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女性、兩種解讀：「收容烏克蘭女性」和「讚美烏克蘭女兵」的問題

自俄羅斯總統普丁於2月24日正式宣布對烏克蘭展開武裝侵略後，這場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發生於歐洲大陸上的最大規模戰爭至今已持續超過一週。烏克蘭人民的自由和安全受到威脅、遭受著生命與財產的巨大損失，倖存者被迫流離失所，預將形成歐洲本世紀最大的難民潮。

對此，不論是國際組織或個別國家，都紛紛譴責俄羅斯的侵略行動，並祭出各式制裁手段。台灣社會也在其列，政府與民間都以言論和實質行動聲援烏克蘭、表達對其人民之支持。然而，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一些令人無法苟同的言論。例如，有些人分享烏克蘭女性軍人的照片，讚美其外貌的同時評價「這就是普丁侵略之原因」，指出普丁渴望將這些女性「納入後宮」。也有人以戲謔口吻主張，台灣政府應該積極收容流亡的烏克蘭女性，好「提升台灣生育率、改善基因」，網路上甚至有人成立了「烏克蘭妹收容中心」社團，吸引了幾萬人加入。

無獨有偶地，中國社群網路上也出現類似言論，而隨後我們就目睹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台灣與中國的鄉民們紛紛「甩鍋」，聲稱對方才是真正的「噁男¹」。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這些言論說到底都只是少數「害群之馬」，並不能代表台灣社會真正的文化與意見，因此不應該太過放大。

誠然，這類言論確實不能代表大多數台灣民眾——甚至不能代表大部分的台灣男性——但卻不表示它們不值得重視；這些言論其實並不應該被視為獨立事件，而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父權邏輯與性別規範的延伸。更進一步來說，台灣和中國（或許還有其他地區）社群網站上同時出現類似語言，更說明了這樣的言論並不只是一兩個「噁男」的單一作為，而是反射出一種系統性的思維，顯示父權體制的意識形態不分國界。

「烏克蘭女性」作為一種貨幣

很明顯地，那些主動「接納」烏克蘭女性的言論並非真的出於人道主義——不然為何只接受女性而不是全體烏克蘭人民？相反地，它們背後是父權社會的性別角色想像、性別權力關係，以及國族階序等因素的交纏。這些因素綜合後，將「烏克蘭女性」置於一個獨特的社會位置上，並成為某些男性社群用來定位自己的工具。

首先，這些言論擁抱「男強女弱」之邏輯，根據父權社會裡賦予男性的陽剛期待，將男性定位成女性的保護者，也再次強化女性的終極人生目標就是找尋到可以為自己提供保護之男性伴侶的邏輯。另一方面，與其說這樣的言論駁斥了女性自立自強的機會，更不如說它們否定的是男性「不陽剛」之可能——男性並沒有資格成為求助的難民，他們只能在戰場上存活或死亡。

其次，如批評者所說，這類言論物化女性，將女性視為男性的性物件。父權社會定義女性為情感、生育與性勞動的義務付出者，而男性則被認定有資格享受這些服務，並且予以評價——故而台灣女性經常被拿來與烏克蘭女性比較——更可以在女性未能提供這些服務的時候，懲罰女性、甚至以暴力方式奪取。

因此，儘管人們理性上知道俄國之侵略源自於地緣政治、軍國主義與資本擴張，但「普丁企圖奪取烏克蘭女性」仍舊會成為眾人口中一個可以被想像甚至理解、接受的情境，彷彿是一種傳遞於陽剛社群之間的暗號，合理化男性面對貌美女性時理所當然且無法（也無須）遮掩的占有資格與侵略性。與此相對，對烏克蘭女性伸出「援手」的男性則幻想自己扮演著解救者角色，藉此展演自身的陽剛氣慨。

說到底，這兩類言論其實透露出同樣的思維：女性的身體與性是男性社群間所共同享受、交換，且彼此轉移甚至競逐的目標。但與其說被視為商品，倒不如說女性的性與身體在此扮演著「貨幣」的角色，男性透過取得這些貨幣來獲得陽剛社群的認可、提升自己在群內之地位。此外，男性們也將貨幣進行「分類」，根據父權邏輯——如特定的審美與行事標準——來評比哪樣的女性等級較高，而取得等級較高的女性貨幣，自然也有利於認證男性的陽剛氣概（所謂的「加分」）。

台灣男性的陽剛展演之路

當上述的父權思維和當下的國族階序結合後，則又產生了兩套評比標準。首先，台灣²男性社群依循特定的審美標準——金髮、膚白、長腿、纖細等——將烏克蘭女性定位成比台灣女性等級高的「品種」，男性一方面藉此貶低台灣女性的「劣等」，二來彰顯自己的「高尚」品味。比方說前述認為接收烏克蘭女性難民可以取代台灣女性、提升生育率與改善基因的言論，就是典型的例子。

另一方面，在台灣，跨國親密關係多半發生於外籍男性和台灣女性之間，這乃肇因全球種／國族階序以及傳統親密關係裡強調男強女弱的意識形態，且前者又讓特定的親密關係組合——亦即白人男性與台灣女性——富有複雜之意涵³：身處其中的女性可能同時遭致羨慕與鄙視的眼光，前者針對她們在國家間的「向上遷移」，後者則往往來自於男性，指控這些女性太隨便、不忠誠，背叛了本國男性。

於是，能夠成功突破國籍而進入跨國親密關係的男性——尤其當他們的伴侶為符合主流審美的金髮白人女性時——這些男性往往會登上陽剛社群的巔峰，成為眾人欽羨、讚揚的對象。事實上，台灣社群網站上一直以來都樂此不疲地流傳著各種「台灣男娶烏克蘭媳婦」的「勵志故事」，這些男性是親密關係甚至人生裡的「勝利組」，因為他們成功地扭轉國族階序，「征服」了高等級的女性。

「收留烏克蘭美女」展現出了同樣的邏輯。此處的假設是，戰亂動盪導致烏克蘭女性失去原本的協商資本，並使烏克蘭男性失去競爭力，因此讓台灣男性取得一個相對優異的位置，有資格並可以輕鬆地收穫由烏克蘭女性所提供的身體、情感和性勞動。而在意淫烏克蘭女性的過程中，男性們也彷彿為自己想像中的陽剛氣慨打了一劑追加劑，在心中描繪出一副自己威武雄壯的圖像。

簡而言之，在這場男性口中的「烏克蘭美女爭奪保衛戰」裡，重點從來不是「真正的」烏克蘭女性的安全、自由與權益，而只是男性利用「想像中的」烏克蘭女性來塑造、證明、強化自身的陽剛屬性，並同時展示在男性社群中，女性如何作為一種貨幣被轉移與使用。

「被男性保護」vs. 「以陽剛方式自我保護」

令人欣慰的是，這些言論也確實接收不少批評。然而，一來，我們的批評不應該只是這類言論「不識大體、不合時宜」或是「低級的玩笑」，而要看見這類言論之所以存在，乃是因為其背後受到一整套歷史悠久而穩固的父權意識形態的支持；二來，我們也必須謹慎覺察，在反駁這類言論時，自身是否沿用了相同的父權邏輯。

在拒絕、批評上述言論時，一種常見的說法是強調烏克蘭女性的「英勇形象」，藉由分享英勇烏克蘭女性軍人的照片與故事，指出她們不讓鬚眉，和男性一樣勇於上戰場保家衛國，因此不但不需要男性保護，甚至可以反過來壓制台灣男性。

這樣的說法看似讚揚不同的女性形象，並肯定女性可以和男性並駕齊驅——而這當然是無庸置疑的——卻可能隱藏著一些其他的問題，導致這不僅無法挑戰上述言論背後的邏輯，反而還強化了一套評價女性的機制。

首先，「女性需要被保護」本就是父權體制下崇陽貶陰、男強女弱的邏輯將男性置於支配、女性置於從屬位置，進而建立的假設，女性在被保護之餘也同時被剝奪了進入特定領域、從事特定活動的機會與權利。此外，許多女性可能需要被保護的情境，其實都肇因於男性基於毒性的陽剛氣概、為了滿足自身支配與控制的慾望，而展開的侵略與暴力行動，例如：性暴力與戰爭。男性先合理化自身的攻擊與侵略，再以此為由「保護」女性。

而當我們主張女性自我保護時，往往不是對女性提出更多行為限制（如夜間不要外出），就是要求她們表現出可以被男性認可的陽剛氣質⁴。因此，問題關鍵並不在於女性究竟有沒有能力自我保護，而是這個需要女性「自我證明」的情境乃是在一個不平等的性別想像下被打造出來的。白話地說，女性被置放於男性所創造的危險之中，最後只能在「被男性保護」和「以陽剛方式自我保護」中二選一。

女性主義作為反戰起點

最後，當民族國家的框架結合父權邏輯，國家內的男性成為國家的經濟與軍事生產力，而女性則承擔著各種確保這些生產力的再生產勞動，包括生育、家務等等。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當台灣男性主張要「收容」烏克蘭女性後，首先便聯想到「提升生育率」，因為生育被認定為女性天然必須承擔的勞動。

因此，主張女性也可以、也會上戰場固然沒錯，卻未能擺脫上述這套思考性別的方式。換句話說，女性作為民族國家的一份子，如果不能證明自己可以成為可靠的軍事勞動力，就勢必只能成為生育勞動力的角色⁵。在這個「上戰場／被收容」的對立想像中，女性仍舊被父權體制以陽剛為尊的邏輯評價與宰制。

這並非主張女性沒有或不能有想要保家衛國的決心，而是想要指出，女性主義其實可以提供我們另一個角度來看待此議題，除了肯定女性的能力和平等機會以外，我們也應該檢視國家與父權的框架如何形塑性別角色、探討國家機器如何利用特定性別角色來治理個人，以及反省自身如何在此框架下解釋侵略與衝突，並提出不同的衝突解決機制與策略。

簡而言之，女性主義不只反對以戰爭之名對女性進行掠奪，更是反戰的。希望戰爭能夠早日終結，人民能夠重獲平靜與安穩。

• 當然，我們不能排除也有女性支持這類言論，也無法確認這類社團的成員是否只有男性，但從粗略的抽樣和經驗來看，大致可以推論，這類言論大多數來自於男性。
• 也不只有台灣男性會這麼做。粗略來說，黃皮膚的東亞民族仰望西方，將金髮碧眼膚白視為正典之美，而深色皮膚則被視為落後與醜陋的。此外，東亞男性亦會彼此「較量」，例如台灣男性可能抱怨台灣女性不如日本女性會打扮或中國女性較為溫婉聽話等等——當然，這些男性的審查標準往往是根據性別和國族刻板印象而產生的。
• 相對地，伴侶為非白人男性的女性則可能遭到更嚴重的貶抑，因為她們的伴侶既不符合「美」的標準，也在全球秩序上被視為較落後、低等的存在。
• 比方說，假如女性在相對陽剛的環境（如軍隊）中遭遇到不平等對待甚至傷害時，許多人的第一反應往往是這名女性是否在行為表現上還是太過「女性」，導致她無法融入男性同僚的社群。
• 在此也必須指出，在這個框架下，男性也面對著一個艱難的處境：因為男性無法承擔生育角色，所以男性必須成為傑出的軍事勞動力，否則便是失格的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