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秀恩愛」和「操人設」的錯？談中國詩人余秀華家暴事件

本（7）月初，中國詩人余秀華在個人微博上發文稱自己遭到伴侶家暴。余指出，事發當日她與楊性伴侶發生爭吵，對方先是掐她脖子，隔天又打了她上百耳光，隨後余表示自己已和對方分開，並在媒體詢問時否認自己將與對方復合。

這起事件在中國網路上引發不少討論，在台灣的社群亦吸引了一些關注。然而許多討論卻偏離了家暴這個問題核心，以及家暴作為一個結構性問題，而是專注於余秀華個人的背景與經歷，將家暴轉化成一起個人事件，進而提出諷刺或惋惜的議論。

這起家暴事件之所以激起這麼多情緒反應，和余秀華個人以及這段關係的發展歷程不無關係。余秀華出生於中國湖北省一個農村，出生時由於缺氧而導致她患有先天性腦性麻痺，影響行動能力。

19歲時，余秀華在媒人介紹、父母安排下進入第一段婚姻。然而這段婚姻並不順利，兩人爭吵不斷，余多次想要離婚卻遭父母反對。在農村生活與不幸福的婚姻關係的間隙中，余陸陸續續地寫詩，並發表在自己的博客上。直到2015年，她的詩作《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在社群網站上爆紅，被轉發超過一百萬次。這名來自農村的、在大眾想像中與「詩人」身分相距甚遠的中年女子就這麼一夜之間成為中國最火紅的詩人之一，並先後出版多本銷售量相當高的詩集。

經濟上的獨立穩定提升了余秀華的生活水準，也給了她再次提出離婚的底氣。而這一次她終於成功地擺脫這段令她不快樂的婚姻。2021年冬天，余秀華結識了小她14歲的楊姓男子，兩人於2022年年初公開戀愛訊息，更在4月時拍攝婚紗照。因此當這段相對「高調」的感情在7月因為家暴而結束時，許多人不免感到錯愕，或是回以嘲弄。

被家暴「不意外」？

余秀華不是太低調的人，她不避談自己的身體缺陷、不愉快的婚姻經驗，還有自己對於愛情的渴望與女性情慾——這其中也包含她自己的慾望和面對慾望時的不確定與掙扎。比方說她曾經寫了一系列的情詩給中國歌手李健，表達自己對他的喜愛；又比如她曾經被問到為什麼總喜歡在詩裡寫愛情，她笑笑地說：「缺什麼就寫什麼囉！」

然而，儘管這樣的坦誠在許多人眼裡展現了豐沛的生命力，更成為某種女性自主的象徵，在另一些人看來卻十分刺眼。在他們看來，余秀華這樣一個中年、結過婚、身體有殘缺的女人，居然敢這麼明目張膽地討論情愛與慾望，簡直「不知檢點」、是標準的蕩婦行為，應該要被批評與攻擊。他們在她寫情詩給李健時說她不知羞恥，而當她公開與楊姓男子的姊弟戀時，更是重重戳到人們的敏感神經——他們或是主張這段感情不可能為真（因為余不可能吸引到這樣的男子），亦或諷刺余秀華這麼高調「秀恩愛」十分羞恥。

因此，當家暴事件傳出時，許多人立刻以此繼續攻擊余秀華，認為她被打「不意外」，因為「像她這樣的女人」太過高調、不合宜；換句話說，余受到家暴乃是針對她過往「不道德」——包括高調對男性示愛與和比自己年輕的男性交往——的報應。

事實上，被指控家暴的楊姓男子也同樣在自己的發言中使用了同樣的的邏輯。在余秀華發文說出家暴情事後，男方隨即上網反駁，近乎理直氣壯地表示：「能把愛她的人逼著打人，是我的錯嗎？」

施暴者和路人的發言於是互為鏡象，展現出當代社會對於親密伴侶之間的暴力仍舊抱持著高度的迷思，而女性自身的道德表現——儘管這種道德標準往往立基於父權社會下不甚公平的性別規範——成為合理化她們受暴的理由。

與此同時，也有支持余秀華的網友留言安慰她，儘管這次「識人不清」，但未來仍有機會遇到真愛。另有一些人則感嘆，果然世間看似浪漫、美好的愛情都難以長久，余秀華的遭遇讓她們對愛情的期待與憧憬再次被打破。

後兩者的言論儘管看似表達了對余的支持與同情，以及對家暴的譴責，但其中卻有一個盲點，亦即：它們都傾向把家暴看作一個人的經歷和問題，卻忽略了家暴其實是社會結構下的產物，而余秀華的身分讓她和其他有相同身分的人，特別容易成為此結構下的受害者。

身心障礙者的家暴問題

首先，儘管余秀華的成就與表現可能跳脫了許多人對身心障礙者的刻板印象，但身心障礙確實可能在家暴事件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事實上，身心障礙女性遭遇親密伴侶暴力的機會高於沒有身心障礙女性40%，她們也可能經歷更多樣、不同形式的暴力；且當她們遭遇暴力對待時，更難以向外求助。

這是因為身心障礙者經常面臨著多重的弱勢。最直觀地來說，身心障礙者可能受制於身體行動或心智能力，而無法保護、捍衛自己——例如無法在關係發生衝突時選擇離開現場——導致她們成為暴力的直接受害者。另一方面，身心障礙者經常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仰賴他人——尤其是親密伴侶或家人——的協助和照顧，這也可能使她們在心理上更加信賴與依靠伴侶，進而一來較難以獨立生活，二來也給了施暴伴侶更多機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對她們進行生活上的控制和暴力，例如不提供特定協助、剝奪身心障礙者需要的支持資源¹等。

更進一步來說，身心障礙者在社會上經常面臨不理解、排除，甚至是汙名與歧視，這可能導致他們對外部社會感到膽怯，因而生活在較為封閉的環境裡。同時，這也可能促成他們的低自信、低自尊，並缺少價值感，進而較容易被施暴者以情感操縱、貶低和控制的手法，來施以暴力傷害。

綜合以上因素，它們都促成了一個結果，亦即當身心障礙者進入親密關係時，他們有可能會成為關係裡較為弱勢、無權力的一方，而當關係中的權力地位明顯傾斜時，施暴者就有機會利用身心障礙者在生理、心理和社會處境上的三重弱勢，以暴力為手段，鞏固自己的控制和支配地位。

比方說，在余秀華的例子中，楊姓男子就曾經在兩人爭吵時開直播，讓人們觀看因為自身障礙而口齒不清的余秀華在口角中顯得窘迫的樣貌，他更在觀眾前「爆料」余秀華會尿褲子的事情。這些行為很顯然地企圖以余的障礙為工具，來達到羞辱她的目的。

儘管余秀華因為較佳的知識地位、社經處境和社交機會（例如使用社群網站的能力）而讓她在受暴之後能夠立刻地發聲、獲得協助，並離開關係，但許多身心障礙女性卻沒有這麼幸運。

相反地，如同先前提到的，因為自身的能力限制、對施暴者的依賴，以及社會關係的疏離，身心障礙者很有可能在受暴之後也無法求助。他們也許不清楚或無機會接觸求助管道、也許缺乏陳述自身處境的能力，或是在求助之後，可能不被相信。這一切導致身心障礙者往往必須比其他受暴者忍受暴力更長的時間，才有可能被發現、被協助。

更進一步來說，我們的社會並不重視身心障礙者的情慾和親密關係需求，對於他們的婚家想像經常只限於「找個人照顧他們」，因此進入親密關係的身心障礙者對於主流社會來說，可能往往是隱形的。他們的關係是否面臨某些獨特的需求和挑戰，他們在關係當中又有可能需要怎樣的支持，這些問題不曾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之中，而身心障礙者的受暴問題也自然鮮少成為人們關注之議題。

性別暴力作為結構性產物

此外，當身心障礙和其他弱勢身分——例如居住於偏鄉地區或身為性少數——結合時，個人的處境就可能更為脆弱。若回顧中國近幾年來幾起廣受討論的女性受暴事件，便不難察覺這樣的脆弱性。許多當事女性同時經歷著身心障礙、貧窮、缺乏教育和經濟機會等弱勢，使得她們成為各種暴力——如人口販運——的受害者。

說到底，余秀華的經歷與愛情並無關係——家暴的本質始終都是權力，施暴者以暴力作為手段，達到控制與支配的目的。同時，我們也絕不該以余秀華本人的「高調」、「秀恩愛」或在情慾上的坦蕩作為解釋家暴的理由。正如同作為一位知名詩人並沒有辦法阻止余秀華受暴，這也不應該成為她受暴之理由。

在這起事件裡我們需要看到的是，親密伴侶暴力仍舊是一個普遍的問題。同時人們還是經常以雙方的個人缺陷作為解釋——也許是受暴者的行為不當、也許是施暴者的脾氣暴躁——而忽略了家暴的結構性因素。那涉及了父權社會下性別權力關係的不平等、對親密關係的盲目想像和崇拜，以及僵化的性別角色規範。與此同時，其他的弱勢身分也會更進一步強化個人在親密伴侶暴力前的脆弱性，使得特定族群的受暴經驗特別難以為人所知、所重視。

因此，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我們要關注一名中國女性的家暴經驗？答案正如上述。因為這樣的經驗是具有普世性的，但我們卻太少有機會聽聞，甚至可能在聽說的時候，將其打發成八卦軼事，以各式各樣的標籤予以簡化。

事實上，若將討論範圍稍微放大而不僅專注於親密伴侶暴力，台灣近年遭到揭發的特教學校性侵案件，反映出了類似的結構性問題：多重弱勢者如何特別容易被困在權力不平等的關係（例如師長和學生）之中，進而成為暴力的受害者。同時，又因為這樣的多重弱勢，使得他們的經歷更難以被聽見、被相信、被處理，他們的正義也更難追討。

一直以來，性別暴力問題其實都是靠著當事人的自我揭露（如#MeToo運動）或外部人士的探究揭發，才得以逐漸受到社會重視。而每一次的揭露都對我們進一步了解性別暴力有著重要的幫助與意義。儘管余秀華本人在微博發文時，並未想著成為任何人口中的性別暴力倖存者或倡議者，但或許我們都能從這起事件裡，對親密伴侶暴力有更多、更深刻的認識。

• 比方說，如果身心障礙者需要輪椅、助聽器等器材協助生活，施暴者可以透過奪取這些物品來達成傷害障礙者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