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焚燒的雪域》：被中共消失的那個小男孩

中國當局反對達賴喇嘛的運動在1995年5月達到了新高潮，因為達賴喇嘛在流亡地宣布他認證了一位出生於西藏西北部那曲地區的小男孩，為1989年圓寂的十世班禪仁波切的轉世化身。中共譴責達賴喇嘛的宣布乃是「非法、達賴集團分裂祖國的政治陰謀」。

達賴喇嘛則認為這個議題完全屬於宗教的範疇，並呼籲中共當局不要妨礙靈童認證的過程，然而北京把他的宣布當成是對其權威的直接挑戰，並且認為達賴喇嘛單方面作出這樣的宣布，就是為了讓北京政府丟臉的伎倆。

達賴喇嘛的宣布具有深遠的影響。鑑於中藏關係處於極為糟糕的狀態，班禪仁波切的認證問題幾乎無可避免地會導致兩方再度衝突。達賴喇嘛單方面作此宣布，可以看成流亡政府方面企圖反制中國在西藏境內對達賴喇嘛宗教與政治影響力的攻擊；另外，流亡政府方面可能也視這個議題為一個可以拿來批判中國的把柄。

他們多年以來一直未能使中共坐下來跟他們談判。他們特別突顯班禪仁波切認證的議題，也許是希望能藉此對中共施壓。達賴喇嘛的聲明，經過特意的措詞，以突顯中共的「不合理」，並將中共描寫成刻意妨礙只屬於宗教事務的政權，而他自己在這個宗教領域上的權威是至高無上、無庸置疑的。

十世班禪仁波切的圓寂：中國失去傀儡

即使在達蘭薩拉發出宣告之前，中共就面臨了兩難的僵局。六年前，十世班禪仁波切在扎什倫布寺出乎意料的圓寂，使得中國此時在西藏缺乏一個可靠的傀儡，特別是在拉薩發生了多次的示威事件，還面臨了西藏民族主義者可說前所未有的、對他們的統治作出的嚴峻挑戰。

北京從一開始就明白這個議題本身非常複雜，並且已制定了處理的首要原則：必須確保不管怎麼作，都不會傷害中國在西藏理論上與實務上的權威，來最小化政治傷害的風險。在班禪仁波切的葬禮後沒多久，總理李鵬就宣布不准外人「介入選擇的過程」，顯示中共不打算接受達賴喇嘛參與靈童遴選過程的意圖。

班禪仁波切圓寂後一個月，統戰部就在北京召開了一個高層會議來討論這個議題。討論的主題之一就是達賴喇嘛是否參與的問題。當時達賴喇嘛已經對媒體發表了一些看法，而幾個達蘭薩拉官員也發布了一些公開的意見，堅持轉世靈童的認證一定要來自達賴喇嘛本人；這些都引起北京的警覺。此時西藏反對中國人的抗議事件愈演愈烈，意謂著達賴喇嘛與北京之間的關係降到1979年以來的最低點，所以，不令人意外，中共斬釘截鐵地堅持達賴喇嘛必須完全被排除在遴選的過程之外。會議上所取得的共識是必須盡一切可能防止外界的干涉。

1989年8月，中共當局宣布了尋訪、遴選與認證班禪仁波切的七要點。頭四點遵循著傳統的宗教儀軌。然而，最後三點卻說遴選必須經過抽籤，而最後的公開認證必須經過中國中央政府首肯。再一次，達賴喇嘛完全被排除在外。西藏人認為這是中共試圖狡滑地迴避達賴喇嘛的權威的伎倆。

中共所主張的程序，讓扎什倫布的僧人處於一個為難的情況。最後三點明顯地悖離傳統宗教儀軌，而扎什倫布寺也對於完全把達賴喇嘛排除感到猶豫：對他們來說，達賴喇嘛的認證是一個有關於聲望與合法性的問題。他們因此主張，不論發生什麼事，中共必須為達賴喇嘛預留一個參與的空間。

這個議題變成扎什倫布寺與中共當局之間爭議不休的焦點。如果扎什倫布寺拒絕中共的要求，它將面臨失去領導西藏事務此一傳統地位的危險——統戰部與宗教事務局裡有一個強大的派系認為，鑑於班禪仁波切的「國家級」重要性，尋訪與選擇的過程應該由一個全國性的組織，而不是由扎什倫布寺來進行。

到了最後，扎什倫布寺必須接受中共當局所規劃出來的程序。然而扎寺也想辦法從中共處得到了一個重大的讓步：雖然中國佛教協會在名義上負責尋訪與選擇的過程，它對於尋訪過程的每日進展沒有權利過問。扎什倫布的僧人與中共都同意，尋訪小組應該由恰扎仁波切來主持，他是一位日喀則的高僧，1960年代曾經在北京的中國佛學院中學習，也是自1982年以來，經由投票選舉，一直擔任扎什倫布寺民主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同時也是第八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民族宗教委員會委員。

靈童該由誰決定？如何決定？

一開始，中共似乎成功地取得了此過程的完全控制權。就在靈童候選人被選出來後，宗教事務局將透過抽籤的系統來控制最後的候選人之選擇，而最後的遴選過程將安排媒體的大幅報導，以顯示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與管轄權。然而，在幕後諸事並非盡然符合中共的如意算盤。藏人還是不滿意中共當局徹底排除達賴喇嘛的參與，而這種不安與焦慮的感覺一直傳到了宗教領袖圈中的最高層。

1991年4月，扎什倫布寺召開了一個會議（召開的理由，表面上是為了聽取恰扎仁波切對尋訪進展情況作出報告），參與者是青海、四川、雲南、內蒙與西藏自治區來的高僧。在會議期間，一些喇嘛明確地表達說達賴喇嘛的認可是認證靈童不可或缺的，不能就這樣簡單地摒除不管。

這些喇嘛小心地修飾他們的話語，表示他們不贊成達賴喇嘛的政治運動，然而他的宗教權威卻是絕對的，不論他住在流亡地或者在西藏境內都是如此。也有來自民眾的抱怨聲音，威脅說新的班禪仁波切假如沒有得到達賴喇嘛的祝福，那就不會得到人民廣泛的支持。這對於中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們認為沒有藏人的支持，他們很難擁立新的候選人即位。

中共把達賴喇嘛排除的決定是在兩邊關係最糟的時候作出的，然而到了1993年，示威抗議的震撼稍稍平復，中共邀請了嘉樂頓珠與索南多傑（達蘭薩拉政府的一位高階官員）前來北京訪問。恰扎仁波切被特別用飛機接來北京，於7月17日與兩位流亡藏人見了面，並且交給嘉樂頓珠一封寫給他弟弟達賴喇嘛的信。雖然此信的詳細內容仍屬保密，然而信裡面請求達賴喇嘛在尋訪班禪仁波切一事上予以襄助，現在卻已廣為人知。根據稍後達賴喇嘛印度辦公室所公布的資訊，恰扎仁波切的信也指出新的轉世化身將會出生於扎什倫布寺以東，影射的涵義是這個男童必須從西藏境內選出。

幾天後，恰扎仁波切回到日喀則，西藏各地來的高僧喇嘛再度聚在一起聽取他報告尋訪的進程。扎什倫布寺舉行了為期三天的會議，恰扎仁波切與嘉雅仁波切（後者以十世班禪仁波切的經師身分受到中共的禮遇）對於尋訪過程作出了詳細的報告。報告的內容不出過去幾年內曾經舉行過什麼樣的典禮與儀軌，然而重點是恰扎仁波切宣布已經跟達賴喇嘛建立起連繫，而尊者本人也被告知尋訪靈童的進展。這一點紓解了先前會議上高僧們曾經表達過的懷疑以及批評聲音。

由恰扎仁波切的信所代表的新連繫並沒有解決問題。它反而造成了達賴喇嘛究竟如何參與此過程的爭議。中共似乎接受了達賴喇嘛的認可是一種強制性的宗教要求，沒有這個，將很難說服西藏人與佛教界他們選擇出來的是真正的候選人，然而他們似乎認為達賴喇嘛的角色只是為他們所選出來的人加以背書而已。對於達賴喇嘛而言，這不但在政治上難以接受，也暗示著他已經接受中國政府干涉一件純屬宗教事務的權利。中共當局准許扎什倫布寺與達賴喇嘛溝通，然而卻期待達賴喇嘛只在此事上作出形式的、象徵性的默認。

中共與達賴喇嘛彼此扞格不入的觀點，變得愈來愈明顯。達賴喇嘛的回應是邀請恰扎仁波切與其他尋訪小組的成員到印度來一起討論。中共拒絕了。稍後，達賴喇嘛在1995年5月作出的聲明中，指出他企圖透過外交與私人管道，與中共就此事進行溝通，然而不是遭到不友善的拒絕就是不受理睬。中共仍然堅持「不需要外界干涉」，並且堅持達賴喇嘛的任何參與只能依照他們的條件進行。

達賴喇嘛與中共的政治角力

最主要的政治議題，並非正確的宗教儀軌是否曾經舉行的問題。對於這針鋒相對的兩邊而言，最關鍵的議題就是這個過程的象徵作用，以及在西藏究竟誰才擁有最終權威的問題。對北京來說，選哪一個靈童出來，根本不重要：班禪喇嘛的認證過程所具有的主要政治價值，在於顯示中國在歷史上、在目前都擁有西藏的主權。

因此這不是讓哪一位候選人即位的問題，因為不論怎樣，這個人都不過是個小孩，至少有十年不會具有影響力與宗教權威性。從一開始，中共就瞭解到安排與呈現認證新班禪仁波切的過程具有非常的重要性。

對達賴喇嘛而言，班禪仁波切的圓寂代表的是危機也是轉機。它給了他一個重申自己作為最高精神領袖之權威的機會，而且透過他的動作，再度肯定沒有他的認可，真正的認證就無法發生。

這是一個立基於完整歷史前例的要求，因為所有前任的班禪仁波切都曾經正式由達賴喇嘛認證，而如果他能夠在此事上成功，中共就不得不承認他的權威，至少在宗教領域上如此。相同的，這樣的局勢也意謂著這樣的危險：即中共也許乾脆自己認證一個新的班禪仁波切，從而創下一個摒除達賴喇嘛宗教權威的前例。

中共堅持使用一套18世紀清朝皇帝所建立起來的系統，從一只金瓶中抽籤來選出新任的班禪仁波切，以示中國從對西藏具有管轄權的儀式中，取得其象徵性的影響力。對北京而言，如果中國於18世紀曾行使夠大的控制力，有足夠的權利建立起西藏領袖的選擇過程，按照邏輯，那麼現在中共在西藏的統治一定是合法的。

就某種程度上，中共的觀點，至少乍聽之下是相當有根據，且讓西藏人難以反駁的。畢竟，西藏人要如何解釋清朝皇帝在18世紀所行使的權力，除了同意當時的西藏人確實曾經接受中國朝廷的權威？對於中共當局而言，選擇過程的正確與否是次要的問題；最要緊的，是顯示西藏的最終權力總是一直在北京的掌握之中。這就是中國宗教事務局所發表的新聞稿背後的重點，它說達賴喇嘛「否認了中央政府最高的權威」。

不消說，對達賴喇嘛而言，相反的情況才是真確的：他需要顯示他的話才是西藏至高的權威。然而北京特別注意的，也是他宣布人選的方式：它被呈現為一個既定、沒有事先知會中共當局的事實，這就是讓他們極為惱怒的原因。對於中共而言，此時若接受達賴喇嘛所宣布的人選，當然表示他們顏面掃地，也意謂著他們被西藏人擺了一道。

1993年8月中共發布了一道禁令，禁止達賴喇嘛與尋訪小組有任何更進一步的正式接觸，然而這未能防止兩邊建立起溝通的祕密管道；一般普遍相信——而中共自己也如此聲稱——西藏的官方尋訪小組已經遞交了一份候選人名單，等候達賴喇嘛的認可。

如果真是如此，那麼扎什倫布寺在徵詢達賴喇嘛認可的行為中，冒了極大的危險，因為這是刻意違抗中共的指示。達賴喇嘛到現在為止一直都很小心，不想在決定的過程中，似乎把恰扎仁波切或扎什倫布寺祕密地捲進來，使他們因而獲罪。然而，如果他們真的參與了，而表面上看起來也是如此，那麼西藏人看來是矇騙了中共當局。

然而，即使西藏的尋訪小組向達賴喇嘛呈遞了一份候選人的名單，其成員也許並沒有預期他會作出公開的聲明，寧可假設他會私下作出選擇，再透過扎什倫布寺來傳達他所選出來的人選，好讓最後的宣布，至少在檯面上，是遵循著中共所定下的過程。這將使兩邊都滿意，不但中共維持了顏面，達賴喇嘛也可以堅持新的喇嘛是由他親自選擇出來的。

為了要達成這樣圓滿的結局，恰扎仁波切必須要有絕對的信心，確認中藏雙方都有迴避衝突的共識。不消說，這樣的共識並不存在：這場爭議中的兩大主角都極想利用此議題來贏得最大的宣傳效果，因而也影響了他們的決定。

中共與西藏之間永遠的鴻溝：宗教問題

達賴喇嘛的宣布置中共於一個困難的立場。宗教的問題對他們來說已經變成西藏境內衝突的主要原因。藏人對於宗教自由的要求，以及寺院的增加，已導致高僧喇嘛恢復了其傳統的崇高地位。作為西藏社會中最有影響力的團體，他們被信徒看成不只是精神領袖，還是各地方的實質領袖。

這樣的發展明顯地對中共有不良的影響，對於他們而言，治藏的主要目標仍然是維持穩定。由於佛教僧人與尼眾現在站在民族主義抗議潮的最前線，中共當局發現自己一方面既要限制進入寺院出家的僧人數量，另一方面又得承認要達成西藏的穩定，只有對宗教領袖讓步，好讓他們轉而爭取西藏人的民心，同意中共的觀點。

北京處理宗教問題的矛盾性質，特別在1987年北京成立中國高等佛學院一事上表現出來，這個學院由中國政府經營，以訓練全西藏各地來的年輕喇嘛。當局宣布學院的主要工作是製造「珍惜祖國統一的愛國喇嘛」。藏人則認為喇嘛的訓練應該交由寺院來進行。

中國與西藏的強硬派主張北京應該繼續走完已經明定的遴選過程，選出自己的新班禪仁波切，不用涵蓋達賴喇嘛的意見。對於他們而言，拉薩所發生的抗議潮就是自由化時期太過妥協的結果，而且對達賴喇嘛根本不應該作出任何讓步，不論會有什麼困難。中共領導班子知道在宗教範疇內，達賴喇嘛的權威是所有的人都接受的，而挑戰他靈性威望的任何企圖都可能導致藏人抗議的危險。雖然如此，1995年的11月初，中共當局已經有了決定。

在扎什倫布寺一些高僧的協助之下，中共在北京宣布即將舉行金瓶掣籤儀式，以選擇新班禪仁波切的轉世化身，候選人中沒有達賴喇嘛六個月前所宣布的靈童在內。11月29日，在極度保密的情況下，中共在拉薩的祖拉康舉行了一個儀式，選出了一個男童。他九天後在扎什倫布寺坐床，成為第十一世班禪仁波切。

對於班禪仁波切的認證所產生的爭議，在中共當局與達賴喇嘛之間造成了無法弭平的鴻溝。其結果不只是象徵性的而已：達賴喇嘛所選擇的靈童，在1995年5月的宣布之後，很快就失蹤；即使到了一年以後，中共當局仍然拒絕向外界透露他的下落何在。

恰扎仁波切被當局收押、被革除尋訪小組的領袖以及扎什倫布寺代理住持的職位；他關押的地點也是祕密。1996年4月，中共當局再一次升高了他們反對達賴喇嘛的運動，並且命令所有的宗教建築物、商店、旅館甚至私人住宅，都得拿下這位被中共形容為「政治逃犯」、「不是宗教領袖」的人的圖像。

無疑地，宗教問題仍然繼續是中共與藏人之間無法彌合的鴻溝。然而，未來引發西藏主要衝突的，很有可能是貧富懸殊所造成的社會問題。整個1990年代，西藏自治區的經濟成長令人印象深刻，然而主要的受益者卻是不斷增加的都會區漢族人口。官方的數字顯示，雖然都會地區每年有百分之十的經濟成長率，然而鄉村地區只有區區的百分之三。

※ 本文摘自《西藏，焚燒的雪域：中共統治下的藏民族》第十五章〈跋語〉，左岸文化授權刊登。

《西藏，焚燒的雪域：中共統治下的藏民族》
作者：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
譯者：謝惟敏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22/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