讀者來函的反應就會非常直接——「貴刊的社會性報導很好，應少談政治。」
畢竟在1980年代，社會力的湧動並不只會助益特定的陣營。甚至可以說，由於「鄉土文學論戰」結束之後，並沒有任何陣營受到政府的直接清算，因此各方的知識分子都更敢於試探政府的底線，一點一點講出真心話。陳映真的「白色恐怖三部曲」，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而本來勢力弱小的台獨、本土派陣營，更是在這段時期急速擴張，逐漸在社會運動和知識分子的圈子裡占有一席之地。
面對此一局面，陳映真的統獨焦慮是更加深刻了。他不厭其煩地在文章與訪談中駁斥「台獨」，不只冗長地重複他所認知的台灣史，更創發了一套獨特的論點。這些論點大致如下：
- 在台灣，真正的問題是階級問題，而不是族群問題。
- 在社會各部門中，本省人與外省人是可以和睦相處的，並不像日治時期，日本人跟台灣人有明確的族群界線。
- 如果台灣持續跟中國分治下去，未來確實有可能形成一獨特的共同體。但是，從歷史來論證台灣族群的獨特性，是不可能成功的；此刻台灣也並沒有這種條件。
在某些層面上，這些說法言之成理。不過，即便是在論述第一、第二點時，陳映真也注意到了「政治的高層都是外省人」，但他往往會用「政治的底層也有外省人」來辯解，實際上這並無法解消「政治的高層沒有本省人」的歧視性事實。更何況，是否擁有明確的族群界線，並不是一個國家能否獨立的關鍵——他在1981年接受新加坡媒體訪談的〈人性・社會・文學〉裡，便毫無保留地稱新加坡「絕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好像美國文學從英國文學傳統中脫離而成長」；上述理論很難解釋為何新加坡可以獨立，而台灣不行。
最有趣的是第三點，這其實透露了陳映真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意了台灣獨立是有可能性、甚至是有正當性、會隨著時間自然發生的。當他說未來可以、目前不行的時候，實際上並未提出足夠明確的標準，來說明「目前」為何不足以獨立。
——這或許，正是他在1960年代接觸台獨運動者，所留下的某些思想遺痕吧。
另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狀況也令他感到焦慮。在1970年代以前，台灣不容易取得海峽對岸的消息，陳映真尚能對「祖國」保持一定程度的幻想。然而隨著兩岸的訊息逐漸彼此滲漏，陳映真開始發現：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一個會整肅異己、壓制民主運動人士的政府。比如1979年的「西單民主牆事件」，民運人士魏京生繫獄，陳映真便不斷在各種場合聲援，並且多次表達了他的困惑。
如果祖國沒有想像中那麼好，那該怎麼辦？最能代表此時陳映真在統獨議題上「內外交迫」之感的，當屬1984年〈陳映真的自白〉這篇訪談。他再次重複了對台獨的批判，但同時也以罕見的直白批評中國政府：
⋯⋯問題在於目前居然把矛頭指向人道主義、指向社會主義內的異化，這些提法，我是反對的。
所謂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是相對於過去幾十年來中共各種鬥爭中對「人民內部」的不可言喻的殘暴、非人作風而來的。在過去幾十年，人——受到了最不可置信的摧殘。把人當作人看待，反對人與人間瘋狂的相殘相殺，如果是什麼「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那麼，讓一切有良心的人民、知識分子全是這「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者吧。
這時候的陳映真，還不是當代讀者印象中的那個，對所有中國的惡行都不置一詞的陳映真。他仍然衷心相信左派理念，但他也很明白不應當袒護中國的所作所為。但是，內有台獨勢力增長，外有祖國革命的墮落，統一大業究竟要如何堅持呢⋯⋯？
19890604：一顆橙紅早星的忽明忽滅
陳映真最終如何調適他的心情，外人是難以得知的，我們只能看到最終的結果。解嚴後的1988年，陳映真和一群堅貞的統派共同創立了「中國統一聯盟」，陳映真擔任創黨主席。隔年，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中國以坦克鎮壓學生運動，震驚了全世界。台灣的知識分子大受震動，幾乎一面倒地批判中國。而在這起事件後，陳映真確實也發表了若干「批判」的聲明，但他的批判卻是各打五十大板式的，固然批判了中共當局不應血腥鎮壓，卻也批判學運一方的主張將引入西方的資本主義，反而無法爭取到自由——這當然是左統人士才會有的獨特思路了。
在此，陳映真對「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袒護」，或許有著連中國官方都未必明白的考量：對他而言，這起屠殺最可怕的後果，是幾乎斷絕了統派在台灣的發展餘地。當坦克輾過學生之際，不管你用什麼說詞、建構多少理論，都不可能說服台灣人跟這樣的國家統一了。陳映真在事件之後的種種發言，其實都帶有「修補統一可能性」的「苦心孤詣」。
由此來看，就不難理解為何陳映真會在隔年做出驚人之舉。1990年，陳映真以「中國統一聯盟」主席的身分，率團訪問中國，並且受到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的接見。統盟連續發表了〈中國統一聯盟大陸訪問團抵京聲明〉、〈中國統聯訪問團與江澤民的對話錄〉等文件，宣揚統一思想。
宣揚統一思想，這大家都很習慣了。但是，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在中共屠殺學生的隔年，率團去給江澤民摸頭，讓中共官媒可以做出一則〈共話祖國統一：江澤民總書記與台灣著名作家陳映真先生的談話〉的報導，這可突破了絕大多數台灣人的忍耐極限。即便是數十年的老戰友如尉天驄、黃春明，也都難以理解他對六四天安門事件，乃至於文化大革命的態度。2007年，尉天驄隔海憶念他與陳映真共同經歷的那個時代，寫下〈理想主義者的蘋果樹〉一文，文章的最後也是凝結在這一點上的：「但願他在病癒後能夠細緻地、深入地認清中國幾十年來的歷史和現實，在經歷連番的歷練後，再一次展現自己。」
然而，陳映真從1990年代起，恐怕就已經沒有打算回頭了。他決意要把一生的聲譽和影響力，統統獻祭在祖國統一的祭壇之上。如果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發生，會讓台灣人對統一失去信心，那陳映真一心所願的，就是動員自身所能動員的一切，縫補海峽之間越來越大的裂痕，為窘迫的中國政府解圍。即便這麼做，會使自己沉沒在海峽政治無盡的漩渦裡，也在所不惜。
於是，「1989」幾乎可以視為「陳映真的最後一年」。這一年，《人間》雜誌不堪財務壓力，在第47期停刊。這一年，他站在了坦克的那一邊。人們甚至難以確定，他夢裡是否還有那顆橙紅橙紅的早星。
※ 本文摘自《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戒嚴台灣小說家群像》第八章〈山路是這樣走絕的：陳映真的文學、政治與孤獨〉，該段落原標題為〈最後一次動搖，與最終的獻祭〉，大塊文化授權刊登。
《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戒嚴台灣小說家群像》作者：朱宥勳出版社：大塊文化出版日期：2021/09/01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