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了民主，法治在哪裡呢？《時代革命》帶給台灣人的啟示

以反送中運動為主題的香港紀錄片《時代革命》在2月25號上映，筆者因緣際會，能在首映會上先睹為快。本片記錄2019年6月間至2020年初，香港《逃犯條例》草案（全名是《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例（修訂）條例草案》）引發的抗爭。

反送中運動的導火線，是香港政府在2019年3月底公布的《逃犯條例》草案，但坦白說，本片其實不太能夠幫助我們更了解，什麼是《逃犯條例》草案、為什麼要反對它；本片的主軸，比較像是在訴說抗爭者的生命故事，而不是記錄抗爭運動本身。

這個視角，恰好呼應了全片反覆出現的訴求：在那半年多的期間，屢屢失控的香港警察跟不斷上升的抗爭行動，相互辯證得出的教訓是，中國共產黨沒有將「一國兩制」的承諾當一回事，當民主、法治、公義離香港越來越遠，理念與訴求就變得奢侈無比，無論用筆、用麥克風，還是用「火魔」（又名摩洛托夫雞尾酒，俗稱汽油彈）講給它聽，這個政權都聽不進去。

面對這樣的現實，面對足以令人捨棄希望的極權政權，與其徒勞地梳理運動的理念與訴求，不如直接呈現抗爭者跟體制的碰撞，看看碰撞時擦出的火花——無論是生理上的，還是心理上的碰撞所帶來的傷痕。

我們如何談民主、法治、公義的問題

影片裡許多的受訪者一再哀嘆，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已經淪為沒有民主、法治、公義的社會。筆者廁身法曹，看在眼裡，除了共鳴之外，也有另一番的感觸。

沒有民主，就很難有法治，歷經長期威權統治的台灣對此應頗有同感，但有了民主之後，法治並不會像買一送一那樣，理所當然地伴隨而來，當代台灣就是極佳的例證，畢竟解嚴四十多年以來，台灣已經成為民主制度高度成就，法治素養亟待深化的社會。

法治國的意思是，政府必須守法，法律還必須合乎憲法預設的若干基本原則。威權時期的政府很喜歡講法治，但它經常將法治解釋成「人民必須守法」；而在民主轉型之後的台灣，法治素養的低落，卻反過來挑戰民主制度的正常運作。

政府必須遵守法律、必須受到憲法預設的基本原則拘束，這表示，法律有其所能，亦有所不能，而許多人沒有意識到，這同時也表示，人民不可以對公權力提出毫無限制的要求，不可以要求政府違法，更不可以要求政府無視那些基本原則，即使在民意的高度支持下，也是一樣。

看看香港，想想台灣：還在路上的法治？

從這個觀點來看，本片在台灣上映的時點，其實有點尷尬。媒體才剛報導，親友送給受隔離者的包裹與食物，疑似遭到集中檢疫所違法搜索的事件，而指揮中心顯然沒有意識到，公權力機關要做這些事情，必須要有法律授權，而對普羅大眾而言，這根本不痛不癢，因為我們的國民法律情感仍然停留在「沒做壞事就不怕人搜」、「做壞事還藉口一堆」的程度。

你可以把民主法治理解成政府必須要有的中心思想，問題在於，在我們的社會裡，沒有中心思想的政治人物也可以討人喜歡，朝野皆然，或許在大多數的民主國家都有這種狀況。正因為這樣，講到司法改革，執政者開口閉口就是社會期待、國民法律情感，裁判品質是什麼？重要嗎？能吃嗎？

話說回來，如果一定要這麼挑剔的話，本片無論何時上映，都十分尷尬。太陽花運動到今年3月就滿八年了，323事件打人的警察，到現在還沒找到，跟香港那些逍遙法外的黑警比起來，狀況好像也沒好到哪裡去。

323事件的受難者在國賠案件獲得勝訴判決，或許讓人感到欣慰，但同樣地，這個勝訴判決也頗受非難，因為我們的社會期待就是，抗爭者違法在先，警察執行職務不需要法律綁手綁腳。

這樣的社會期待將我們帶到最最尷尬之處。《逃犯條例》草案的爭議在於，它開啟了香港人被送到中國去接受審判的門，這牴觸了一國兩制的基本前提，中國的人權環境與司法體制也讓人不敢恭維。然而，全世界最喜歡中國司法體制的人，卻非常可能就在台灣。

畢竟，台灣司法接受西方法律思潮，推崇獨立審判，要看證據，要照程序來，經常令人不耐煩，相較之下，中國的司法，人治、落後又粗暴，對許多台灣人來說，就是這樣它才這麼棒啊！

香港加油，台灣加油！

本片快要結束的時候，有稍微帶到2020年的台灣總統大選，結果是什麼，你已經知道了，對於永遠爭取不到雙普選的香港人，親眼目睹嘉年華般的台灣選舉，想必是感慨萬千吧！

如果沒發生什麼意外的話，台灣總是會有下一次選舉，無論出於什麼樣的中心思想，或者單純因為不想被選民教訓，各黨各派總是要為下一次選舉打算，決定選舉結果的，終究還是選民。

在我們這樣的民主國家，有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政府。在《時代革命》帶給我們難過與感動之餘，我們大可以喊香港加油、香港人加油，但在這同時，台灣更要加油、台灣人更要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