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愉婷/善用長照資源釋放移工壓力,家庭照顧不必單打獨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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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移工莉卡(Lika)來自印尼,十年前她剛來台灣時,曾待在東部一戶農家服務,當時莉卡在印尼學習的照顧知識都沒有派上用場,反而每天和雇主一起忙農活,國內外觀光客都嚮往的台灣後山翠綠風景,她無福也無暇享受,因為她一整年都不被允許休假。
莉卡服務滿三年後,終於可以轉換雇主,她向仲介提出需求後,翻過中央山脈、落腳台中,照顧一位年邁的阿嬤,至今已經滿七年。莉卡現在每月可以休息兩天,安排自己的休閒活動,像是幫忙在台灣舉行婚禮儀式的印尼同鄉畫傳統的爪哇妝容、和朋友們搭著高鐵火車遊山玩水。
因為雇主的許可與理解,莉卡在工作天也可以帶著阿嬤到公園打印尼傳統武術「席拉」(Silat),「以前在印尼,爸爸媽媽不讓我打武術,他們覺得練這些(各種武術如席拉、跆拳道等)的女生很兇。但我只是想要做運動而已。現在沒有人管,我就會去練。」莉卡說,她跟朋友們通常約在公園打武術,帶上阿嬤的話,她也可以趁機到戶外散步、活動。
長照資源結合移工培力,分散照顧壓力與風險
莉卡休假時,她的雇主為了讓阿嬤也能好好被照顧,會申請長照2.0中「長照4包錢」補助的「喘息服務」,由台灣居家服務員(居服員)入家3至10個小時,提供餵食、洗澡等照顧,填補莉卡不在家的人力空缺。
在台中專門服務移工與新住民的「1095,文史工作室」(以下簡稱「1095」)創辦人官安妮曾承接台中市勞工局的「移工培力照護提升計畫」,負責協同翻譯人員及專業人員(如照服員、護理師、復健師、物理治療師、呼吸治療師等)前往聘僱移工的家庭,了解移工的工作情形、檢視並盤點家庭中的資源,並且媒合家庭需要的長照服務。
官安妮從到宅指導服務經驗中觀察到,許多移工的照顧工作超出常人負荷、休息時間破碎、缺乏隱私,不但精神體力不足,也影響照顧品質和僱傭關係,「長照1.0的制度認為,家庭如果已經聘僱24小時看護移工,就不能再申請其他服務,例如喘息、交通等。但其實長照2.0已經釋出資源,讓聘僱移工的家庭也能申請『長照4包錢』的服務補助,很多雇主都不知道,錯失了許多資源,我們到宅時就會提醒並幫忙媒合。」官安妮說。
官安妮也觀察到,許多移工與雇主家庭產生嫌隙,原因不僅由於彼此的文化差異與不理解,有時移工未能受到完善的訓練,也很可能釀成衝突:「雇主期待找來的人手可以承擔照顧工作,但照顧現場的狀況多元、充滿變化,移工會的照顧技巧不一定能派上用場。」
現居住於彰化的移工阿雅(Aya)就說:「老闆不一定要對我那麼好,但你要請我工作,就要相信我。如果不相信我,我也會很緊張、壓力很大、事情做不好。我有的朋友也會因為這樣不想學。」
針對這樣的狀況,官安妮會協助媒合長照4包錢補助的「照顧專業服務」,安排適當的專業人員入家指導,「照顧工作不只是私領域的事,當我們媒合專業人員進家裡指導移工照顧技巧時,通常也會請雇主在場一起學,等到有需要的時候,家人也可以幫忙,整個家庭能一起分擔。」官安妮說。
和官安妮一樣,台灣省私立健順養護中心社工督導曾鈺涵也承接台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的「聘僱移工家庭安心支持計畫」(簡稱「安心計畫」),輔導並協助中山、大同區家庭媒合需要的長照資源。她也說,有時雇主沒有照顧經驗,不清楚實際狀況而容易質疑移工不專業、不上心,「某次護理師入家指導示範翻身拍背,雇主才發現,即便看起來簡單的動作,也都需要經過專業訓練。我們也會跟雇主說,照顧工作有一定的難度,如果做不對,不僅長輩難受,移工也可能會受傷,那這樣誰來繼續照顧長輩呢?」曾鈺涵說。
在專業翻譯人員的陪同下,消弭平時由雇主教學的語言障礙,移工透過專業人員的示範與解說,可以學到更扎實的照顧技巧與知識;專業人員也會請移工學習後當場演練,並給予指正;移工若有自己平時的照顧「撇步」,也能當場尋求專業人員的意見,「不僅讓照顧更加貼合需求,也明顯改變了許多雇主和移工的緊張關係。」曾鈺涵說。
然而,對移工、家庭照顧者而言,政策仍有可改善之處。如莉卡就說,喘息服務中的台灣居服員因為有工作時限(3至10小時,且不能過夜),因此每到放假那一天,即使雇主申請居服員到府服務,她仍必須早起、早歸打點長輩的生活起居,難以有完整的一天可以休息。
對此,曾鈺涵與官安妮的想法不謀而合,對她們而言,密集的照顧工作相當耗費體力、精神,不應該只落在移工一個人肩上,家屬也應學習並一起分擔。此外,有些長輩身體狀況其實還算硬朗,只是需要輔具(如加裝安全扶手、使用拐杖等)或鐘點式的居家服務介入,就能如常生活,這方面就需要專業評估與輔導,一起促成最適合家庭安心生活的環境。
從誤解到理解,和移工一起克服照顧困難
曾鈺涵解釋,安心計畫人員初次入家輔導時,會要求雇主家庭提供各自獨立的空間,由翻譯人員和移工交談,社工則與家屬和被照顧者對話,讓彼此都能安心述說,再視三方的需求與困難提供解方。
「我們的翻譯人員通常是和移工來自同一個家鄉的新住民,除了能聽懂移工的話,也能給移工安全感。」曾鈺涵說,有次與同仁們入家後,準備離去時,移工竟然哭了:「她說,一直以來都沒有人了解她的困難,大家只是一味的、重複的、不停的『說』,但是她語言就是不通啊!這是在台灣第一次有人用她聽得懂的語言跟她溝通,甚至幫助她解開和雇主的誤會。」
官安妮也有類似的感想:「進到家庭後,我們不只聽看護移工說,我們也會花時間與雇主、被照顧的老人『交陪』(交際往來),有時聽到很多無奈,才發現在這個家庭的照護結構裡,每個人都有很多話想說。聆聽移工與家屬傾吐照顧現場的苦水時,往往也能發現這個家庭需要協助的困難。」
曾鈺涵分享,有次入家輔導後,雇主家庭反而取消了移工的聘僱,「我們發現被照顧的阿公身體狀況其實滿好的,不需要那麼密集的照顧、也不用長期臥床,偶爾在家人的幫助下,多下床走走、活動身體還比較好。因此我們改協助媒合一星期三次的居服員提供比較粗重的洗澡服務,移工也能轉至更需要的家庭服務。」
觀念轉向、身心支持,讓家內照顧夥伴樂在工作
然而,對官安妮與曾鈺涵而言,服務過程中最難克服的一關還是「觀念」。「某些雇主容易落入刻板印象,認為家庭與移工之間是單純的『勞雇關係』,員工(移工)必須聽老闆的話。但照顧工作必須互相支持,雇主是聘任移工、給予薪資的人沒錯,但雇主也的確需要移工幫忙照顧家人啊。」
「人跟人之間的情感很重要,我們期待的是,雇主,甚至社會能將移工視為『新的家人』或『照顧合作夥伴』。」曾鈺涵說:「當你這樣看待時,就會體諒他的照顧辛勞,思考他是不是需要喘息、休息,慢慢建立好的相處模式。移工感受到了,自然也會打從內心想對被照顧的長輩好。」
因此,曾鈺涵與工作夥伴也會透過比較和緩的社區活動,如營養餐食教學、延緩失智教學等,讓雇主與移工一起來參與,也能趁機和其他家庭交流,「聽別人怎麼相處,有好的楷模就互相學習,帶回家裡實踐。」
官安妮也觀察到,如今資訊越來越透明,加上社會氛圍的人權意識也漸漸抬頭,雇主也會思考自己的行為是不是過於僵化,而移工也不像以前較不敢發聲,會變得更加關注自己的狀態、想好好照顧並犒賞自己,因此更勇於向雇主爭取資源。
一來一往之下,也能看見觀念轉變帶來的益處,如果雇主心態更開放、願意善加利用外界支持,例如使用長照資源讓移工能獲得理解與喘息,兩者在舒適的狀態下合作,更能創造良好的照顧環境。
最後,曾鈺涵提醒,移工承受許多照顧壓力,加上又身處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容易引發情緒困擾。但是現階段台灣仍相對缺乏針對移工的心理諮商,既有的資源也因為語言障礙而顯得「不好用」,如果安排翻譯人員陪同諮商,又有隱私界線的問題。
台北市目前設有四處「家庭照顧者支持中心」,除了照顧技巧指導,更提供家庭照顧者心理協談、紓壓活動等服務,「這代表我們看見了照顧者的需求,但是移工也是家庭照顧者,一樣有這樣的需求,卻沒有相等的服務。」曾鈺涵說。
她表示,因為語言、文化等關係,一時之間要讓移工心理服務到位的確有難度,「不過也許可以先培養翻譯專業人員的心理相關知能,讓他們與移工談話時,可以初步檢視他們的照顧壓力,或許能發揮一些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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