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潑／回到2020年1月23日那天：我們步入未知恐懼的疫情時期

害怕成為「被生病」的人們

這個世界可粗略分成兩種人：生病的人、沒有生病的人；或者，應該再增加兩種分類：不知道自己生病的人，以及「被生病的人」。

如果「生病」是一種罪刑，我早已在牢獄，沒有什麼自由可言。長年進出醫院的我，在遠行前夕，經朋友提醒口罩之必須，於是道別之後，轉身走向車站裡的藥妝店，蹲在架前，揀選口罩。

說「揀選」也太過。架上口罩之稀，如同這即將打烊的藥妝店內人客一樣，一眼即知數量，我僅能在兩種共四包口罩中選買。正因為存貨太少，即便只買一包，都會感覺自己如在饑荒中搶糧一樣，心有罪咎。只隱隱感覺似乎有要事發生，卻又不明所以。

這包口罩和我準備帶出國的旅行清潔用品一起上了計程車，並在我鼻喉略略痠癢時，被我打開戴上。不知是否因為如此，駕駛座上有了聲音：「我之前載了一對情侶，女孩子就坐在我後方，從上車就開始咳嗽，咳得很兇。」他摸了摸後頸，說現在都還能感覺到飛沫的存在。

「我們做服務業的，不能夠戴口罩，因為客人會以為你有問題，是不是生病，是不是不想給人看臉，客人會不舒服，不想搭，或是投訴。」 司機壓低嗓音，彷彿傾吐祕密：「可是，我也很害怕啊，我擔心客人傳染給我，而且，如果車子沾上病菌，也會傳染給別人。」

他說：「我要在這個密閉的車內跑一整天的車。我生病怎麼辦？我的家還需要我養……」他害怕生病，但也擔心他人（乘客）的眼光。

我無法確知他的滔滔不絕究竟因何而起，但他顯然對於染病很是焦慮。一路上，我任由他的煩惱如天竺鼠在滾輪上跑動那般，無止境迴圈，無法答話。後來我才知，這夜是「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報請成立滿兩天，儘管偶有訊息如落葉花瓣在社群網站漂浮，但不至於在我的世界產生漣漪，因此，一直到隔日醒來，我都把這司機的擔憂，看成是對無禮乘客的抱怨。

戴上口罩的記憶：從SARS到COVID-19

下了計程車的十小時後，武漢封城的消息，震動了全世界，我前一晚的疑惑霧盲，此刻變得清晰可明。2020年1月23日下午，一邊關注新聞，一邊拉著行李箱往機場路上前進的我，立刻發現在這座城市生活的人們，瞬間失去了自己的半張臉──從捷運到車站，從車站到機場，交通運輸從業人員、車上的乘客、路上的行人，已自行戴上口罩。這個畫面，我有記憶，那是17年前你我的曾經。

那一年，同樣疫病來襲，島國輿情鼓譟，恐懼滲進人心。人在花蓮上學的我，因群山之隔，路途之遙，課業之重，遠離新聞核心，不知風暴到底有多大，但因在醫學院讀書，每日必得出入消毒過的大樓，用校方發送的簡易體溫計，天天度量體溫回報。我的生活被課表切分為上課下課，進教室出醫院，身體也被數值化：36度、不到37度。有段時間我被譏笑為「冷血動物」，因為體溫總是很低，不知為何這竟讓我有些得意：至少我很安全。

然而，這個社會並不那麼安全，也無法以簡單的數值來分界，即便沒有發燒，但只要與染疫員工有關，就被排擠，即便表面安好，也因是職業醫護，就有疑慮。從媒體可知，這塊土地陷入了被體溫數據衡量、依職業、健康排序階級的情狀，恍若失去理性。

像是這樣的標題：
〈隔離者受歧視：我們不是瘟神〉
〈你和恐怖肺炎患者同機！〉
〈中鼎員工哭訴　小孩無校可念　SARS恐慌情緒剝奪小孩就學權〉

人們害怕「那些生病的人」，也擔心那些「不知道自己生病的人」；他們不願自己成為生病的人，也拒絕那些可能會生病的人。凡人都是可懼的，但有些人更可懼。

如果染疫成了十惡不赦的罪刑

恐懼綁架了所有人，包含遠在山那一頭的我自己。我在某個回家的週末狠狠地將疫情新聞看過一遍，當時和平醫院被感染的新聞仍未出現，卻有幾起疫情發生，染疫員工的無奈，以及光是隔離者受到歧視的憤怒在媒體奔騰，即已鼓譟人心，我這時才感受到現實世界像被稜鏡映照那般變形。盡是污名。

返回東部途中，站在空曠月台上、沒戴口罩的我，無法控制地，將周遭乘客的盯視，想成是譴責；一上車，尚未坐穩，聽到後方傳來的猛烈咳嗽聲，只覺整個車廂都震動了，人人將背豎直，神色緊張，甚至有人還站了起來，像是要立刻跳車那樣的慌張。這樣的氣氛催得我翻出口罩戴上，從彰化到花蓮七個小時都無法放鬆，只覺自己不太舒服，全身發熱，一路想著：「可千萬不要感冒，這太冤了。」

平時很少感冒、也不把感冒當一回事的我，這時卻非常害怕自己生病。如何不怕？

同樣是發燒咳嗽，以前無人理你，現在被當瘟神對待，可能被隔離，搞不好還要被責怪：「幹嘛搭火車，幹嘛來看病？幹嘛趴趴走？」

當時我並不知道後來引發和平醫院院內感染的「曹女士」是在火車上被傳染的，就已經在腦中演了一齣驚悚劇，劇情是被「隔離」的我，被全世界「隔離」，我的親友受到社會歧視，又或者像前幾天新聞裡那個倒楣鬼一樣，只是感冒發燒就被公司炒魷魚，甚至像媒體報導的那位感染者一樣，聲聲向大眾認錯：「我對不起社會，生了這種病。」

「得病是否為一種失德的因果關係？」

「得病是否為一種失德的因果關係？」 蘇珊．桑塔格曾這樣反問，彼時的我禁不住憤世嫉俗也想質疑：誰想要生病？又是誰要為這種病負責？為什麼生病的人該將一切暴露在大眾眼前，為什麼他們該說「對不起」？

對疫病的恐懼綁架了整個社會，比起病毒，染疫者更像是人類的敵人，只要隔離、排拒、犧牲他們，就能保全自己。我們還是健康無病的群體。我想像自己是個口罩怪獸，沒有嘴巴，無法控訴，無能抵抗這一切。2020年1月23日這一天，口罩怪獸再次占據了城市，歷史再現。

是日，恐懼襲來，讓我在每個轉換的交通工具上都不敢大口呼吸，怕是不慎嗆到，咳嗽，會引人注意。一週後，返國時，疫情已升級，隔絕、歧視的話語較之過去依然存在，甚至透過社群媒體更是擴散，慶幸整個社會已懂得節制，且因信任疫情指揮中心的指令，很快就冷靜下來——戴口罩、勤洗手，保持1.5公尺的距離，成為日常生活法則。

歷史雖重來，但那年的教訓，讓我們明白，這不再只是某個醫院的悲劇，不是只有台商有危機，而是整個國家、整座島乃至整個世界的命運，國界被封閉，日子被強制更換成另一種規律。島國人民習慣下午兩點「聽判」，判決是數字，數字之外還有案例編號，每個編號是某個年紀的男性或女性，他是誰，因何染疫。人們從這微薄的資訊猜測他的故事與心情，甚至，知道他的足跡─再度量自己的生活痕跡。

每個人還是只露半張臉，健保卡決定我們在醫療院所的進出，額溫槍宣判我們自由刑度。

卡繆的《瘟疫》再次成了這個時代的經典，甚至註腳：

……說黑死病已經吞沒了一切事物和一切人，倒比較接近事實。這時已經不再有所謂個人的命運，只有集體的命運，也就是大家所共同遭遇的黑死病和共同產生的情感。這些情感之中，最為強烈的便是放逐感與被剝奪感，跟這些感覺交雜的，便是那種叛逆和恐懼的感覺。

我依然頻繁上醫院，每家醫院都在管制，每次都有不同的進出規定，或是刷健保卡，或是確定旅遊史，甚至必須填單說明各種狀況。一次，老實地在單子上填寫流鼻水乾咳——擤掉我一小包面紙——眼見工作人員緊張問原因，還往後靠了一下。

我有些抱歉：「應該是過敏吧？」

「如果你是感冒的話，不要來這裡，去急診。」

工作人員的反應相當合理，於我卻有些衝擊，也有點受傷。但確實，過往常犯的過敏，有時發生的感冒，此時此刻總讓我擔心——會不會其實沒有這麼簡單？與其說擔心自己染疫，其實更是害怕成為「兇手」，破壞別人的健康與生活。以及隨之而來的質疑與汙名。並想起武漢封城前一晚計程車司機的喃喃自語：「我不能生病。我不能害別人生病。」

於是，讓人又想到蘇珊．桑塔格，想隨之扣問：得病是否為一種失德的因果關係？

※ 本文摘自《孤絕之島：後疫情時代的我們》，原標題為〈那一天，那一年〉，木馬文化授權刊登。

• 文：阿潑，受過新聞與人類學訓練，擔任過記者、NGO工作者與研究員。曾獲開卷好書獎、國際書展大獎、台灣文學金典獎等。著有《憂鬱的邊界》、《介入的旁觀者》、《日常的中斷》等。Facebook：「島嶼無風帶」。

《孤絕之島：後疫情時代的我們》
編者：黃宗潔
出版社：木馬文化
出版日期：2021/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