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中國的歷史》：現代中國的「分合」矛盾與困境

從抗日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經歷世界恐慌進入1930年代，日本建立了「滿洲國」，中日關係進入了交戰狀態。「抗日」的行動與「反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理念一致，菁英領導階級抓住了此一機會，形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民族統一戰線。透過日本帝國主義這個敵人的出現與存在，終於看見了對於民族國家的理念與行動的一致與一元化。

中日戰爭在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第二次上海事變而全面爆發，一開始日本處於優勢，逐一占領了大都市與主要的鐵路等重要地點與要衝。但國民黨與共產黨退到內陸，持續著頑強的抵抗。這樣的架構就彷彿是當初的南京國民政府。蔣介石占據了沿海的先進地帶，儘管維持著經濟與軍事上的壓倒性優勢，但卻無法撲滅內陸的地方軍閥與共產黨。

抗日戰爭呈現了一場總體戰的樣貌。國共都被迫採取總動員的體制，也必須要對老百姓個別掌握，並集體動員。既有的政府長久以來未曾直接治理民間社會，因此這當然是無法做到的事。權力半強制的滲透到基層社會，也成為了上下一體化、社會一元化的契機。這時，經濟體制的變革也終於要開始了。

這場抗日戰爭在1945年，因為日本的戰敗而告終，但是卻不見和平的造訪。很快的國民黨與共產黨就發生了軍事衝突，開啟了內戰。而戰敗的是國民黨蔣介石這一方。

國民政府因戰爭而產生了經濟崩潰，再加上戰後失敗的經濟政策與貨幣管理，導致惡性通貨膨脹，儘管從日本手中奪回了沿海的都市區與經濟先進地區，但卻失去了民心。另一方面，率領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1893-1976年）從許久之前就以內陸的農村為勢力範圍。此次的內戰，共產黨以「農村包圍城市」為口號向國民黨發動挑戰，並經過了如口號一般的歷程獲得了勝利。在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國。

戰時統治與計畫經濟

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途仍然多災多難。從抗日戰爭到國共內戰，這艘船的出航就始於十年以上的戰火。而且撤退到台灣的國民黨，被迫牽扯進美蘇東西的冷戰結構當中，因此共產黨也不得不持續與之對峙。在建國沒多久的1950年，又發生了朝鮮戰爭。這實在是危及其存亡的局勢。

然而這番內外舉步維艱的國運，反倒對民族國家「中國」的形成帶來了有利的一面。在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中獲得勝利的共產黨政權，在軍事與政治上實現了權力的統一，在中國大陸當中，失去了顯著的敵對勢力。過往的督撫與軍閥等割據，已不復存在。但另一方面冷戰的結構，也讓共產黨與西方各國之間的關係與交涉被極度限縮，在經濟上也極少有地方能與海外連結，因此國內的向心力也不斷提升。

過去的南京政府也曾嘗試透過幣制改革來統一貨幣，並為了保護與世界經濟有來往的沿海地區工商業，發行了能與英鎊、美元掛勾的「法幣」。法幣的信用靠著能與外幣兌換來支持，一旦發生了戰爭、內戰，法幣出現破綻，各地就出現各式各樣雜亂的貨幣與軍票，國民政府自然是無可避免地產生瓦解。

但是相對的，共產黨政權之下的大陸與世界經濟幾乎是斷絕的。反過來說，倒得以實現獨立且強大的統制經濟，並驅除了各地雜亂眾多的貨幣，最終公布了全國統一的管理貨幣制度「人民幣」。

所謂的統制經濟，實際上就是斷然實行計畫經濟、指令型經濟，其中有農村的農業的集體經營、都市的工商企業國營化等。這些都由政府當局、黨權力與民間的經濟活動密切聯繫，基層必須貫徹中央政府的決策。透過這樣的經濟政策，人口集中的農村逐漸縮短貧富差距，權力滲透不斷進行，幾乎都是零碎企業的工商業，對於國營化也沒有產生太大的抵抗。政權就這麼生根於在地社會，這在國民政府之前是不曾出現的。

但這種「計畫經濟」卻不見得符合經濟的合理性。倒不如說只是出自於當時強大的政治與軍事上的動機與壓力。畢竟與西方對抗時，重化學工業的發達與糧食增產是不可或缺之事，在基層的權力滲透，也是由抗日戰爭中的總動員體制所發展而來，倒不如將其看成是趁著戰時統治之勢、順應對外危機所採取的措施。

毛澤東的時代

計畫經濟的實行是社會主義化的一環，也是共產黨的政權必須要實現的目標之一。而從「中國」史上的脈絡來看，計畫經濟毫無疑問的也帶有革命性的意義。因為傳統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框架，獲得了一個契機，得以轉換成統合的國民經濟。其產生的土地改革、貨幣統一都是典型的例子，為上下乖離的二元化社會結構與空間性多元而分散的市場結構，帶來了變化。

一體化的民族國家，正是20世紀的「中國」的願望。不過共產黨政權帶來的一體化，對當時的「中國」人而言，究竟是不是幸福，那又是另一個問題了。從1956年起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到反右派鬥爭、「大躍進」的史實歷程，都訴說了這之間的情況變化。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1955年由於在蘇聯對史達林提出了批判，為了消除對共產黨統治的不信任，鼓勵城市中的知識分子自由地言論，也就是為了企圖洗白、釋放民間壓力而發起的活動。但一旦開始了之後，卻出現了出乎意料的體制批判與對黨幹部的責難。共產黨政權大為吃驚，立刻轉為壓制言論，為批判者貼上「右派」的標籤，並剝奪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

這場反右派鬥爭，使得中國失去了主導文藝思想、科學技術的重要舵手，導致發展上嚴重地落後，很快地就產生了「大躍進」的悲劇。「大躍進」是為了讓激進的社會主義化達成高度經濟成長的計畫，按照計畫，只要照著國家的計畫動員所有的人民，農工業就能達成一年增產百分之二十的成果。這當然是一場脫離常軌、極度畫餅充飢的運動，不僅為經濟帶來了大混亂，更出現了數千萬人因饑荒而死的大災難。

實際運作政權的是國家主席劉少奇（1898-1969年）與總書記鄧小平（1904-1997年），他們代替了主導大躍進的毛澤東，為了重建凋敝的經濟，實行了部分市場經濟。或許是有效果，在1960年代後半，終於看到了生產回復的跡象。但毛澤東卻強烈地反擊，並發動了眾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

從文化大革命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一開始，毛澤東便在攻擊目標劉少奇的身上貼上了「實權派」、「走資派」的標籤。「走資派」帶著背叛社會主義、轉向資本主義的意味，毛澤東就是計畫要從這些人手中奪取「實權」。

若只是如此，那只不過是權力鬥爭的戰術罷了。而實際上文化大革命的本質似乎也不過如此。但是比這個更重要的，則是呼應了此戰術，並且竭盡所能施以暴行所出現的紅衛兵，以及讓這場政治運動一發不可收拾的過程。

劉少奇等掌握了「實權」的領導階級與知識分子，受到了殘酷的憎恨與迫害，出現了不計其數的犧牲者。紅衛兵以及供給紅衛兵的下層階級，會如此敵視上層的菁英分子，是因為這些人對他們而言，就是本質上的外來者與敵人。在空間上，雙方也有很大的差異，菁英分子大多出身於富裕的城市，並與農村出身的下層階級有著隔閡。這場災難也是由於這種二元對立的社會結構所導致的。

「要統一這種二元對立的社會、下層階級必須打敗上層階級」，這或許就是毛澤東所提倡的「階級鬥爭」與「社會主義」。對他自身而言，這樣的架構恐怕從國共相剋的時期起，就一貫而未曾改變。的確從後世來看，劉少奇等人的政策違反了毛澤東的本意，其方向性也有著應該要讓「中國」回頭走向「社會主義化」二元對立舊社會的道路。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時便認為，為了否定這種做法，就要否定上層菁英階級的存在，並原原本本地實行了這樣的想法，導致紅衛兵的動員與跋扈。

文化大革命最終以慘澹的結果告終，尤其是經濟的衰退最為顯著。這也是「走資派」鄧小平重新掌權的原因。毛澤東式的「革命」、「階級鬥爭」無法達成上下的一體化，因此轉向維持二元結構、維持共產黨的統治，並重新復活經濟的方針。到了1978年，開始了「改革開放」，其後又實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然由信奉「社會主義」的共產黨一手把持獨裁政權，並在民間引進「市場經濟」重新建立國家經濟。進入1990年代後，全面啟動了這個「市場經濟」，歷經了一段不算短的時間，中國終於實現了高度成長，其結果就是成為了今天的經濟大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權力與民間相互分擔不同角色這點上，相當於毛澤東當年無法克服的二元對立的社會架構。不過就無可避免地出現過去上下乖離、二元對立的特質與弊病。這也就是今天中國的「貧富差距」與「腐敗」。

「一個中國」與其矛盾

持續發展的經濟，產生了對財富貪得無厭地追求，貧富差距擴大、貪汙腐敗蔓延、犯罪處處可見，引來了社會動盪與治安的惡化。這種趨勢在前任領導者胡錦濤（1942-）時期就已相當顯著，當然最有危機意識的就是當事者的中國共產黨本身了。也因此反貪的行動、強化法治、限制言論不遺餘力的習近平政權（1953-）迅速地成為了安定的基石，這也是我們所親眼見證的歷程。

事實上，現代中國的經濟發展就是從透過對外的開放，積極地吸收外資開始的。若說過去的市場結構是因應外部需求的多寡，而影響經濟景氣的高低，那麼這樣的結構原理仍然是存在的。隨著經濟的發展，貧富差距也不斷擴大，這樣的狀況同樣也能套用在內陸與沿海的地區性關係。在20世紀的尾聲，中國發起了促進內陸再開發的「西部大開發」經濟戰略，這不僅可說是必然的結果，也可說是歷史的課題。

如此一來，與外國有所聯繫的地區是否又會開始出現分離的傾向？而「瓜分」的噩夢是否又會再次出現呢？統治了大陸的中國共產黨，也無可逃脫這種對外的既視感與恐懼。

在國共內戰之後，至今仍隔著一道海峽彼此對峙的台灣，正是如此。與西方合作，早一步達成了經濟成長的台灣，在1980年代之後，與大陸政權「中國」呈現了鮮明而不同的樣貌，並且也獲得了美國與日本等國的支持。因此共產黨政權不能讓台灣「獨立」、脫離「中國」，並堅守「中國」的一體性，也就是「一個中國」。從歷史來看，這樣的問題不可能只發生在台灣身上。

從民國時代就標榜著由「五族」而成立的「中華民族」的「統一」，在現實中也是完全相反的。例如博克多汗政權下的蒙古，儘管已在辛亥革命時宣布「獨立」，但卻在條約上被明確記載是「領土的一部分」，到1920年代才以社會主義國家的立場，在名義與實質上得以實現獨立，並維持著同樣的體制直到今天。

原本應該是「領土」的舊「藩部」的脫離，對「中國」而言是無法接受的事。之後的政權不論是國民政府還是中國共產黨，都不願重蹈覆轍。

在辛亥革命時由督撫重權轉移為軍閥統治的新疆省，在1920至40年代有穆斯林住民（回族）在喀什、伊犁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企圖脫離「中國」而「獨立」。但此舉相當孱弱，很快就歷經了失敗，這番歷程就彷彿是過去張格爾之亂、阿古柏政權再現一般，這樣的局勢一直持續到十年前左右的「維吾爾動亂」。

習近平的現狀

新疆被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並成為構成「中華民族」的「少數民族」之一的「維吾爾族」的「自治區」。這自然是新的「領土主權」之舉。直至今日，仍以「職業訓練」為名，實行著民族同化，這已是眾所皆知之事。或許是恐懼於過去阿古柏政權會再度出現吧。

這之間的事多多少少與內蒙古等其他的「自治區」是大同小異的。其中最具代表性、最嚴重的就是西藏。西藏在民國初年其實是達成了實質上的獨立。但國民政府儘管忌憚著作為後盾的英國，卻仍然固執的對東西藏＝「西康省」實行內地化，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國因戰爭國力疲弊，相鄰的印度一獨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立刻派遣壓倒性的軍力前往拉薩，實現了「解放」。

在同時發生了朝鮮戰爭的1950年代，進駐拉薩或許已被視為是與東方危機並行，決定「領土」統一的生死存亡重要時機了吧。以中國的立場來看，剛建國不久就憑著實力解決了國難，但反過來站在朝鮮半島的立場，則是歷經了南北韓分裂；而西藏是經過了動亂與鎮壓，導致達賴喇嘛十四世（1935-）必須要逃亡印度。若是「中國」以及「領土主權」無法確立，那麼至今仍未找到解決線索的半島問題與西藏問題，就可說是直接的出發點了。

這「一個中國」、「中國」統一與其所引發的矛盾，並非是從今天的習近平政權才開始的問題，而有著始於20世紀初期以來的歷史性淵源，而且必須要往前回溯到清朝多元共存的體制去思考，才能理解。

眼前的中國除了有新疆、香港、台灣等極端尖銳的問題，也有圍繞在南海及釣魚台等幾乎被遺忘的「領土」之爭。習近平體制企圖透過「社會主義強國」化來達成「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並絲毫不改其強硬的姿態。若將此政治強權看作是「在清朝政權之後，不得不與儼然存在的歷史舊制格鬥，所顯現出來的政權宿命性的弱點」，那是否算是身為歷史學家的偏見呢？

※ 本文摘自【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套書之一《中國的形成》第五章，標題為鳴人堂編輯所加，聯經出版授權刊登。

【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中華的成立》、《江南的發展》、《草原的稱霸》、《陸海的交會》、《中國的形成》
作者：渡邊信一郎、丸橋充拓、古松崇志、檀上寬、岡本隆司
譯者：詹慕如、林琪禎、黃耀進、郭婷玉、郭凡嘉
出版社：聯經出版
出版日期：2021/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