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境上的異鄉人：金馬離島與「中華民國台灣」的愛恨情仇

年輕人在金門為何會與地方感到疏離，有如此的矛盾與亡國感，個中原因不難想像。《天下雜誌》在2019年的調查中發現，年齡愈低的族群，愈傾向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經濟學博士生陳煒林等人的研究則發現，台灣實施「本土教材教育」的時間點，確實就是「台灣認同」的分水嶺，而在「非閩南裔」為主流的鄉鎮裡，「本土教材教育」對「台灣認同」的提升作用也更為顯著。

這些調查和研究都指出了一件事：在以「國家認同」為核心差異的台灣政治語境之中，如果沒有其他因素的影響，藍營政黨的基本盤可能會持續流失，而金馬這兩個「非傳統閩南裔」的行政區，也可能會是民進黨未來幾年支持率成長最快的地區。

如果我們再看「催票率」（「得票數」除以「各選區有投票權的總人數」），金馬地區這種「藍消綠長」的走勢就顯得更加精準：從2004年開始，藍營在金、馬兩地的「催票率」便明顯呈現下跌趨勢，只有韓國瑜這樣難得出現的政治明星，才能在2020年讓藍營選民歸隊；另一邊廂，綠營的「催票率」卻在金馬不斷穩定成長，而且不太受政治明星或突發事件的影響。

生於「金馬」離島的年輕人們

出生於1991年、前幾年剛接手家中民宿事業的劉浩晨，就是受過「本土教材教育」的馬祖子弟。「我覺得我就是『天然獨』。不論國家的名字叫什麼，我本來就覺得我們是個國家，而且包含台、澎、金、馬。」真要說起來，劉浩晨甚至更希望改國名，「講中華民國太麻煩了，講台灣比較簡單，反正我也不在乎要不要『光復大陸』，幹嘛硬要執著於『中華民國』？」

劉浩晨的家族史其實是個很典型的冷戰故事：他的爺爺是福建長樂縣的漁民，一直都在大陸、馬祖兩地來回跑，七十多年前在馬祖暫居，有天卻發現鐵幕倏地在眼前落下，從此再也回不去彼岸那個清晰可辨的老家。但軍事對峙畢竟是冷戰時代的事了；現在的劉浩晨在疫情爆發之前，每年都會去福州兩、三次，家裡在長樂也還有些親戚。但對他而言，離馬祖只有二十多公里的長樂，在心理上的距離似乎比兩百公里以外的台灣還要遠。

個性率直的劉浩晨，甚至不諱言自己剛加入了新成立的民進黨連江縣黨部。「很多馬祖年輕人，看國民黨在馬祖一黨獨大這麼多年，其實早就已經很不爽了。」在他看來，民進黨出現在馬祖最重要的意義，就是能為馬祖政壇帶來競爭者，也能為老派的政治運作帶來新思維。

「我爸知道我加入民進黨之後，只跟我說了一句話：『哪天如果我們被統一，你就要被中共抓去關了。』——認真的喔，不是開玩笑的那種。」

坦率的劉浩晨終究是個異數。和他同屬「馬祖青年協會」的其他年輕人，多數都沒有加入民進黨，甚至連表態支持都有所顧忌，除了有些是政治立場真的不同之外，主要還是擔心親戚、家人的眼光。

高中和劉浩晨是同班同學的邱筠，對於自己的國族認同就沒這麼斬釘截鐵，「國高中時在馬祖上《認識台灣》的教材，感覺很像在學別人的歷史，甚至會覺得學習台灣史地，就是為了應付考試而已。」一直要到赴台上大學之後，邱筠才開始在和「台灣人」互動的過程中，慢慢理解作為「馬祖人」是什麼意思，也才開始覺得，台、澎、金、馬就是因為歷史的偶然而走到了一起，所以馬祖人的確有必要知道台灣發生了什麼事情。

真正讓邱筠確認國族認同的，其實是後來參與公共議題以及小三通去中國大陸的經驗——「去過中國之後會覺得，能在自由多元的台灣成長是件幸福的事情。」邱筠於是發現，自己在政治議題和認同光譜上的位置，變得「愈來愈像主流的台灣年輕人」。

「等到畢業回馬祖之後，我才又開始覺得，要馬祖人去選擇作台灣人、中國人是很矛盾的。雖然我自己的國族認同是台灣人，但馬祖人在新的『台灣認同』之中還是一樣弱勢；我希望我認同的這個國族是一個多元的文化實體，也希望其他台灣人願意理解，馬祖和其他相對邊緣的族群各自的背景脈絡。」

在馬祖仁愛村經營「南萌咖啡館」的董逸馨，則是在「教改」之前接受義務教育的馬祖人，年紀比劉浩晨和邱筠都大一些；和今日所有35歲以上的台灣人一樣，她曾在課本裡接觸過不少中國史地，對台灣的理解卻幾乎一片空白。

「我考大學的時候，剛好家人在桃園有房子，所以希望我能讀台灣北部的大學。最後我被分發到東華大學，收到入學通知的時候才覺得不對勁——東華大學不是在新竹嗎？怎麼信封上的地址寫花蓮縣？」

除了地理上的陌生，董逸馨的口音也曾困擾過她。「剛到台灣上大學時，我聽不懂台語，國語也不太標準，所以有些學長會開玩笑地說我『是大陸來的』。」還在摸索認同的她，於是開始試著學習台語，講國語時也開始認真區分「ㄢ」（an）和「ㄤ」（ang）兩個前後鼻音。

真要說起來，讓她真正開始思考國族認同的契機，其實是2014年在澳洲打工度假的經驗。一開始，董逸馨向別人自我介紹時，總會記得提到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卻發現很少人清楚中華民國和「中國」的差別。還有次某個澳洲人問她母語是什麼，她說是福州話，但坦承自己講得並不流利，「結果那個澳洲人聽了之後告訴我，如果不流利，就不能算是『母語』了呀。」

這些外地／外國經驗，以及存在於口音、母語之間的幽微掙扎，確實幾乎都曾交織在每個馬祖青年的人生敘事之中。曾在高雄念大學的馬祖人陳鎮東，在台灣南部買東西時也曾因為不懂台語覺得自己被店家歧視。

每次我聽到「台灣人」說某個人是外省人，心裡都會想——什麼外省人？你們台灣人在我們馬祖這裡才是外省人！

很有意思的是，陳鎮東這個半玩笑式的委屈，倒也點出了「中華民國體制」在台灣的一個盲點：1949之後的「本省／外省」稱呼框架，本就是以台灣為本位的視角，早已埋下了以台灣為主體來區分「我群」與「他者」的潛意識，會逐漸演變成今日的「中華民國台灣」，也不令人意外。

如果台灣不要我們，我們又不想當中國人

在馬祖創立連江縣民進黨黨部的李問認為，馬祖人和金門人雖然經常被台灣人放在同一個標籤下看待，但馬祖人的語言、文化屬於閩東系，和台灣差異更大，也更能意識到自己和台灣是不同的。

「相較之下，金門人也講閩南語，雖然腔調和台灣的主流腔調有異，但至少在接受『以台灣為本位』的教育時，不會有那麼深的扞格——但或許也正是因為如此，金門年輕人在感受到『被台灣割棄』的時候，心裡可能反而會比馬祖人更受傷。」他如此分析。

在金門古寧頭經營民宿的小白（化名）就是很好的例子。「我有時候上PTT（台灣知名的電子布告欄論壇），看到網友一講到金門就說『金門滾回大陸啦、跟大陸統一啦』，心裡就會覺得很莫名其妙。」

提到選舉，小白說自己同樣無法自外於金門綿密的親屬網絡。「爸媽還是會叫我投給藍的，他們怕以後沒辦法跟大陸做生意——但我這次還是投給蔡英文。」原因呢？小白想了想說：「我不希望向大陸靠攏，也不想要台灣和金門變成香港那樣。」

聊到最後，小白用一個直白的問題總結了金門、馬祖年輕人獨有的焦慮與困惑：

如果台灣不要我們，我們又不想當中國人怎麼辦呢？

事實上，小白的焦慮也反映出了「中華民國台灣」體制一個先天上的矛盾：就現有的憲政體制和地理想像而言，中華民國終究比台灣大很多，而「中華民國福建省」的存在，就是這種矛盾最直觀、最難以忽略的一個化身——有時候，「中華民國的福建人」就是最困惑於此矛盾感的一群人。

1997年出生於金門的小喬（化名）也屬於「後教改世代」，從小在學校使用的是《認識台灣》教材。和多數金門年輕人不同的是，小喬從求學到工作一直都待在金門，從來沒有在台灣長時間生活過，但這絲毫沒有減損他的「台灣認同」。

和我們聊到認同問題時，他半嚴肅、半揶揄地說：「我記得小時候剛拿到身分證時，看到上面寫『福建省』，心裡就覺得很奇怪——我不是台灣人嗎？為什麼身分證說我是福建人？」

更弔詭的是，這種「福建式困惑」，有時候甚至還是「國際認證」的。

2011年，一位金門學生向美國在台協會（AIT）申請學生簽證時，被 AIT要求將入學申請資料上的國籍更改為「中國」，外界於是也才發現，金、馬居民由於來自「福建省」，

在美國簽證系統中一直被歸類為「中國籍」，和台灣人的「台灣籍」不同。

然而如果你在臉書或Instagram上搜尋金門、馬祖的商家，卻又會發現系統默認的英文地址通常是「Kinmen, Fu-Chien, Taiwan」或「Matsu, Fu-Chien, Taiwan」——在此，「福建」使用的是台灣慣用的威妥瑪拼音「Fu-chien」，而且從屬「台灣」。依據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台灣和福建分明就是平行的兩個「省級單位」；臉書之所以會有這個訛誤，如果不是因為不熟悉《中華民國憲法》，大概就是把「Taiwan」當做了「中華民國」的借代，在粗心之中反映了難以明說的尷尬現實。

話說回來，金馬年輕人的焦慮確實多重：他們的「台灣認同」已經札根，但在政治光譜上的刻板印象裡，卻又常被台灣主流年輕人排擠、割棄；就日常生活而言，他們在金馬本地要面對親屬網絡和偏藍／保守的意識形態，至於中國大陸的崛起和包圍，更是肉眼可見的日常現實，每天都在自己的眼前發生。

※ 本文摘自《斷裂的海：金門、馬祖，從國共前線到台灣偶然的共同體》第六章，標題為鳴人堂編輯所加，聯經出版授權刊登。

《斷裂的海：金門、馬祖，從國共前線到台灣偶然的共同體》
作者：何欣潔、李易安
出版社：聯經出版
出版日期：2022/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