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不過的鴻溝：淺談法學專業與閱聽人社會經驗的衝突

沙發之謎

那是個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身為聲請人的外甥女，自稱被害人，她口中的加害人，是坐在相對人席上的阿姨，而她所謂的家庭暴力，是阿姨經常無緣無故罵她、侮辱她，還作勢要趕她出去。

她的證據，只有一張照片，照片裡面是沙發上堆滿衣服。「阿姨生氣的時候，就把我的衣服都丟到沙發上，說要趕我出去。」她在法庭上是這麼告訴法官的。

不等外甥女說完，阿姨就搶著反駁：「衣服是我放到沙發上的沒錯，但那是因為她的衣服都亂丟不收好，我要打掃才把衣服先堆著，我從來沒有要趕她出去。」

外甥女反問：「我哪有亂丟？我哪有亂丟？我哪有亂丟？而且妳為什麼打掃房間要把衣服放在沙發上？家裡難道沒衣櫥嗎？不然拿個塑膠袋來裝也好啊！妳把我衣服丟在沙發上，就是要趕我出去啊！」¹

經驗法則在哪裡？

一張照片，兩番說詞，換作你是法官，要怎麼判斷誰說的是實話？讀者或許會說「需要更多證據」，但現實是，當事人只能（或只願意）提出一張照片，剩下的，就是各說各話。常理或社會經驗對這項爭執的幫助是什麼呢？我的答案是：毫無幫助。

阿姨把外甥女的衣服堆在沙發上，可能是為了要趕外甥女出去，也可能是為了別的目的。打掃房間可能需要把衣服先收起來，也可能不用，要看那個房間的格局擺設，還有打掃者的習慣。衣服可以收在衣櫃，也可以收在別的地方，拿個塑膠袋裝也可以；就算衣服堆在沙發上，不是為了打掃方便，也不當然表示，阿姨是為了要趕外甥女出去，才會這麼做。

兩邊的說法，都沒有牴觸社會經驗，卻也都不合乎社會經驗；就這項爭議而言，根本沒有經驗法則存在。或許絕大多數的司法案件都是這樣，刑事案件尤其如此，畢竟，無論是犯罪或被害，本來就不是日常生活經驗的一環。

合乎社會經驗的犯罪在哪裡？

就拿最近登上版面的刑事案件為例吧！含冤三十二年的蘇炳坤，當年因遭刑求而自白，而還他清白的判決裡，就花去相當篇幅說明刑求的方法，甚至附上當事人提供的「刑求圖」。

對於法院如此撰寫判決內容，金孟華助理教授闡述道：

在人們的生活經驗中，很少會接觸到像刑求這種如此高強度的事件，多數人對刑求的認識可能僅止於連續劇《包青天》的內容，因此恐怕無法設身處地站在被刑求人的角度，來評估自己是否在相同條件下也會屈服。正因為刑求距離一般人是如此地遙遠，無怪乎法院要用龐大的篇幅說明刑求的事實。

刑求距離一般人是如此地遙遠，無辜的人因刑求而自白，就已經是如此難以理解；無辜的人，在沒有受到刑求的情形下，竟然會承認自己根本沒有犯過的罪，就更是無法想像了。但正如金孟華教授在文章裡所提到的，這種情況確實存在，更有因此釀成的冤案。

面對這些，社會閱歷經驗又有何用？如果刑求距離人們的生活經驗這麼遠，接受刑求抗辯的法官，反而才是違背社會經驗的。以筆者粗淺的刑事審判經驗來看，這並不意外，冤案判決往往能說出一套合乎社會經驗的理由，但這套理由並不符合無罪推定或罪疑惟輕的基本證據法則，因為這些證據法則，本來就是牴觸社會經驗、違背社會期待的。

雲林紡織大亨性侵女移工案，也是一例。在該案中，辯方進行辯解的主軸是，放大檢視被害人的證詞，同時反控本案為勞資糾紛，而法院不接受這樣的辯解，狠狠地重判超過五年的徒刑。

新聞一登，法院獲得久違的掌聲，攻訐律師的也不在少數。其實，這樣的辯解，以及判決裡對這種辯解的駁斥，在性侵案件裡本是常態。

性侵案件的特點是，它幾乎都發生在四下無人之際，因此，告訴人的證詞，通常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證據。告訴人是否可信，也就必然成為訴訟攻防的主軸，檢方要鞏固她／他的證詞，辯方要打擊她／他的可信度。甚至可以說，九成以上的性侵案件，檢辯就只有這種攻防套路。

照常理來說，一般人不會無緣無故指控別人，更別說是指控性侵重罪吧？順著這樣的「常理」，被告若是否認犯罪，辯護人就必然要在辯稱被害人指控不實的同時，指出被害人做這種不實指控的動機。

否則，所提出的辯詞不但無法自圓其說，還會落得空言狡辯的下場。既然絕大多數的性侵案件發生在熟人之間，要找到雙方以往的感情糾葛、金錢糾紛或其他過節，來為其辯詞自圓其說，不會是什麼難事。

在本案中，律師的辯詞之所以引人反感，是因為閱聽大眾基於所謂的社會經驗，先入為主地認為，正常人不可能只為了錢、為了報復，就拿自己的名節開玩笑、拿著性侵的罪名胡亂指控別人。

這種社會經驗從何而來，不得而知，或許絕大多數的「社會經驗」，只是一種關於人性的假設。誣告性侵者，儘管為數不多，但確實有之。筆者在臺南地檢署實習的時候，就曾經處理過這種誣告案件，它就像今年的世界盃，德國輸給韓國的那場比賽一樣，機率很低，但不代表不會發生。

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

筆者當然不是在暗示，本案判決有什麼錯誤或不當。撇開法官苦口婆心地指出移工處境的橋段，剩下的，不過只是性侵案件的日常。但法律實務工作者，無論審檢辯，往往就是因為這樣稀鬆平常的案件，頓時成為英雄、又頓時成為狗熊，真叫人不知如何是好。

我們的司法就這麼成為薛丁格的司法，瞬死瞬生、亦死亦生，只因為某些案件的過程或結果，牴觸了名為社會經驗的想像。行文至此，似乎應該義正嚴詞又充滿同理心地呼籲：「一旦社會大眾能夠理解關於性侵案件的規定，以及證據評價上的種種限制，就能夠進一步地理解，律師只是盡忠職守、恪守本份而已。」

但這樣的呼籲，其實是非常蒼白無力的，因為這無異是在要求，閱聽人都要有相當於實習律師的法學知識與訴技巧，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又或許比起理解，更為根本的，在於尊重專業，但這種說法又更蒼白、更無力了，因為它總是會被解讀成「你不懂就不要亂講話」。

如果理解或尊重都行不通，接下來還有什麼呢？我不知道，或許唯一不蒼白、不無力的建議，就是大方地承認，法學專業跟實務經驗，就是一道跨不過的鴻溝，並學會跟這種難以理解、缺乏尊重的無力感相處——無論對法律人而言，還是對外行人而言。

• 本案例為仿照眾多實例虛構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