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國感」爆棚：選前焦慮症，我們還能做什麼？

今天上午，久居澳洲並且不常聯繫的少年時代老友突然來電，表示特地返台投票，令人意外而驚喜。

朋友的家庭生活重心早已在澳洲，很久沒有專程返台投票了。他強調「這次實在看不下去，一定要回來投。」來電除了簡單敘舊相約，並且討論選情、探究選前傳言虛實。

朋友的問題除了匯集其親友的諸多疑慮，以及近日多種傳言，諸如同婚、賭盤、大肆撒錢買廣告等等對選情的影響，反映台灣相當正常的大選焦慮症候群現象。朋友採取正確的方法，就是「付諸行動」找答案，然後進行適當的下一步，例如以更堅實的說法安撫親友，並且鼓勵大家安定心神、繼續拉票。

我了解朋友的問題，因為他的問題也反映了我自己以及許多朋友共同的問題——在急切想找答案的氛圍下，我們的資訊似乎永遠不足，對於選情的焦慮，其實是種典型的資訊焦慮。

我先告知「請放心」，然後抽絲剝繭稍做分析解釋，並且為了讓他更為放心，表示我也會試著付諸行動，針對某些特定問題，洽詢比我還要瞭解真相的朋友，補充好資料再轉達。一小時之後我給了令他「紓壓」的答案。

特別不同的選戰

在民主選舉的道路上，台灣已經走了數十年，每次大選都代表了台灣前途與價值之辯論與爭戰，在民主自由體制的洗禮與鍛鍊之下，不少政治江湖人士可謂身經百戰，與廣大選民相似，大家對於所謂「大選焦慮症候群」並不陌生。

然而，2020年大選對台灣而言，似乎激起更為激烈且廣泛的焦慮情緒，因為這是一次特別不同的選戰。

有許多因素左右了這一場大選。其一，中共介入台灣選舉至少20年，雖已不是新聞，但這次中共「介選」早已經公開化、政策化，毫不保留；其二，在國民黨「百年難得的政治奇才」韓國瑜對台灣選戰邏輯的「破壞式創新」之下，雖然時常脫離遊戲規則，倒也讓他出線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之位，為台灣政局發展帶來許多不確定因素；其三，2018年九合一大選結果令許多人士跌破眼鏡，甚至餘悸猶存，增添選情的詭譎，以及對選戰常識邏輯之懷疑。

其他重要因素之一，為國際局勢正處於歷史性的轉變期，在近兩年的美中貿易戰、美中脫鉤趨勢，乃至於美中新冷戰的發展背景下，美台實質關係進展之迅速為史上僅見。

而另一方面，中共對外擴張與對內管制更趨強化，對台灣的孤立與封鎖也持續升級，此刻也特別凸顯了台灣處於第一島鏈的特殊政經地位，於是藍綠兩大陣營對台灣價值定位的衝突，在大選期間急遽升溫，兩大陣營分別萌生了定義迥異的「亡國感」。

在社群媒體的推波助瀾之下，上述複雜的情勢藉由許多假消息的包裝與流竄，對台灣選民影響巨大，許多國際單位組織早已指出台灣是受到假消息操弄最為嚴重的國家，而這些假消息的來源往往是境外，而中共系統化的網攻，以及不斷進化的各派滲透統戰武功，在中共鉅資的挹注下，持續威脅台灣政局。

此外，中共聞名國際的大外宣策略，在台灣大行其道，知名國際媒體與機構持續爆料，許多台灣媒體收取中共國台辦資金，支持特定陣營，為中共說好故事，各種紅色滲透深入台灣宮廟、地方派系、政商組織、地下電台，甚至黑白兩道，在在威脅台灣民主政治體制，中共此類對台灣的脅迫不僅斑斑可考，不僅曾經衝擊2018年底九合一大選，甚至被普遍認為在選前此刻已經達到歷史高峰。

另一方面，在野陣營許多人士也有不同的焦慮來源，例如對於蔡政府年金改革以及同婚議題之異見，以及在蔡政府大力改革過程當中感到協調不足、未受關注，也有不少人士是為了大選賭盤利益而焦慮，甚至認為蔡政府連任將惹惱中共當局、傷害台商權益，或者衝擊兩岸和平。

沒有深奧的道理

導致大選焦慮症候群的原因盤根錯節，正如世間萬事萬物，每個焦慮的果，有其焦慮的因，其中因果關係，因人而異，他人難以解之，即使是專業心理諮商，也難保根除焦慮。然而，我認為在選前此刻，盡一己之力「付諸行動」，應是最根本的道理。

什麼樣的行動？照顧好自己，出去走走，與朋友聚聚，暫離網路與電視，參加選前造勢活動，實踐理念多拉幾票，然後吃好睡好，明天早起，慢慢享受早餐，以及別忘深吸一口氣，體會今日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空氣，然後投下神聖的一票。接著，振作精神，持續為台灣努力。

沒有深奧的道理，這也許是此時此刻，化解大選焦慮症候群最簡單、最具體、最有意義的幸福方程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