妳很好，但還不夠好（下）：為何女性政治人物注定「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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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很好，但還不夠好（上）：玻璃天花板外，束縛女性的性別雙重標準

關於女性政治人物的遭遇與面臨的困境，過去已有許多學者提出過討論。例如瑪莉．畢爾德（Mary Beard）在《女力告白》一書中提到，選擇在公共領域發聲的女性經常會透過不同的方式「被閉嘴」：她們的意見可能不受重視，她們也可能遭到威脅污辱（例如網路上的辱罵）；相對地，想要成功晉身發言位置，並使自己的意見被聆聽的女性們往往必須採納一些策略，如當年的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就因為她的顧問認為她的嗓音過於尖銳，而特地接受了降低音調的訓練。

政治大學政治系教授楊婉瑩也以專文分析，台灣政壇裡的女性所面對的四種「厭女變形」，在性別、性與年齡歧視等因素交織影響下，這些女性有時被過度性化、有時卻被去性化，有時被老年化，有時又被少女化，在內在與外在的雙重束縛，她們被放進「沒有選擇的選擇」形象中。

不守本分的女性

曼恩也在《不只是厭女》一書中，以澳洲前總理茱莉亞．吉拉德和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柯林頓為例，分析父權性別規範與厭女情結如何在政治領域中作用，這其中包括我們對男性公眾人物的厭女言行常會展現出高度的寬容與諒解，並對「妄想」「奪權」的女性們展現出高度的敵意。

如前所述，投身政治領域的女性往往格外不討人喜歡，一則因為她們膽敢挑戰男性的支配地位，逃離「付出者」的身分而成為「取用者」，要求社會大眾給予她們喜愛、支持與地位（換句話說：選票）；二則因為她們在執行政治角色的同時，很難繼續符合父權社會對女性的期待，也就是對周遭的人付出關心、體貼與源源不絕的注意力。

為此，這些女性經常會受到各種程度不一的性別化批評，而父權社會企圖用這些規範的語言，使這些女性「認清本分」、回到她們「原本的位置」上，好繼續維持舊有的性別階序。

比方說，當男性表現出競爭慾望時，他們的野心會受到認可，我們會使用「抱負」、「遠見」和「挺身而出」等語言形容他們，相反地，參與競爭的女性們則常被視為貪婪、不懷好意與別有用心的，因為她們所表現出來的渴望已經超出社會所能容忍的程度。

另一方面，當這些女性表現出太多女性特質時，她們又常會被看作軟弱且缺乏氣魄的，但一旦她們變得「強勢」，又很容易被視為不值得信賴，甚至「冷血無情」，因為她們不符合社會預期的女性形象。

吉拉德曾經因為反對增加老年退休金和有薪育嬰假支出，而遭到嚴厲的攻擊，儘管她表示她只是基於政府財務赤字而暫緩支持，但她未婚、沒有子女的身分卻成為焦點，彷彿暗示著：這樣的女人無法真正理解人民。柯林頓則經常被批評不真誠、虛假與冷酷，儘管她的行為舉止與許多男性政治人物相比，並未有太多不同。

不夠女性的女性

我們可以在台灣政壇裡看到許多類似的例子。例如蔡英文總統曾因為單身身分而多次被質疑，她是否能夠真正理解「家庭的需求」或「如何照顧下一代」，儘管蔡英文曾在不同場合裡表現出她對兒童的尊重（比方說詢問女童是否可以在衣服上簽名），但未婚與無子卻彷彿是她的原罪，證明了她不是圓滿而完整的（女）人。與此同時，我們卻鮮少看到「理解家庭需求」、體貼、照護等特質成為對男性政治人物的要求。

又例如，前法務部長羅瑩雪曾經被立法委員指控「潑婦罵街」，儘管在議會上提高聲量或情緒失控並不是罕見之事，許多男性政治人物甚至可能因此而獲得正面評價，成為所謂的「衝組」或「戰神」，但不夠溫良恭儉的女性政治人物卻立時失了風度，甚至失了資格。

除此之外，除了這些顯而易見的、以性別或女性的性作為目標的攻擊以外，我們也可以在台灣政壇上看到其他看似中性，但其實也是受到厭女情結驅動的性別化語言，它們往往被包裝成理性的評價，但一旦深究，則會發現這些評價背後所蘊含的，正是對女性性別特有的角色期待，以及根據這些期待，所衍生的不同標準和嚴苛程度。

換句話說，如曼恩所言，女性權威角色所面對的挑戰不只是在某些層面上，她們必須表現得和男性對手與同儕一樣好、甚至更好，而是從一開始，她們就被放置於一套不同的標準底下，父權社會會用一套和男性不一樣的規則來（更嚴苛地）評價女性，要求女性在同樣的情境裡，必須付出更多。

遭人怨恨與為非作歹的女性

在此我將舉兩個和台北市長柯文哲相關的例子。柯文哲的性別「失言」早已不是新聞，而這兩個例子在他的各種發言中其實並不明顯，卻格外能夠凸顯出曼恩的論點。

在一場訪談裡，柯文哲曾提到他「怨恨」蔡英文，「怨恨」在此其實是一個很值得玩味的字詞選擇，而且其實並不常在政治場域裡聽到，尤其鮮少以男性政治人物為對象。

首先，怨恨是一種相對強烈的情緒，帶有某種私人意味與情感連結。當我們聽到一個人怨恨另一個人時，我們會很直接地提問：「他對他做了什麼？」，並想像這其中勢必有某種直接的個人關聯，而不會想像這兩個人是平等的競爭對手。

與此同時，「怨恨」一詞很容易令人聯想到虧欠、辜負，以及由此而生的埋怨與忿恨，於是在這個語境裡，怨恨的一方很可能是因為未能從被怨恨的對象那得到某種他所期待的對待，因而產生了這樣的負面情緒。

然而，蔡英文虧欠了柯文哲什麼呢？或者說，柯文哲期待／認定他應該要從蔡英文那裡獲得什麼？而他又是基於什麼原因，判定自己可以有這樣的期待與認定？我認為這某種程度上正好呼應了曼恩的「付出者」理論，當女性成為公眾人物，她們仍舊無法擺脫付出者的期待，反而會被給予更多任務，必須對週遭更多對象（下屬、同儕、政治競爭對手、選民等）付出，給予更多的道德好處和服務，而如果她們失敗（且她們註定會失敗），就會招致怨懟與不滿。

與此相對，當女性政治人物犯下錯誤時，她們可能被更嚴厲地對待，如柯文哲談到民進黨失去高雄執政權並因此批評前市長陳菊時，曾義憤填膺地說，只因陳菊受過牢獄之災，不代表「下半生就可為非作歹」，然而除了執政表現不佳、輸掉選舉外，柯卻未曾細說，陳菊究竟如何「為非作歹」。

或許有人會說，在政治場域的言語交鋒中，這類誇張甚至可能不實的指控並不是特例，然而柯對陳的攻擊卻如此巧合地展現出一種特定的模式，呼應了一直以來許多女性政治人物所遭遇到的攻擊模式：女性政治人物的政治錯誤經常被無限放大，而且特別容易被歸咎成她們的個人特質與性格上的根本缺失與不足。簡單地說：失敗的男性政治人物是「壞政客」，但失敗的女性政治人物卻是一個「壞人」。

批評女性政治人物的標準

這並不是說女性政治人物不能夠被批評，而是很多時候，我們對女性政治與公眾人物的批評乃是基於一種特定的性別角色期待、由此而生的規範，以及用來執行這些規範的厭女機制。

這導致面對女性公眾人物時，我們可能一方面採取更嚴厲的標準，另一方面，用一組不同的條件來檢視女性的言行，這組條件不僅與男性不同，更是依照父權社會的邏輯而生，也就是將女性視為付出者，理應付出關愛與體貼，更不能和男性競爭各種在父權社會裡專為男性所保留的優勢與地位。

因此，我們當然可以繼續監督與批評女性政治人物，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時刻捫心自問：如果她是男的，我還會這麼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