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女性「愛自己」後，性別平等了嗎？反思女性主義的困境

蔡英文總統正式進入第二任期，新任內閣名單有少許變動，包括前文化部長鄭麗君不再留任，而鄭本人也於日前在臉書上以長文說明自己希望「把人生中的一段時間留給家人，專心陪伴孩子一段時光，以盡為人父母的責任。」作為前任內閣中風評一向非常好的部長之一，鄭的文章立刻獲得許多民眾的回應，一方面感謝鄭在任內的政績，另一方面也對其「回歸」家庭的決定表示支持。

不論性別，每個人都應該有權利安排個人的職業發展與生涯規劃，儘管這項權利經常會因為個人的資本與資源受到影響或限制，使每個人享有的空間與自由不盡相同。已婚且育有子女的女性在職場上的經驗與遭遇一直是女性主義者關注的話題，不盡友善與不彈性的職場環境、缺少育兒支持，以及社會上的性別刻板印象，使得許多女性必須因為養育工作而放棄職業發展。

另一方面，隨著女性自主意識覺醒，新世代女性面臨另一種「一手抓」的壓力，為了家庭而放棄工作的女性反而可能被批評不夠「獨立」或「有企圖心」。

身為女性主義者，筆者一向反對推崇某種「完美女性」形象，主張女性應該要在被賦予平等參與機會和支持的情況下，獲得自主選擇的權利，因此本文也無意對鄭個人的生涯選擇提出分析和評價，而是想要指出，民眾支持鄭的言論背後，是否傳遞了某種特定的「母親」想像，並有著再次強化母職榮光與神聖性的風險？此外，筆者想要進一步討論，當代母職相關討論中所流行的女性主義論述，也反省這樣的女性主義思考，可能出現哪些問題。

母職的神聖化成為枷鎖

綜觀支持鄭的言論，許多人指出「孩子的成長一生只有一次」、「母親的經驗無可取代」，強調母親身分如何珍貴，並認同鄭選擇「回歸」家庭是正確的抉擇。這些言論縱然充滿善意，但同時也透露出人們對於「母職」仍舊持有相對保守與扁平的想像。

首先，「回歸」一詞暗示著，當女性選擇家庭時，她們「回到」了自己原本所屬的位置上；這彷彿是說，作為一個女性，其最終的歸屬仍是家庭，而職涯只是一個短暫的「岔路」，並不是最重要的目標。另一種常見的說法則是台灣社會如今可以把媽媽「還給」鄭的小孩，這似乎是在說，當女性成為母親，就不再屬於自己，而是孩子的「所有物」。這樣的說法不僅剝奪了鄭作為抉擇者的主體性，更讓母親身分成為女性唯一的定義方式。

儘管筆者認同養育工作可以帶來的滿足、喜悅與成就感，卻也擔憂上述言論會再次強化我們對母職神聖性的想像，將「成為母親」視為每個女性人生最重要的目標和使命，唯有母親身分才能讓女人變得完整。同時，這樣的榮光想像也可能使人們忽略了母職裡其他不那麼「美好」的面向，包括育兒工作可能帶來的困難、挫折、孤單和犧牲。

換句話說，過度強調這樣的神聖想像可能會造成兩個問題。一方面，這個想像往往成為一個枷鎖，束縛並折磨著很多職業婦女，使她們在「當一個社會眼中的好女人」跟自我實現或經濟現實之間掙扎，承受著內疚感與指責，並因為這個現代完美女性的競賽而痛苦不已。

對某些女性來說，教養與育兒並沒有辦法帶來足夠的成就感，因此生育之後也還是希望以職業發展為主要目標；另一些女性則面臨了截然不同的狀況，就算她們有意願想要以家庭為主要經營場域，卻也不見得有資源跟餘裕，選擇暫停事業、專注家庭、陪伴子女。

如前所述，這個選擇的「自由」高度受到個人社經地位與資源的影響，當我們過度強調「專心當母親」是一件多麼寶貴與偉大之事時，另外一群沒有能力或不願意這樣選擇的女性，就可能承受不必要的污名，在獎勵、神聖化母職的社會裡，成為「不合格」的女性。

友善職場環境，真的解放女性了嗎？

女性在母職和職場間的掙扎與平衡，是過去數十年來重要的女性主義議題，常見的回應包括了強調家務與育兒分工的性別不平等、鼓勵男性加入育兒工作；督促國家提供更多系統性的支持，包括平價的公共托育服務和打造更友善的職場環境，讓父母們可以更彈性地在工作和家庭中穿梭；以及挑戰母親身分的必要性，指出女性有拒絕婚姻與選擇不成為母親的自由。這些回應方式都有其意義，也對女性的處境促成了不同程度的正面影響。

然而，這些回應可能也仍舊產生於一個同樣的思考框架之中，被資本主義和核心家庭意識形態形塑，並反映出女性主義在此框架中可能遭遇的侷限。面對母職與家庭，我們有沒有可能創造一個更「寬敞」的想像？

近年來，隨著各國女性政治人物增加，逐漸打破了唯有單身無子女性才有可能在政治場域嶄露頭角的傳統假設，而人們也開始挑戰，政治場域如何可以對同時身為母親的女性政治人物更友善。比方說網路上偶爾可見，他國女性政治人物帶著小孩進入國會辦公，甚至在議場內哺乳的新聞，數年前台灣也有女性立委想帶小孩進入議場，立法院規則卻不允許，因而在社群網站掀起激烈討論。

支持者認為，允許員工帶小孩上班可以為分身乏術的父母們提供支持，更好地平衡家庭生活與工作。對於許多父母來說，職場上的彈性確實可以帶來喘息，然而我們也不得不問：為什麼好像只有女性才有「帶小孩上班」的需求？例如台灣男性立法委員中從來不缺少父親，但這些男委員在過去似乎從來沒有經歷過平衡育兒與職涯的困擾？另一方面，就算未來男女都可以帶小孩上班，這樣的政策就是「進步」的嗎？

相反地，當我們鼓勵母親帶小孩工作，是不是反而有可能再次強化女性作為主要育兒者的角色？且如此一來，母親們是不是又再次被剝奪了暫時離開育兒、專注於工作的機會？而這背後所反映的，是特定的育兒和家庭想像，由母親親自照顧某個年齡前的孩童才是最正確的育兒方式，母親也再次成為一個女性必須24小時奉獻與依附的身分。

另一方面，就算男女選擇帶子女工作的比例相同，當這麼做被視為一種好選項，顯示我們仍然將育兒和其他照護工作視為家內勞動，屬於個別家庭內必須自行協商的問題，而不是國家的責任。這再一次地鞏固新自由主義社會中對於婚姻和家庭的定義，以異性戀婚姻為基礎的核心家庭被當成唯一的照護單位，國家就此退場，將社會照護的責任納入私人家戶中。

提出以上例子的用意並非否認特定女性的需求——某些母親確實希望可以帶小孩上班，並在工作場合得以進行哺乳等育兒行為，但女性主義者在為這些女性追求彈性的同時，也必須要質問：這類育兒模式背後反映了什麼樣的意識形態？我們所採取的策略，又是不是真的能夠解放女性於母職中？還是反而再次屈服於新自由主義國家的治理邏輯以及特定家庭規範？

不只是鼓勵女性「愛自己」

另一個值得在此討論的現象是，和過去一味強調母職的美好不同，近年來我們其實可以看到越來越多討論專注於母職所帶來的沮喪與挫折，例如某些母親節廣告不吝於直面當媽媽的難處。在直面以後，我們經常見到的回應方式有幾類：一是鼓勵母親們「獎勵」自己——通常是透過消費，來達到培力的結果，另一類則是鼓勵女性反抗，包括在婚姻裡更積極地和伴侶協商，以取得更平等的地位，或甚至是提倡女性應該澈底拒絕婚姻和育兒，藉此擺脫女性身分的枷鎖，更專注在自我實踐之上。

儘管上述這些回應方式確實有可能為個人帶來安慰、滿足或改善，然而它們反映出兩個女性主義者們需要謹慎應對的困境：女性主義的「資本主義化」和「個人化」。隨著女性主義成為某種顯學，在年輕女性間發芽扎根，近年來出現了一種以「愛自己」為基礎的女性主義，強調女性們對自己的自信、寵愛與投資培力，其「步驟」通常是鼓勵女性追求經濟獨立與自由，不依附婚姻關係或在婚姻關係裡認可自己的家務勞動價值，進而適時地透過各種消費來犒賞與肯定自己。

誠然，勞動參與、肯定家務勞動價值，以及經濟獨立都是女性追求平等與自主路上的重要基石，但當消費被描繪成某種最終的「勝利」，這限縮了女性主義革命的空間與想像。女性在企圖推翻父權壓迫的同時，卻未能挑戰資本主義體制，而是不斷地貢獻於生產與消費的循環。

另一方面，這也有礙女性間的團結，「愛自己」的論述掩蓋了女性群體內的階級和資源差異，而任由消費能力區隔、分化女性，使女性未能以勞動者的身分彼此串聯。綜言之，當「生產－消費」的資本主義邏輯不受動搖甚至持續被鞏固，我們就難以擺脫女性作為勞動者的處境，在有償與無償勞動中被異化，並因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的聯手受到壓迫。

與此同時，「愛自己」女性主義路線高度強調「個人選擇」，把化解父權壓迫變成個人責任——個人可以（也應該）透過追求工作成就、仔細選擇伴侶或甚至拒絕婚姻、不服從傳統性別規範、消費自主等方式來改善自己的處境，挑戰父權體制。儘管個人層面上的行動絕對有其意義，由個人選擇出發的對抗也可能發展成更廣泛的力量，但過度強調個人選擇與責任卻也可能侷限反抗空間，無法促進一種集體的動員和合作。

以母職為例，育兒勞動的價值當然應該受到認可，女性應該在親密關係裡獲得更多協商權力，與伴侶平等分擔家務和照護工作。此外，我們也應該支持並鼓勵個人探索不同型式的親密關係，而不是一定要把婚姻和生養子女當成人生唯一的歸屬與最重要的成就。但與此同時，婚姻、育兒和家庭生活帶來的困難跟壓迫不能只透過個人與個別家庭的自我角力解決，而必須仰賴更多系統性和公共性的回應，例如由國家提供平價的社區公共托育。

最後，我們是不是可以打破傳統父權和資本主義的家庭想像？比如說，親密關係、婚姻、家庭、生兒、養兒，和育兒這六者間，是不是只能按照固定的時序、以線性方式發生在兩個人之間？還是我們有可能拆解這些事情，讓它們彼此獨立，進而鼓吹一種更「寬敞」的生活方式？

鼓勵女性「愛自己」並沒有錯，女性理當獲得個人選擇的自由與權利，生活中的每種小革命也都是進步的火種，然而我們不應該忘記的是，女性主義追求的不只是個人的自主，更是集體平等與解放，因此，看見壓迫的集體性——儘管其中會因為個人的族群、性傾向、社經地位和生理狀態而有所差異，進而動員、團結，並採取集體的行動，是女性主義最核心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