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職改罰錢，病灶何在？——談法官陳鴻斌涉嫌性騷助理案

「進步思維」的困境

曾有一位法官前輩憤慨地說道：

所謂的審判獨立，指的是法官不受任何外力干預，依照良心與法律確信審判，然而，以最高法院為首的法律形式主義，卻讓法官一生都在案牘勞形中打轉，忙到提不出引領國民往前走的思維。

確實，就像這位前輩所說的，引領國民往前走，法官責無旁貸，尤其，我們從歐陸學來這一套法律體系，目的之一，就是要掃除傳統法律裡保守反動的因子。因此，法官的思維，不但要比國民更進步、更前衛，更要把這樣的思維灌注到審判工作上，進而灌注到我們生活其中的社會裡。

這是理想，而現實的熱風不時襲來。根據以往的經驗，引起爭議與民怨的判決，未必是保守反動、違法或侵害人權的判決，相反地，法官越是堅持人權保障，反而越不能合乎社會期待，諸如不判死刑的殺人案件（所謂的「免死」判決）、維護受刑人權益的判決、引用兩人權公約的判決，甚至，即使是平反冤獄的判決，都會免不了要跟所謂的「社會期待」捉對廝殺。

——說到底，憲政主義與人權保障都是舶來品，而庶民就常用「國情不合」、「外國是外國」、「我們有自己的文化」等等說詞，來反對這些「異端邪說」。

我們就生活在這樣的社會裡，進步的思維處處碰壁。別的不說，一開始提到的那位前輩，後來承辦了一件敏感的貪瀆案件，被告代號014，3323，一刀斃命，判決卻說這不是收賄，他進步的思維不但沒有引領國民前進，反而讓民怨宛如啟示錄等級的海嘯無情襲來，也讓早就低到不能再低的司法公信力，又往下降了一個刻度。

你的期待，我的法律？

引發民怨的職務法庭105年度懲再字第1號，也就是法官陳鴻斌涉嫌性騷擾案，當然不是什麼進步的判決。從司法院的新聞稿來看，它似乎僅僅著眼於男女分際，而未能從「職權濫用」的角度來界定職場性騷擾，這點已有可議。此外，受懲戒人是否仍然適任，本應整體評價，這號判決卻對性騷擾行為的次數斤斤計較，即使要論次數，利用法官的地位或職權妨害他人人身自主的行徑，就可以容忍多達三次以上嗎？

這個判決是不是真的那麼合乎法律的規定，本來就大有檢討的空間。弔詭的是，外界的許多批評，儘管理由大致相似，卻硬要套上「違背社會期待」的鐵拳，而就如3323前輩所說的，法官應不受任何外力干預，依照良心與法律確信獨立審判。是以，在沒有良心問題的前提下，唯一能攻破審判獨立這道AT力場的，只有依法裁判的誡命，「社會期待」不是法律，卻是企圖干預審判的外力。誰要是不講法律、不講事理，卻高唱社會期待，誰就會沾上「利用輿論壓力干預審判」的惡名，連日來在媒體上曝光的承辦法官，反倒成了捍衛審判獨立的孤臣孽子。這樣的陰錯陽差，真叫人不知如何是好。

改革職務法庭，真能對症下藥？

面對這項爭議判決，法律人膝反射般地想要「改革職務法庭」，但筆者必須指出，從制度層面著手，無法直擊病灶。比方說，引進審級制度，將職務法庭改為二級二審，而不像現在一審終結，這種設計解決不了問題，因為誰也不能保證，護航的人會不會剛好就在二審（如同目前的行政訴訟，愛幫行政機關護航、擦屁股的，通常都不在地方法院）。

引進外部成員，與職業法官共同審理法官懲戒案件，乍看是破解官官相護的良方，但如果法官必然會包庇同僚，原本重判免職的那五名法官，又是怎麼回事？無論是法官還是外部成員，怎麼找到對的人，仍然是問題所在，更沒有理由認為律師必然具有更高的性別意識。

以筆者從事審判工作多年的經驗視之，進出法庭時，讓年輕的女律師拿著公事包跟在老男律師後面的情景屢見不鮮，就連長期投身司法改革與冤獄救援的名辯護人，也曾被拍到這樣的照片（順道一提，這位名辯護人跟本案受命法官年齡相仿，筆者不禁猜想，這裡除了性別議題，可能還有世代差異）。

將國民法官引進職務法庭，更是難以達成嚴懲重判的效果，正如筆者曾經投書指出的，活生生血淋淋的現實是，相較於職業法官，國民法官往往傾向於輕判，也更容易做出無罪判決。在刑事法庭如此，在職務法庭何以不然？

另外，限定職務法庭組成法官的性別比例，看似釜底抽薪，然而，當初將陳鴻斌移送監察院的法官評鑑委員會，就清一色由男性組成，對他們來說，性別比例完全不成問題；而根據社會經驗，年長的女性亦無更保守、更加服膺父權的可能（你或許會在自己的阿嬤或姑姑、阿姨身上看到這種傾向）。到頭來，性別比例只是買個心安，怎麼找到對的人，仍然是問題所在。

別鬧了，問題在人的身上

與其忙著怪罪制度，不如坦白承認，有些法官就是對「性別平權」這回事沒有概念；與其忙著引進這個、引進那個，不如大方承認，即使在二十一世紀，在號稱科技法庭的法院裡，法官們的性別意識仍然參差不齊，甚至落差極大。現實是，我們無法期待法官能有更高的性別意識，這才是重判改輕判的關鍵所在。而筆者必須指出，在我們這樣的社會裡，這似乎不是件太值得訝異的事。

在我們的社會裡，「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可以是罷免立法委員的訴求，而反性平教育公投、反同婚公投也都能連署成案；在我們的社會裡，「免職改罰錢」的爭議判決，竟然出自曾經多次提出釋憲聲請的人權法官手筆，正如在談話性節目上擔任「反同一軍」、臉不紅氣不喘地發表歧視性言論的公益律師，更長期投身司法改革與冤獄救援。說到底，這種事情還真是科科不意外，畢竟法官嘛係狼、律師嘛係狼（同樣地，這位公益律師也跟本案受命法官年齡相仿，筆者又忍不住猜想，這裡除了性別議題，可能還有世代差異）。

我們難以期待法律人懷有引領國民前進的思維，畢竟，我們就生活在一個安於現狀、甚至安於美好過去的社會，而這個「現狀」或「美好的過去」，又常被塗裝成名為「社會期待」的神像，左腳踩著獨立審判、右腳踩著依法裁判，像玄天上帝踩著龜蛇二妖那樣。

根治性別盲，才能正本清源

如果筆者的分析沒有錯得太離譜，要杜絕類似的事情再度發生，就必須從醫治、預防司法人員的性別盲著手。改革職務法庭算不上對症下藥，甚至也未必能從司法官的考選跟養成下手，更不是規定法官每年要湊滿性平課程時數就能解決的——何況法官學院開那麼多兩公約的課程，法官們還不是照常把兩公約當成外國法、講到兩公約就覺得「干我屁事」？

正如另一位長期投身司法改革與冤獄救援的律師道長曾經說過的：「想要健全整體的司法體制，提力人民整體的法治素養才是正本清源。」（錯字一枚照錄）。

我們必須意識到的是，我們首先是人，接著是公民，然後才是司法官。如果任何受過高等教育、具有相當社會經驗的人，都未必能認同性別平權的基本概念，那麼，所謂的正本清源，或許應該是向下扎根、向上開枝的性平教育，而不是把法官的性別意識寄託於借題發揮的制度性改革，甚或寄託於虛無飄渺的社會期待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