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的新加坡低收入戶：照顧小孩與工作兩面兼顧是不可能的任務？

鳴人選書 22 Mar, 2022

過去幾年裡，我在受訪者家中度過許多午後時光。我去拜訪時，大門幾乎都敞開，電視也經常開著。在聊天的過程中，許多人進進出出。其他住戶經過，向我們揮手、點頭致意；孩子到走廊找朋友玩，在走廊上騎自行車或滑板車，避開鞋子和盆栽呼嘯而過；鄰居帶食物來拜訪。他們提到朋友、親戚或鄰居幫忙接孩子回家。你會感受到這些社區存在緊密的社會連結，似乎比有錢人的社區更富人情味。他們的溫暖和慷慨令我印象深刻：即使手頭不寬裕，也會借錢給別人；雖然自己餓肚子，也會和別人分享食物；母親到學校不只接走自己的孩子，也會接鄰居的孩子。

儘管如此，照顧的缺口依然存在。為什麼？原因很簡單：人們往來的對象經常是階級背景相似的人。儘管相互依賴、慷慨助人，但是每個人都有各自的挑戰，他們有自己的孩子要照顧、有帳單得支付、有工作要做。新加坡中產階級有所謂照顧孩子的「典型」方式，也就是「女傭加上媽媽或婆婆」。¹低收入者也會請家人看小孩，不過結果不太一樣。他們拜託祖母、阿姨、表親、姊妹、妯娌照顧小孩，但是這些人通常有自己的事要做，因此即使幫忙看顧小孩，時間一久，仍然存在某種程度的不穩定和不規律。較為富裕的家庭可以花錢彌補這些缺口，例如高收入家庭通常是由祖母和家庭幫傭一起照顧，但是低收入家庭的缺口就無法填補。

工作和照顧責任，兩者缺一不可

照顧缺口的問題，主要出在工作品質，說得更具體，是新加坡低薪工作的低品質。

身為提倡女權的學者，我相信就業可以為女性帶來諸多好處：薪水可以提升女性在家中的地位，工作與職業也能為女性帶來尊嚴、自主權和決策權。的確，許多受訪的女性告訴我，她們外出賺錢，就能自由決定為自己和孩子買什麼，這讓她們很有成就感。然而這些年來，我也看到低收入家庭的女性未必能感受到就業的好處，至少沒有多到足以超越在孩子沒有適當照顧下必須付出的成本。

這裡的主要問題是：我們在討論就業和照顧責任問題時，往往帶有階級偏見。我們的社會到目前為止，都沒有真正關注低薪工作的品質，此外，我們談論「工作與生活平衡」時，也違背現實、無視階級差異。這點很重要。沒有透過公共政策，按部就班地解決不同階級家庭的需求，導致我們無法了解和解決低收入家庭龐大的照顧缺口。

可以透過比較來檢視，例如我的工作條件就與受訪者的工作條件有極大差異。首先，我知道自己基本上是週一到週五上班，而且上下班時間正常規律，許多低薪工作者的班表則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變動，而且工作時間不固定，例如他們可能上幾天夜班，接著是一天日班，或者這週工作幾天，下週的天數又不一樣，而且通常一週前才拿到班表。無法預測、不規律的工作時間，讓他們在照顧上很難安排，得花費大量精力思考如何解決孩子的照顧需求。

與此相關的是「掌控」時間的概念。²低收入者的工作時間不僅不規律，也很難預測，全由雇主決定。正如不同學者指出的，彈性工時主要是對雇主有彈性，不是勞工。³這並非低薪工作獨有的現象，不過尤其常見。正如丹．克勞森（Dan Clawson）和娜歐蜜．格斯泰爾（Naomi Gerstel）表示，不規律與無法預測往往並存。雇主期待低薪勞工能隨時接下計畫之外的工作，他們幾乎沒有討價還價的籌碼和能力。由於無法花錢請人照顧小孩，受訪者不得不拜託鄰居幫忙、請較大的孩子代為照顧，或者讓孩子獨自在家，工作時間規律的人多半不會意識到這個問題。

我們必須討論低薪就業者的工作條件，才得以了解只能找到不規律工作的人，有多難「平衡」工作和生活。

低薪約聘與正職之間的落差

我們要了解正式權利和實體權利（substantive rights）⁴有多重要，低薪工作在這兩方面都不及格。

許多低薪工作是約聘性質，並非正職職缺，代表勞工的休假有限，甚至完全不能休假，而且是按照工作時數計算報酬。即使是正職工作，帶薪休假或醫療保健等福利往往是依據薪資標準提供，低薪勞工因此無法享有太多福利。

除了這些正式權力的差異外，在實體權利方面也有顯著差別。我在工作場合受到尊重，從來不用懷疑自己是否有權力請假處理私事；我相信同事能夠理解，也不用擔心請幾天假會被扣薪、遭到責備或其他懲罰。相信自己不會受責難的態度，會影響我的做法和處理個人需求的能力。正如同荷蘭一項研究顯示，體諒的雇主和同事，決定了對於合理和預期做法的標準。⁵

低薪勞工遇到必須處理家事的情況，往往無法享有類似條件，即使有正式權利，他們通常沒有實體權利。低薪工作的真實狀況是，工作者認為自己缺乏保障、無能為力，即使家人有需要，他們也不敢請假，擔心主管不高興。根據經驗，他們要努力避免被老闆責罵或失去必要的工作。在與低收入者交談時，我可以明顯感受到對於請假的恐懼和焦慮。過去與上司、雇主交手的經驗，告訴他們應該擔心、應該焦慮，例如一名女性告訴我，她錄下孩子生病住院的影片，因為覺得自己需要這段影片作為證據，才能請幾週的假。我回想起孩子數度生病時，毫不猶豫地請假，其中的荒謬顯而易見，必須證明自己沒有撒謊，已經完全超乎我的想像。

一般人對低收入者主要抱持兩種偏見：第一，他們有不同的「價值觀」和「心態」，尤其在工作態度和養育子女方面。很多人認為，低收入者傾向做出「錯誤的決定」，導致他們無法脫離貧困狀態，尤其涉及教養小孩時；⁶其次，他們寧可不工作，只想仰賴政府援助。許多人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為公共政策將避免「依賴」視為首要之務。⁷這兩種偏見事實上都不準確，甚至造成很大的傷害。

與收入較高的父母相比，低收入父母未必做出更多「錯誤的決定」，只是他們的做法較常導致負面結果。準確地說，他們在管理金錢和托育需求方面的選項沒那麼好，主要就是因為惡劣的就業條件，另一個原因則是托育需求缺乏持續、無條件的公共支援。因此，我們應該重新檢視自己的偏見。

平衡工作與生活不該是階級特權

2012年，安．瑪麗．史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發表〈為什麼女人仍然無法擁有一切〉（"Why Women Still Canʼt Have It All"）一文，引發激烈的辯論。⁸史勞特觸動敏感的神經，指出女性在工作和家庭遇到的種種狀況，使得她們無法「擁有一切」，此處的「一切」代表婚姻、子女和成功的事業。為了改變這個情況，她建議增加女性政府官員的比例，以及制定性別平等政策。她認為工作場所的政策必須改變，才能真正滿足工作和家庭需求。

儘管文章的對象是北美讀者，不過史勞特的文章在新加坡也受到廣泛關注和討論。事實上，2014年5月，在新加坡管理大學的禮堂裡，滿座學者、公務員和企業領導人熱情地歡迎她。我知道，因為我也參加那場盛會，很期待聽到她的演說。史勞特的論點和提議的解決方案得到熱烈支持，她表示要平衡工作與生活，公司必須容許有彈性的工作時間和職涯規畫。

文章發表並廣為流傳後，崔西．麥克米蘭．卡敦（Tressie McMillan Cottom）提出頗具說服力的相反觀點，⁹她指出史勞特的文章有問題，不過不是因為論點有誤，而是由於那僅代表一小部分女性的經驗。具體來說，將關注的重心放在企業和職業上，掩蓋了既不具備種族優勢，也沒有階級特權女性的現實生活。卡敦也認為，史勞特對於解決方案太快下定論，也就是認為掌握權力的（白人、上層階級）女性將是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並能對相形之下較不具權力的女性形成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

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則是從更廣泛的角度，批評將個人選擇、自主權和職涯發展特權化的趨勢，¹⁰她認為這種做法摒棄早期女權運動的目標，也就是實現社會正義、團結和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如果僅關注個別女性可以做什麼改善自身狀況，從這種角度思考提升女性地位的方式，就不會去批判新自由資本主義的不民主和剝削傾向，最後使得這些現象變得合理。

卡敦和弗雷澤都提醒我們，根據特定的框架檢視問題，對話通常只會停留在框架內。

公共對話蘊含的強烈假設是我們有「幫傭」，這限制人們（尤其是具有影響力的人）對於「平衡」議題的思考模式。很少人討論在工作條件不佳、無法僱用他人照顧小孩的情況下，平衡工作與生活有多複雜、要花費多少心力。

我們不能忘記，在新加坡關於女性身為母親的價值，一直存在階級差異和優生學思想的醜陋歷史。數十年以來，無論是在全國討論或公共政策中，與教育程度較低的女性相比，高學歷女性都被視為更有價值的母親。¹¹這基本上是我們沒有說出口，卻廣泛接受並形成制度的階級偏見：窮人家的女性生太多小孩，有錢人卻生得太少，這樣的偏見導致我們無法處理自己的盲點。為了克服這個歷史包袱，我們必須正視這件事。

參考資料

Clawson, Dan, and Naomi Gerstel. 2014. Unequal Time: Gender, Class, and Family in Employment Schedul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Cottom, Tressie McMillan. 2012. The Atlantic Article, Trickle-Down Feminism, And My Twitter Mentions. God Help Us All. Racialicious. Accessed June 22.
Fraser, Nancy. 2013. "How feminism became capitalism's handmaiden—and how to reclaim it." The Guardian, October 14.
Knijn, Trudie, and Barbara Da Roit. 2014. "Work-family balance in the Netherlands." In Work and care under pressure: Care arrangements across Europe, edited by Blanche Le Bihan, Trudie Knijn and Claude Martin, 33-55.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Slaughter, Anne-Marie. 2012. "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 The Atlantic, July/August.
Standing, Guy. 2011.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bury Publishing.
Teo, Youyenn. 2013. "Support for Deserving Families: Inventing the Anti-welfare Familialist State in Singapore." Soci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der, State & Society 20(3):387-406.
Teo, Youyenn. 2014. "Population problems, family policies, and the naturalization of differentiated deservedness." In The Future of Singapore: Population, Society and the Nature of the State, edited by Kamaludeen Mohamed Nasir and Bryan S. Turner, 64-82.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eo, You Yenn. 2016a. "Why low-income parents may make 'poor choices'." The Straits Times, March 10.
Teo, Youyenn. 2016b. "Not everyone has 'maids': class differentials in the elusive quest for work-life balance." Gender, Place & Culture 23 (8):1164-1178.
Toh, Yong Chuan. 2016. "Lifting families out of poverty: Focus on the children." The Straits Times, March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