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敏隆／誰來支持寄養家庭：主要照顧者卻領不到防疫津貼？
住在新北的五歲小女孩琪琪（化名）是曾遭家暴的個案，媽媽再婚後，琪琪與媽媽來到「新家」，卻因為遭到繼父不當對待，而被安置住進寄養家庭。
今年6月13日，琪琪得了腸胃型感冒，寄養家庭的父母趕緊將她送醫，卻發現健保卡竟然遭到停用，使就醫過程平添多餘的程序。
負責與琪琪原生家庭聯絡家扶基金會社工和公部門社工發現，琪琪的原生家庭為了請領教育部6月15日至9月30日開放的「孩童家庭防疫補貼」，又不想跟社工聯絡、詢問孩子的健保卡號（請領津貼的所需資料），竟然在5月底逕自掛失琪琪原本的健保卡，重新申請卡號，以順利申請津貼。
社工不斷催促琪琪的原生家庭，請他們將重新申辦的新健保卡寄回。但由於防疫補貼請領時間6月15日才開始，琪琪的原生家庭家長為了順利拿到津貼，硬是拖延了兩個多星期，等津貼確定入帳後，才將琪琪的新健保卡寄回。
安置孩童不解父母行為，關係修復困難
家扶基金會新北市分事務所社工督導范淑芬說，小孩生病看醫生不能等，在三級疫情警戒下，寄養家庭冒著染疫風險帶孩子就醫，卻因健保卡被註銷，讓小孩就醫過程增加行政程序。更別說原生家庭從沒來探望過小孩，也沒付過任何安置費用，請領津貼時卻跑得飛快，實在讓人感慨。
這類事件，不只影響年幼的安置孩童就醫權益，對年紀較大、能夠接觸到網路的安置孩童來說，也造成身心影響。
寄養家庭林媽媽說，住在她家中、國小五年級的寄養孩童小毅（化名）就曾經問她：「錢（孩子的津貼）是被我爸爸領走的嗎？他又沒有照顧我，憑什麼拿那些錢？」林媽媽只能安慰說：「爸爸現在生活可能有困難，需要這筆錢，他也想要趕快改善生活、跟你團聚」。
林媽媽感傷的說，她知道這可能欺騙小孩，卻也是不得已的「善意謊言」，「我還是希望有一天小孩可以跟原生父母和解，回到原來的家中快樂生活。」
發放津貼的目的本是為了補貼疫情期間因為照顧而衍生的支出，但真正提供照顧的替代照顧者卻領不到，尚有監護權的原生父母得以處分孩子的健保卡。台灣兒童權益聯盟指出，從去年發放振興三倍券的實務經驗來看，的確有些安置期間從未關心過兒少的監護人突然與孩子聯繫，卻在領完補助後消失得無影無蹤。
針對這次的「孩童家庭防疫補貼」，很多一線社工表示，他們曾接到許多監護人打來的電話，索取被安置兒少的健保卡號，時代力量立委王婉諭也說，她收到來自一線社工與機構的陳情，有家長因為想要領取此津貼，不斷要求他們提供孩子的健保卡號，甚至自行去申辦新的健保卡。
王婉諭表示，這種情形其實已經造成不少困擾，也顯示疫情相關政策缺少對被安置兒少的關注，以及對替代性照顧工作者的支持。
社家署：「家庭糾紛不能丟給政府」
行政院8月底公布，將於9月開始發放五倍券，民眾可以透過「家戶綁定」來領券，只要憑被綁定人的實體健保卡，全家人的數位券就能一次領取，並集中在其中一個人的帳戶。
「為了綁定數位券，撤銷寄養孩童的舊卡再重辦一張新的健保卡並不難，只要花兩百元，但是寄養家庭的心情會受到很大的影響。」范淑芬呼籲政府不要重蹈覆轍，應對安置孩童的健保卡做註記，避免遭到原生家庭撤銷，影響孩童的相關權益。
對此，衛福部社家署副署長李臨鳳表示，因為五倍券的相關行政會議，社家署並沒有被找去開會，不曉得細節，不便回應，未來還是要看發券的用途，但「以往不好的經驗會拿出來檢討。」
李臨鳳說，這是少數而非多數遇到的問題，以政府的立場，還是希望被安置的孩子最後能復歸原生家庭，跟父母保持良好關係，因此在這方面，社家署傾向由社工跟原生家庭洽談怎麼處理費用，「家庭自己要去解決問題，家庭糾紛不能丟給政府」。
關於請領津貼的爭議，王婉諭也說，根據兒少安置機構聯盟的統計，這些機構因為疫情的影響，小額捐款大幅減少，總體收入至少銳減50%；而孩子們的防疫資源與停課後的人力照顧需求提升，又導致了照顧成本大幅增加，一增一減下，實在非常辛苦。
因此，王婉諭在紓困協商提案中，要求社家署應該要針對安置兒少的「實際照顧者」提出具體的協助方案協助。社家署最後公告相關補助規定，但申請金額以受安置的孩子人數計算，每人每月僅有1,500元，上限為三個月共4,500元。
王婉諭呼籲，社家署應研擬是否能夠在加給的金額上補足差異，並簡化行政流程，在疫情下公平對待每個孩子，更希望政府能看見機構端的需求與困境，給予他們應有的支持與協助。
衰老中的寄養家庭，疫情下雪上加霜
台灣寄養家庭制度在1986年正式上路，用意是為所有在原生家庭得不到完善照顧或有安全疑慮的孩童，尋找一個「替代性且有計畫」的家庭照顧方案，補上兒少所需的情感依附與安全保障。而擔任寄養家庭的資格條件與經費補助，則由中央授權各縣市政府自定。
早年的寄養家庭父母，通常是經濟穩定、孩子已稍大的30、40歲族群，但這群人目前已逐漸年邁或退休；而今青壯一代普遍較晚婚育，加上日夜打拚的多為雙薪家庭型態，就算要擔任寄養家庭，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如今，從全國2019年度寄養家庭年齡占比來看，51%的寄養父母年齡在55歲以上，50至55歲占23%，35歲以下只有不到1%，顯示寄養家庭戶不僅嚴重不足，且逐年年邁衰退。
以屏東家扶招募的家庭為例，今年至今僅招募到七戶，且只有一戶在家中擔任家管，其他都是雙薪家庭。屏東家扶寄養督導黃淑玲說，在安置體系中，不論是安置機構或寄養家庭，在疫情下為了讓孩子不停學，都必須添購線上學習設備，而今疫情相關的津貼費用卻由原生家庭家長領取，相當不合理。
寄養家庭新血招募不易，新加入者還多為雙薪家庭，為了寄養孩童權益，有些寄養家庭父母其中一人還必須請「防疫照顧假」，政府卻也沒有看到寄養家庭的需求，沒有給予津貼，還得由家扶自行募款補貼。
黃淑玲批評，政府忽視社會結構改變的大環境因素，許多制度本身更是長期累積的沉痾，致使原本量能極度不足的寄養家庭問題在疫情中更被放大、雪上加霜。
別讓寄養爸媽孤軍奮戰
范淑芬也說，5月疫情升溫至今，安置孩童整天都待在寄養家庭裡，有別於過去還有學校分攤部分照顧壓力，現在全天都得由寄養家庭照顧，加上許多寄養孩童在身心方面有好動等情況，家長稍不注意就會把自己全身畫得五彩斑斕，或是像在攀岩、爬東爬西，使得寄養家庭父母身心壓力相對較大。
「擔任寄養家庭的家長，心中的道德標準更高。」范淑芬說，很多寄養家庭一來擔心孩子在疫情下缺乏治療或學習，跟不上其他孩子，二來也會自責，若沒照顧好孩子，或是孩子因此染疫，會對不起孩子跟他的原生家庭。
黃淑玲則指出，很多安置孩童都是專注力不足、過動的特殊孩子，有些孩子甚至需要早期療育，然而疫情嚴峻，這些孩子不能去學校、不能去公園、只能待在家裡，寄養家庭常因此擔心孩子在宣洩體力過程中，會發生跌倒、撞破頭等意外。
此外，疫情期間很多服務都暫停，也影響了孩童權益。例如孩子的早療，包括心理創傷服務、諮商治療、遊戲治療等都得暫停，只能在寄養家中透過影片進行。又例如寄養童的出養有「黃金期」、必須把握時間，勵馨基金會臺北分所主任陳玉楨就說，過去統計發現，一個待出養的孩子平均需要等待一年才能找到收養人。
但因為疫情，收出養機構不僅不能訪視，在三級警戒下社工還不能做跨縣市服務，且有些特殊孩子必須就醫評估，例如發展遲緩的早期療育等都因為疫情受到影響，如果出養評估不夠即時、就醫時間拉長等，孩子的出養等待期就會更長。
陳玉楨也提及，過去有些安置孩子是跨國出養，但受到疫情影響，政府管制邊境，外國寄養爸媽沒辦法接孩子出去，孩子每個月只能跟國外的收出養家庭視訊以維持聯繫，最擔心的是最後這些國外家庭就不要孩子了。
面對未來秋冬可能會有的新一波疫情再起，范淑芬最後呼籲，政府應為寄養家庭投保防疫險，不只是因應新冠病毒，還有未來任何可能面對的流行性疾病，讓寄養家庭知道政府有關注他們的付出與壓力，而不是讓他們孤軍奮鬥。
（本文授權轉載自「Right Plus 多多益善」，原標題：〈「爸爸沒照顧我，憑什麼拿那些錢？」安置兒拿不到防疫津貼，社家署：家庭糾紛不能丟給政府〉）
- 文：洪敏隆，「不能因為怕世界改變，就什麼都不做。」這是記者的宿命也是使命，告別沉溺於娛樂與利潤、忽視獨立與公共精神的主流媒體，我始終相信社會上的悲劇，不該只是喧騰一時的新聞，而是找尋解方的引路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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