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的新加坡低收入戶：照顧小孩與工作兩面兼顧是不可能的任務？

聯合新聞網 鳴人選書
示意圖。 圖／美聯社

過去幾年裡，我在受訪者家中度過許多午後時光。我去拜訪時，大門幾乎都敞開，電視也經常開著。在聊天的過程中，許多人進進出出。其他住戶經過，向我們揮手、點頭致意；孩子到走廊找朋友玩，在走廊上騎自行車或滑板車，避開鞋子和盆栽呼嘯而過；鄰居帶食物來拜訪。他們提到朋友、親戚或鄰居幫忙接孩子回家。你會感受到這些社區存在緊密的社會連結，似乎比有錢人的社區更富人情味。他們的溫暖和慷慨令我印象深刻：即使手頭不寬裕，也會借錢給別人；雖然自己餓肚子，也會和別人分享食物；母親到學校不只接走自己的孩子，也會接鄰居的孩子。

儘管如此，照顧的缺口依然存在。為什麼？原因很簡單：人們往來的對象經常是階級背景相似的人。儘管相互依賴、慷慨助人，但是每個人都有各自的挑戰，他們有自己的孩子要照顧、有帳單得支付、有工作要做。新加坡中產階級有所謂照顧孩子的「典型」方式，也就是「女傭加上媽媽或婆婆」。1低收入者也會請家人看小孩，不過結果不太一樣。他們拜託祖母、阿姨、表親、姊妹、妯娌照顧小孩，但是這些人通常有自己的事要做，因此即使幫忙看顧小孩，時間一久，仍然存在某種程度的不穩定和不規律。較為富裕的家庭可以花錢彌補這些缺口，例如高收入家庭通常是由祖母和家庭幫傭一起照顧，但是低收入家庭的缺口就無法填補。

工作和照顧責任，兩者缺一不可

照顧缺口的問題，主要出在工作品質，說得更具體，是新加坡低薪工作的低品質。

身為提倡女權的學者，我相信就業可以為女性帶來諸多好處：薪水可以提升女性在家中的地位，工作與職業也能為女性帶來尊嚴、自主權和決策權。的確，許多受訪的女性告訴我，她們外出賺錢，就能自由決定為自己和孩子買什麼，這讓她們很有成就感。然而這些年來，我也看到低收入家庭的女性未必能感受到就業的好處，至少沒有多到足以超越在孩子沒有適當照顧下必須付出的成本。

這裡的主要問題是：我們在討論就業和照顧責任問題時，往往帶有階級偏見。我們的社會到目前為止，都沒有真正關注低薪工作的品質，此外，我們談論「工作與生活平衡」時，也違背現實、無視階級差異。這點很重要。沒有透過公共政策，按部就班地解決不同階級家庭的需求，導致我們無法了解和解決低收入家庭龐大的照顧缺口。

可以透過比較來檢視，例如我的工作條件就與受訪者的工作條件有極大差異。首先，我知道自己基本上是週一到週五上班，而且上下班時間正常規律，許多低薪工作者的班表則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變動，而且工作時間不固定，例如他們可能上幾天夜班，接著是一天日班，或者這週工作幾天，下週的天數又不一樣，而且通常一週前才拿到班表。無法預測、不規律的工作時間，讓他們在照顧上很難安排，得花費大量精力思考如何解決孩子的照顧需求。

與此相關的是「掌控」時間的概念。2低收入者的工作時間不僅不規律，也很難預測，全由雇主決定。正如不同學者指出的，彈性工時主要是對雇主有彈性，不是勞工。3這並非低薪工作獨有的現象，不過尤其常見。正如丹．克勞森（Dan Clawson）和娜歐蜜．格斯泰爾（Naomi Gerstel）表示，不規律與無法預測往往並存。雇主期待低薪勞工能隨時接下計畫之外的工作，他們幾乎沒有討價還價的籌碼和能力。由於無法花錢請人照顧小孩，受訪者不得不拜託鄰居幫忙、請較大的孩子代為照顧，或者讓孩子獨自在家，工作時間規律的人多半不會意識到這個問題。

我們必須討論低薪就業者的工作條件，才得以了解只能找到不規律工作的人，有多難「平衡」工作和生活。

示意圖。 圖／美聯社

低薪約聘與正職之間的落差

我們要了解正式權利和實體權利（substantive rights）4有多重要，低薪工作在這兩方面都不及格。

許多低薪工作是約聘性質，並非正職職缺，代表勞工的休假有限，甚至完全不能休假，而且是按照工作時數計算報酬。即使是正職工作，帶薪休假或醫療保健等福利往往是依據薪資標準提供，低薪勞工因此無法享有太多福利。

除了這些正式權力的差異外，在實體權利方面也有顯著差別。我在工作場合受到尊重，從來不用懷疑自己是否有權力請假處理私事；我相信同事能夠理解，也不用擔心請幾天假會被扣薪、遭到責備或其他懲罰。相信自己不會受責難的態度，會影響我的做法和處理個人需求的能力。正如同荷蘭一項研究顯示，體諒的雇主和同事，決定了對於合理和預期做法的標準。5

低薪勞工遇到必須處理家事的情況，往往無法享有類似條件，即使有正式權利，他們通常沒有實體權利。低薪工作的真實狀況是，工作者認為自己缺乏保障、無能為力，即使家人有需要，他們也不敢請假，擔心主管不高興。根據經驗，他們要努力避免被老闆責罵或失去必要的工作。在與低收入者交談時，我可以明顯感受到對於請假的恐懼和焦慮。過去與上司、雇主交手的經驗，告訴他們應該擔心、應該焦慮，例如一名女性告訴我，她錄下孩子生病住院的影片，因為覺得自己需要這段影片作為證據，才能請幾週的假。我回想起孩子數度生病時，毫不猶豫地請假，其中的荒謬顯而易見，必須證明自己沒有撒謊，已經完全超乎我的想像。

一般人對低收入者主要抱持兩種偏見：第一，他們有不同的「價值觀」和「心態」，尤其在工作態度和養育子女方面。很多人認為，低收入者傾向做出「錯誤的決定」，導致他們無法脫離貧困狀態，尤其涉及教養小孩時；6其次，他們寧可不工作，只想仰賴政府援助。許多人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為公共政策將避免「依賴」視為首要之務。7這兩種偏見事實上都不準確，甚至造成很大的傷害。

與收入較高的父母相比，低收入父母未必做出更多「錯誤的決定」，只是他們的做法較常導致負面結果。準確地說，他們在管理金錢和托育需求方面的選項沒那麼好，主要就是因為惡劣的就業條件，另一個原因則是托育需求缺乏持續、無條件的公共支援。因此，我們應該重新檢視自己的偏見。

示意圖。 圖／美聯社

平衡工作與生活不該是階級特權

2012年，安．瑪麗．史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發表〈為什麼女人仍然無法擁有一切〉（"Why Women Still Canʼt Have It All"）一文，引發激烈的辯論。8史勞特觸動敏感的神經，指出女性在工作和家庭遇到的種種狀況，使得她們無法「擁有一切」，此處的「一切」代表婚姻、子女和成功的事業。為了改變這個情況，她建議增加女性政府官員的比例，以及制定性別平等政策。她認為工作場所的政策必須改變，才能真正滿足工作和家庭需求。

儘管文章的對象是北美讀者，不過史勞特的文章在新加坡也受到廣泛關注和討論。事實上，2014年5月，在新加坡管理大學的禮堂裡，滿座學者、公務員和企業領導人熱情地歡迎她。我知道，因為我也參加那場盛會，很期待聽到她的演說。史勞特的論點和提議的解決方案得到熱烈支持，她表示要平衡工作與生活，公司必須容許有彈性的工作時間和職涯規畫。

文章發表並廣為流傳後，崔西．麥克米蘭．卡敦（Tressie McMillan Cottom）提出頗具說服力的相反觀點，9她指出史勞特的文章有問題，不過不是因為論點有誤，而是由於那僅代表一小部分女性的經驗。具體來說，將關注的重心放在企業和職業上，掩蓋了既不具備種族優勢，也沒有階級特權女性的現實生活。卡敦也認為，史勞特對於解決方案太快下定論，也就是認為掌握權力的（白人、上層階級）女性將是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並能對相形之下較不具權力的女性形成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

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則是從更廣泛的角度，批評將個人選擇、自主權和職涯發展特權化的趨勢，10她認為這種做法摒棄早期女權運動的目標，也就是實現社會正義、團結和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如果僅關注個別女性可以做什麼改善自身狀況，從這種角度思考提升女性地位的方式，就不會去批判新自由資本主義的不民主和剝削傾向，最後使得這些現象變得合理。

卡敦和弗雷澤都提醒我們，根據特定的框架檢視問題，對話通常只會停留在框架內。

公共對話蘊含的強烈假設是我們有「幫傭」，這限制人們（尤其是具有影響力的人）對於「平衡」議題的思考模式。很少人討論在工作條件不佳、無法僱用他人照顧小孩的情況下，平衡工作與生活有多複雜、要花費多少心力。

我們不能忘記，在新加坡關於女性身為母親的價值，一直存在階級差異和優生學思想的醜陋歷史。數十年以來，無論是在全國討論或公共政策中，與教育程度較低的女性相比，高學歷女性都被視為更有價值的母親。11這基本上是我們沒有說出口，卻廣泛接受並形成制度的階級偏見：窮人家的女性生太多小孩，有錢人卻生得太少，這樣的偏見導致我們無法處理自己的盲點。為了克服這個歷史包袱，我們必須正視這件事。

參考資料

示意圖。 圖／美聯社

※ 本文摘自《不平等的樣貌：新加坡繁榮神話背後，社會底層的悲歌》第三章，標題為鳴人堂編輯所加，聯經出版授權刊登。

《不平等的樣貌：新加坡繁榮神話背後，社會底層的悲歌》
作者：張優遠（Teo You Yenn）
譯者：方祖芳
出版社：聯經出版
出版日期：2022/01/06

《不平等的樣貌：新加坡繁榮神話背後，社會底層的悲歌》書封。 圖／聯經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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