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的新加坡低收入戶:照顧小孩與工作兩面兼顧是不可能的任務?

聯合新聞網 鳴人選書
示意圖。 圖/美聯社

過去幾年裡,我在受訪者家中度過許多午後時光。我去拜訪時,大門幾乎都敞開,電視也經常開著。在聊天的過程中,許多人進進出出。其他住戶經過,向我們揮手、點頭致意;孩子到走廊找朋友玩,在走廊上騎自行車或滑板車,避開鞋子和盆栽呼嘯而過;鄰居帶食物來拜訪。他們提到朋友、親戚或鄰居幫忙接孩子回家。你會感受到這些社區存在緊密的社會連結,似乎比有錢人的社區更富人情味。他們的溫暖和慷慨令我印象深刻:即使手頭不寬裕,也會借錢給別人;雖然自己餓肚子,也會和別人分享食物;母親到學校不只接走自己的孩子,也會接鄰居的孩子。

儘管如此,照顧的缺口依然存在。為什麼?原因很簡單:人們往來的對象經常是階級背景相似的人。儘管相互依賴、慷慨助人,但是每個人都有各自的挑戰,他們有自己的孩子要照顧、有帳單得支付、有工作要做。新加坡中產階級有所謂照顧孩子的「典型」方式,也就是「女傭加上媽媽或婆婆」。1低收入者也會請家人看小孩,不過結果不太一樣。他們拜託祖母、阿姨、表親、姊妹、妯娌照顧小孩,但是這些人通常有自己的事要做,因此即使幫忙看顧小孩,時間一久,仍然存在某種程度的不穩定和不規律。較為富裕的家庭可以花錢彌補這些缺口,例如高收入家庭通常是由祖母和家庭幫傭一起照顧,但是低收入家庭的缺口就無法填補。

工作和照顧責任,兩者缺一不可

照顧缺口的問題,主要出在工作品質,說得更具體,是新加坡低薪工作的低品質。

身為提倡女權的學者,我相信就業可以為女性帶來諸多好處:薪水可以提升女性在家中的地位,工作與職業也能為女性帶來尊嚴、自主權和決策權。的確,許多受訪的女性告訴我,她們外出賺錢,就能自由決定為自己和孩子買什麼,這讓她們很有成就感。然而這些年來,我也看到低收入家庭的女性未必能感受到就業的好處,至少沒有多到足以超越在孩子沒有適當照顧下必須付出的成本。

這裡的主要問題是:我們在討論就業和照顧責任問題時,往往帶有階級偏見。我們的社會到目前為止,都沒有真正關注低薪工作的品質,此外,我們談論「工作與生活平衡」時,也違背現實、無視階級差異。這點很重要。沒有透過公共政策,按部就班地解決不同階級家庭的需求,導致我們無法了解和解決低收入家庭龐大的照顧缺口。

可以透過比較來檢視,例如我的工作條件就與受訪者的工作條件有極大差異。首先,我知道自己基本上是週一到週五上班,而且上下班時間正常規律,許多低薪工作者的班表則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變動,而且工作時間不固定,例如他們可能上幾天夜班,接著是一天日班,或者這週工作幾天,下週的天數又不一樣,而且通常一週前才拿到班表。無法預測、不規律的工作時間,讓他們在照顧上很難安排,得花費大量精力思考如何解決孩子的照顧需求。

與此相關的是「掌控」時間的概念。2低收入者的工作時間不僅不規律,也很難預測,全由雇主決定。正如不同學者指出的,彈性工時主要是對雇主有彈性,不是勞工。3這並非低薪工作獨有的現象,不過尤其常見。正如丹.克勞森(Dan Clawson)和娜歐蜜.格斯泰爾(Naomi Gerstel)表示,不規律與無法預測往往並存。雇主期待低薪勞工能隨時接下計畫之外的工作,他們幾乎沒有討價還價的籌碼和能力。由於無法花錢請人照顧小孩,受訪者不得不拜託鄰居幫忙、請較大的孩子代為照顧,或者讓孩子獨自在家,工作時間規律的人多半不會意識到這個問題。

我們必須討論低薪就業者的工作條件,才得以了解只能找到不規律工作的人,有多難「平衡」工作和生活。

示意圖。 圖/美聯社

低薪約聘與正職之間的落差

我們要了解正式權利和實體權利(substantive rights)4有多重要,低薪工作在這兩方面都不及格。

許多低薪工作是約聘性質,並非正職職缺,代表勞工的休假有限,甚至完全不能休假,而且是按照工作時數計算報酬。即使是正職工作,帶薪休假或醫療保健等福利往往是依據薪資標準提供,低薪勞工因此無法享有太多福利。

除了這些正式權力的差異外,在實體權利方面也有顯著差別。我在工作場合受到尊重,從來不用懷疑自己是否有權力請假處理私事;我相信同事能夠理解,也不用擔心請幾天假會被扣薪、遭到責備或其他懲罰。相信自己不會受責難的態度,會影響我的做法和處理個人需求的能力。正如同荷蘭一項研究顯示,體諒的雇主和同事,決定了對於合理和預期做法的標準。5

低薪勞工遇到必須處理家事的情況,往往無法享有類似條件,即使有正式權利,他們通常沒有實體權利。低薪工作的真實狀況是,工作者認為自己缺乏保障、無能為力,即使家人有需要,他們也不敢請假,擔心主管不高興。根據經驗,他們要努力避免被老闆責罵或失去必要的工作。在與低收入者交談時,我可以明顯感受到對於請假的恐懼和焦慮。過去與上司、雇主交手的經驗,告訴他們應該擔心、應該焦慮,例如一名女性告訴我,她錄下孩子生病住院的影片,因為覺得自己需要這段影片作為證據,才能請幾週的假。我回想起孩子數度生病時,毫不猶豫地請假,其中的荒謬顯而易見,必須證明自己沒有撒謊,已經完全超乎我的想像。

一般人對低收入者主要抱持兩種偏見:第一,他們有不同的「價值觀」和「心態」,尤其在工作態度和養育子女方面。很多人認為,低收入者傾向做出「錯誤的決定」,導致他們無法脫離貧困狀態,尤其涉及教養小孩時;6其次,他們寧可不工作,只想仰賴政府援助。許多人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為公共政策將避免「依賴」視為首要之務。7這兩種偏見事實上都不準確,甚至造成很大的傷害。

與收入較高的父母相比,低收入父母未必做出更多「錯誤的決定」,只是他們的做法較常導致負面結果。準確地說,他們在管理金錢和托育需求方面的選項沒那麼好,主要就是因為惡劣的就業條件,另一個原因則是托育需求缺乏持續、無條件的公共支援。因此,我們應該重新檢視自己的偏見。

示意圖。 圖/美聯社

平衡工作與生活不該是階級特權

2012年,安.瑪麗.史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發表〈為什麼女人仍然無法擁有一切〉("Why Women Still Canʼt Have It All")一文,引發激烈的辯論。8史勞特觸動敏感的神經,指出女性在工作和家庭遇到的種種狀況,使得她們無法「擁有一切」,此處的「一切」代表婚姻、子女和成功的事業。為了改變這個情況,她建議增加女性政府官員的比例,以及制定性別平等政策。她認為工作場所的政策必須改變,才能真正滿足工作和家庭需求。

儘管文章的對象是北美讀者,不過史勞特的文章在新加坡也受到廣泛關注和討論。事實上,2014年5月,在新加坡管理大學的禮堂裡,滿座學者、公務員和企業領導人熱情地歡迎她。我知道,因為我也參加那場盛會,很期待聽到她的演說。史勞特的論點和提議的解決方案得到熱烈支持,她表示要平衡工作與生活,公司必須容許有彈性的工作時間和職涯規畫。

文章發表並廣為流傳後,崔西.麥克米蘭.卡敦(Tressie McMillan Cottom)提出頗具說服力的相反觀點,9她指出史勞特的文章有問題,不過不是因為論點有誤,而是由於那僅代表一小部分女性的經驗。具體來說,將關注的重心放在企業和職業上,掩蓋了既不具備種族優勢,也沒有階級特權女性的現實生活。卡敦也認為,史勞特對於解決方案太快下定論,也就是認為掌握權力的(白人、上層階級)女性將是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並能對相形之下較不具權力的女性形成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

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則是從更廣泛的角度,批評將個人選擇、自主權和職涯發展特權化的趨勢,10她認為這種做法摒棄早期女權運動的目標,也就是實現社會正義、團結和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如果僅關注個別女性可以做什麼改善自身狀況,從這種角度思考提升女性地位的方式,就不會去批判新自由資本主義的不民主和剝削傾向,最後使得這些現象變得合理。

卡敦和弗雷澤都提醒我們,根據特定的框架檢視問題,對話通常只會停留在框架內。

公共對話蘊含的強烈假設是我們有「幫傭」,這限制人們(尤其是具有影響力的人)對於「平衡」議題的思考模式。很少人討論在工作條件不佳、無法僱用他人照顧小孩的情況下,平衡工作與生活有多複雜、要花費多少心力。

我們不能忘記,在新加坡關於女性身為母親的價值,一直存在階級差異和優生學思想的醜陋歷史。數十年以來,無論是在全國討論或公共政策中,與教育程度較低的女性相比,高學歷女性都被視為更有價值的母親。11這基本上是我們沒有說出口,卻廣泛接受並形成制度的階級偏見:窮人家的女性生太多小孩,有錢人卻生得太少,這樣的偏見導致我們無法處理自己的盲點。為了克服這個歷史包袱,我們必須正視這件事。

參考資料

示意圖。 圖/美聯社

※ 本文摘自《不平等的樣貌:新加坡繁榮神話背後,社會底層的悲歌》第三章,標題為鳴人堂編輯所加,聯經出版授權刊登。


不平等的樣貌:新加坡繁榮神話背後,社會底層的悲歌
作者:張優遠(Teo You Yenn)
譯者:方祖芳
出版社:聯經出版
出版日期:2022/01/06

《不平等的樣貌:新加坡繁榮神話背後,社會底層的悲歌》書封。 圖/聯經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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