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見不為憑？Deepfake之雙面刃：兼論政治深度偽造規範之必要（上）

聯合新聞網 吳維雅
Deepfake示意圖。 圖／美聯社

前段時間台灣網紅小玉利用深度偽造（Deepfakes）技術生成女性政治人物、網紅等臉孔，製作A片加以散布，引發台灣社會一陣喧騰與譴責。正視到科技發展可能帶來的危害，立法委員決定推動針對深度偽造於現行刑法與選罷法的相關修正。

研究顯示，96%以深度偽造製作的線上內容，均屬未經同意的色情內容1。深度偽造也常見用於政治人物，其中頗為人知的事件是2019年有關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一段說話結巴、口齒不清、反應遲鈍的造假影片2；另有由電影製作人Jordan Peele於2018年所製作，目的為提高人們對於假訊息警覺意識的一段前總統歐巴馬演說的線上影片3。

的確，以政治目的運用深度偽造造假，企圖讓對政治對手呈現出疑似或患有殘疾、或受酒精或藥物影響、或情緒過激，或表現出社會上難以接受的言行舉止。在資訊傳播迅速且無遠弗屆的數位時代，往往在未經釐清查證之前，影片畫面早已四處流竄、漫天遍布，造成的負面衝擊恐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回復。

既我國目前擬立法規範，而美國作為高度發展且廣泛使用深度偽造之國家，或有可參酌之處；然而有關《刑法》修正部分，已有評論著墨，是本文擬就美國有關深度偽造技術之演進、限制政治性內容的論述架構及相關州法規範動態為文，或可執為我國未來法制工程之參考借鏡。

深度偽造具有價值之用途——科技中立性

如研究深度偽造之專家Nina Schick所言，深度偽造是一種「合成媒體」（Synthetic Media），也就是——如非受人工智能（A.I.）所操縱，就是完全由人工智能所生成的包含圖片、聲音及影片的媒體4。深度偽造技術本身並非萬惡不赦，科技是中性的，儘管被不當濫用，但無可否認，深度偽造仍有許多有價值的面向。

以深度偽造作為嘲諷名人、時政或社會現象之媒介；用以促進學習效果、達到教育目的；以及用來保護吹哨人、舉報者、人權運動家或記者從業人員，於從事公共事務報導而面臨不當壓迫時，得以避免身分被揭露等功能之上，深度偽造有著顯著的成果5。

2020年10月，著名的動畫影集南方公園的創作者，在一部名為Sassy Justice的喜劇影片頻道中，大量使用前總統川普、Facebook執行長馬克．祖克伯以及女演員朱莉．安德魯斯等人的深度偽造影像，該片旨在嘲諷政治人物與名人，希望藉由揭開深度偽造的神秘面紗來教育觀眾6。也有利用深度偽造創建已故歷史人物的虛擬數位展現，例如，讓學生和公眾得以宛如親臨已故的前美國總統甘迺迪、其在被暗殺當天原計畫於達拉斯發表的演說內容。另外，目前韓國企業三星公司所掌握的A.I.技術，已可運用深度偽造技術，讓蒙娜麗莎及愛因斯坦的人像得以像真人一般在影片中吟唱、談話，栩栩如生地讓歷史人物重現於現代人眼前7。

2020年HBO拍攝的紀錄片《歡迎來到車臣》（Welcome to Chechnya）一片，也使用深度偽造以幫助當地同性戀者隱匿身份，因在俄羅斯共和國內，公開具有同性戀傾向，等同自陷於被攻擊、施加酷刑甚或殺害的風險8，而深度偽造讓這部電影能夠成功隱匿拍攝對象的身份——來自世界各地其他LGBTQ活動家出借他們的臉孔，利用深度偽造技術移植到電影中的同性戀者人臉上，使得受訪人能夠保有面部表情的完整性，進而忠實傳遞出他們的痛苦、恐懼及人性脆弱的一面，而無需再採行傳統的匿名掩面採訪。全片共屏蔽了23人，開創了一種嶄新的保護舉報人模式，也引領觀眾深入了解為逃離迫害的同性戀者的生活，是一部感人至深、扣人心弦的紀錄片。而這一切成果，就是因深度偽造技術的幫助，始得以達成。

深度偽造在商業上也發展出許多創新應用。例如，藉由深度偽造技術，未來品牌廠商取得名人或社會上具有影響力之人（Influencer）的肖像、聲音或面孔授權後，可以藉電腦程式提取該名人的聲音及臉孔，再以多種語言、場景或樣貌重現，這意味著名人或社會上具有影響力之人可以大展身手、發揮影響力的場域，將變得更多元且更容易，而品牌也可藉由將高度針對性和個性化的訊息傳遞給客戶，增加商機，成為未來品牌營銷的新趨勢9。

此外，於2020年COVID-19大流行期間，各地大型活動面臨全部停擺之命運，而影音串流業者Hulu展露頭角發揮創意，率先以深度偽造製作了NFL運動員進行美式足球賽事的廣告，並以此宣布將回復大型體育直播10，也為在疫情期間受禁令不得外出的廣大球迷們，帶來內心的療癒。

2019年4月，某健康慈善機構與英國球星大衛貝克漢合作名為「不再感染瘧疾」活動，貝克漢於影片中流暢無縫地以九種不同國家語言，呼籲公眾終結瘧疾，成果斐然，成功達到全球公衛宣導之目的11。另外，深度偽造技術亦可用以協助重建有關空間與時間不可回溯且交互作用下的場景，並實際落實於2018年一個審判案件中的調查，該案使用手機錄製之影片、驗屍報告和監視錄影畫面，成功重建出虛擬的犯罪現場12。

隨著A.I.技術過去幾年來的長足進步，數位編輯應用程式更容易直接為消費者所使用，而深度偽造所代表的合成媒體，正慢慢地在創造我們新的視野，改變我們的生活。

2020年10月，著名的動畫影集南方公園的創作者，在名為Sassy Justic...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傳統見解是否適用於政治性深度偽造

The 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1964）13一案發生於1960年代，時值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恩博士正領導著非裔美國人爭取公民權利的時空背景。《紐約時報》刊登了一則整版廣告，內容聲稱政府公部門正聯合起來對付金恩博士，並且監督壓制非裔美國學生抗議種族隔離的種種示威活動。

原告Sullivan是阿拉巴馬州某市的專門委員，認為《紐約時報》廣告中所發表的虛偽不實言論涉及誹謗，因而對《紐約時報》起訴請求賠償。聯邦最高法院認為，為保護公共議題能夠在不受約束、健全有力且開放的場合下辯論，任何公職人員均不得對所受與其官方行為有關的不實言論，起訴請求賠償；除非該公職人員能夠證明不實言論是出於「真實惡意」，也就是說，作為官員的原告，必須證明《紐約時報》明知廣告中的言論是虛偽不實，而仍刊登，或者證明《紐約時報》魯莽無視於廣告內容的虛偽不實，仍予以刊登的情形，《紐約時報》才需負責。

Sullivan案宣示了保障公共議題在言論市場中得以充分被提出、被辯論的意旨，如單純只是對公職人員的虛假不實誹謗，除非證明真實惡意，否則虛假的政治言論仍享有憲法上言論自由的保護，目的是為保護公共議題能夠在不受約束、健全有力且開放的場合下辯論，認為禁令反而會抑制真實言論；然而這項見解，也使得虛假政治言論在監管上別具挑戰。

許多深度偽造是出於意圖對畫面中出現的人物於聲譽或性格上造成傷害結果所為，尤其是針對旨在影響選舉結果的深度偽造，對行為人而言，有問題的深度偽造，如非屬創作者自己生成製作，不然就是散布者意識到所傳播的內容是經過深度偽造，因此，要達到真實惡意標準並不困難。

況且，審視Sullivan案，《紐約時報》雖誤報事實，但所造成的實際危害並不大，且事實簡單，容易查明，原告聲譽受損程度未必鉅大。然而，以深度偽造而言，如未具備先進技術，一般人很難查覺判斷真假，一旦在線上推出，社群媒體傳播速度極快，民眾很快得以觸及該內容，而且接收到的訊息均為虛偽不實，且不易即時查明，因此，如與Sullivan案所指涉公職人員受誹謗索賠的實際惡意標準相比，深度偽造可能還具有受較高程度保護之利益。

▍下篇：

眼見不為憑？Deepfake之雙面刃：兼論政治深度偽造規範之必要（下）

以深度偽造而言，如未具備先進技術，一般人很難查覺判斷真假，一旦在線上推出，社群媒...

吳維雅

吳維雅，前台灣高等法院法官，現美國華盛頓大學博士研究生。

Deepfake 美國 法律評論 吳維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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