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靜倫/土耳其震災捐款爭議:身為救助者,我們如何做出最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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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東南部2月6日發生規模7.8強震,罹難人數至11日已近三萬人。 圖/新華社

土耳其東南部2月6日發生規模7.8強震,罹難人數至11日已近三萬人,各界捐款累計突破2.7億台幣。(更新:據衛福部表示,截至2月14日下午5點,總計接獲捐款近十四萬筆,累計達6.8億台幣)

台灣搜救隊預計在15日返台,衛福部捐款預計在3月6日關閉,台北土耳其貿易辦事處也在上週五發起物資勸募後,隔日便因捐物遠遠超過需求而緊急宣告停止。

除了官方衛福部的賑災專戶,震災中亦有民間發起的募資。其中,對外大量募款的台灣雷伊漢勒世界公民中心在挖貝平臺上,日後「每月」定額捐助(含平臺費)已超過八百三十萬,卻於近日爆發爭議,並且在對造聲音浮現後,事態越加複雜。

許多人對民間勸募和非政府組織(NGO)再次失望,政府賑災專戶再次成為民眾捐贈時的選擇。然而時至今日,我們或許早該接受,在資訊爆炸的時代,資訊反而難以求證、信任無處寄託、愛心卻更容易爆棚,這些都是「現代災難中的一環」。

台灣特搜隊130人、五搜救犬前往土耳其震災救援,已於2月15日返台。 圖/聯合報...

是愛心還是無力感?

1999年921強震爆發,在那個網路還不發達的時代,全台愛心捐物尚且在震後第三天就塞爆臨時安置中心(例如台中體育場),周邊道路被捐物卡車堵塞;十年後的莫拉克風災,在媒體與網路催化下,體育場不到一天就爆了,還得另開倉庫。

2014年的高雄氣爆、2016年的美濃/台南地震,以及之後的大小災難,都在重複同樣的景象。猶記台南地震時,我在震後第二天早上抵達現場,只見作為臨時後勤補給的廟埕中央,衣服物資已經堆成山高,根本沒人有力氣整理。繞著那座山走一圈,還會看到很多莫名的捐物(例如高跟鞋)。

2015年,尼泊爾同樣7.8強震,八千多人死亡,首都加德滿都谷地近九成房屋損毀,上千萬人流離失所,國際救援和各方捐物迅速抵達。

其中,台灣送過去的物資幾乎都出於台灣人對「自身陷入災難時」的想像,例如需要水才能食用/使用的泡麵、奶粉、肥皂、牙刷等(水在台灣或許容易取得,在他國的災區卻未必),現場最迫切需要的擋水布、帳篷、照明燈等卻幾乎沒有。尼泊爾當地甚至還是先開了清單過來的,送過去的東西卻依然錯置,大量食物在現場任憑腐敗。

2015年,尼泊爾7.8強震,八千多人死亡,首都加德滿都谷地近九成房屋損毀,上千...

每次說到這種現象(已經說到爛了),總有人說:「因為台灣人很有愛心」。逆風說一下:也許我們就是需要節制一下愛心。此次土耳其強震在募捐時就限定清楚的品項和狀態(例如「新」「衣」),並且適時終止勸募,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節制。

此外,我們或許也該學著區分一下愛心和無力感——大量的捐物究竟是因為在乎脆弱處境人群的需求,還是為了紓解自己一再看到災難畫面的無力感?

愛心是一種利他的好意,無力感是一種必須面對的情緒和課題(否則我們如何正視他人和生命中的苦痛?),無論出於哪種動機都無關對錯,因為助人的選擇本來就和個人生命經驗高度相關。然而行動(或不行動)前,思考並尊重一下對方的需求,也是基本的相助倫理。

(當然另一個提問是,什麼原因讓無力感一再被加深?只能說我們真的很需要新聞,但我們或許並不需要二十四小時反覆放送、亟欲填滿各種感官的新聞)

圖為土耳其「台灣─雷伊漢勒世界公民中心」執行長裘振宇。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沒有節制的愛心一旦碰到跨文化、跨國際、超出想像的現場時,尤其容易誤事。

2010年海地7.0強震,大量便宜甚至免費的國際援助物資源源不絕,造成當地七成的小型與微型商家倒閉,嚴重衝擊當地經濟,已經是國際發展領域經常提及的典型案例。2021年海地再遭7.2強震重創,在地組織AGERCA便積極倡議國際救援盡量從當地的企業購買支援物資,以避免當年的倒閉潮重演。

事實上,這種支持當地商家與社區組織(CBO)的概念,並不限於災難。即使是在敘利亞和烏克蘭戰爭中,一個可信任的在地團體或長期深耕社區的區域型組織,都遠遠勝過許多名氣響亮卻無頭蒼蠅般的國際援助單位,並且更需要金援。

關鍵在於,我們總是分不清楚誰值得信任,資訊的破碎和失真更加深了無處安放的無力感。

2010年海地7.0強震,大量便宜甚至免費的國際援助物資源源不絕,造成當地七成的...

捐吧!但也可以晚一點?

另一方面,救災和重建,本來就是很政治的事。這指的並不只是第一時間各級政府或國際間的角力,也包括今時今日的資訊傳播速度所催生的、不可避免的現場動力。

2011年日本311強震,全日本有四成左右的NGOs在三天內行動,六成左右在十天內進駐,超過五百個專案計畫和支援在各個不同領域發生,包括物資、食物、醫療、心理和衛教。

2008年台灣莫拉克風災,光高雄就有80個宗教團體、163個基金會/協會、32個志工團與180間企業參與救災,安置收容中心的管理單位除了聯勸,還包括伊甸、長老教會,勵馨、世展等中大型組織。

每個單位都有各自的救援/服務能量和對象類型(兒童、老人、身心障礙、家庭等),又在不同的區域和時間點進入,能停留的時間長短也不同。所以早期的災難現場經常出現同一個災民被不同的單位一問再問,反覆陳述受災經歷,或收到大量吃不完的白米,或A團體要辦衛教時發現召集不到人,因為災民要「留在帳篷裡等B團體來發錢」。

物資捐贈示意圖。 圖/美聯社

2019年製作921震災專題時,甚至有受訪社工說,當年曾見小孩在安置中心的日常活動中,前一秒還唱唱跳跳,下一秒發錢的慈善團體出現了,突然坐在地上哭。問他為什麼,他說是「大人教的,這樣才能拿到紅包」。

大型的災難、巨額的資源、人性的錯誤誘發、對災難/災民的刻板想像,以及現場的無政府狀態(921時,南投縣政府自己都是受災方,多處政府大樓倒塌、行政效能嚴重不足),放到國際救援上,從聯合國到跨國、跨文化的救難體系參與,以及政治外交和媒體版面的爭奪,變數和複雜度以倍數加乘。

同樣反直覺的,還有災難後實際的資源需求階段。1995年日本在阪神大地震後(死亡人數超過921近三倍)記取慘痛經驗,定位出災難當下的「緊急救援」、災後3-6個月的「災民安置」,和3-5年的「生活重建」等不同階段。其中最需要資源的並不是最初期的緊急救援,而是長期的安置與重建,資金占比相當於10:20:70。

311之後,這個概念更形重要。即使對日本這種平日已有能力出隊救災、極少需要國際支援的國家來說,311都是少見的複合式災難,包括地震、海嘯、核災等陸續襲擊,其中有無數困境都是隨著時間過去才逐漸浮現的,其傷害生命與危害地區發展的程度,並不亞於災難當下。遺憾的是,隨著時間過去,媒體和外界關注也在迅速遞減。

物資捐贈示意圖。 圖/美聯社

真理未必越辯越明,終究回歸個人選擇

無論是可信任的捐助組織,或是適當的善款使用方式,我們越來越需要的都是「時間」與耐心。尤其資訊越多,越讓人渴求答案。相信很多看這篇的人也正在「掃描中」,想要快速找到「世界公民中心可以捐嗎?」、「衛福部專戶可以捐嗎?」、「錢被外交部轉交後會如何被使用?」這些「本篇立場」。

遺憾的是,面對無力感的其中一環,正在於接受「沒有正確答案」的不安全感。尤其信任本就需要時間和見證,每個人需要的信任指標還很不同。一個官方許可(在法治不彰的國家很可能不具保證)、幾個當事人現聲(各自的詮釋難以論斷是非)、幾篇新聞和歷史報導(易受媒體立場影響),甚至只是幾個未求證的畫面(操作空間極大),都可能左右捐款流向。

重點是,不管是捐款還是捐物,關鍵都在轉手單位和物流通路。然而在國際人道救援和全球發展的體系中,金流和物流極可能層層外包,使用方式和目的更涉及各種官方與政治考量(這也是由國家發動的賑災專戶常衍生的爭議),並且受當地宗教、文化、法律甚至氣候影響甚鉅。

箇中細節到底能追到什麼程度、該揭露哪些資訊,根本不是一般人能想像(或想知道),也不是一般媒體容易做到。如同發展到現在的雷伊漢勒世界公民中心爭議,餘下的質問包括創辦人勸募的初心、雙方國家的法規限制、針對捐款人的溝通揭露和組織治理的效能等,已經進入難以釐清的各自表述,旁觀者一人拿到一片拼圖,卻沒有共同的原圖全貌可拼。

圖/新華社

如果你並不那麼在乎捐款是否真能變成「喜歡的樣子」、百分百符合心中期待,估且在多種捐助管道和團體中,選一個對你來說重要的信任指標,然後在行動前尊重、確認一下需求即可——試著不要把助人想得那麼複雜和陰謀,有助於和自己的無力感相處(並且也試著放下手機,去做一些其他也很重要的事)。

如果你真要細究、執意追尋,除了從多元的管道長期關注、吸收各方觀點與資訊,沒有其他懶人的捷徑。

社群媒體尤其容易讓我們旁觀他人苦痛卻不知如何是好,建議你暫時放下渴望選邊站的焦慮、先別急著索求簡化的答案,試著吸收更多元的觀點、撐開獨立思考的空間。(改由文字閱讀取代影音畫面,也可以降低感官上的衝擊和無助)

(本文授權轉載自「Right Plus 多多益善」,原標題:〈土耳其震災爭議:節制的愛心與耐心,是旁觀者的第一課〉)

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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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公益的研究者,以文字和報導紀錄臺灣公益部門的發展。探究各種公益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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