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碼2020奧斯卡：《寄生上流》橫掃四大獎的幾個關鍵

當史派克．李（Spike Lee）在頒發最佳導演獎時喊出奉俊昊的名字，許多坐在電視機前的資深影迷大概都發覺「苗頭不對」。畢竟奧斯卡獎不是評審團制，沒有分豬肉之說，最佳影片與導演獎得主分家不常見，過去30年僅發生9次。

原先氣勢最旺的《1917》（2019）一時斷氣，笑到最後的是來自南韓的《寄生上流》（Parasite, 2019）。《寄生上流》最終以最佳影片、導演、原著劇本與國際影片四項大獎成績作收，不僅是史上首部榮獲奧斯卡殊榮的南韓電影，也是首次獲得最佳影片的非英語電影。

一英吋的字幕障礙

這個成就堪稱空前，因為美國人不看字幕是出了名的，哪怕是《藝伎回憶錄》（Memoirs of a Geisha, 2005）裡的日本武士與藝伎都得操標準英語，緊接著要上映的《花木蘭》（Mulan, 2020）也「不可免俗」。這點奉俊昊很清楚，他在稍早的金球獎獲獎時便幽了美國人一默，奉勸美國人試著「克服一英吋的字幕障礙」，如此一來，「你會發現更多的好電影」。

在《寄生上流》之前獲得最好成績的亞洲電影，是李安執導的《臥虎藏龍》（2000）。當時負責發行的哥倫比亞影業便想出妙計，在預告片裡放滿動作戲，卻不讓人物說話，就怕「露餡」。結果策略大獲成功，全美賣破1億美元。反觀《寄生上流》只能直球對決，除了凸顯了這部作品確實過人，大環境對它有利也是事實。

選出奧斯卡入圍者與得獎者的影藝學院，過去常被戲稱為「老白男」集團（由老人、白人、男性組成，或者老年的白人男性為主要成員），保守程度可想而知。為了去除掉這樣的尷尬標籤，影藝學院近年開始廣收新人改變選民結構。

依據統計，2015年會員人數為6,261人，到了2019年已擴增到8,469人。成員身分亦格外重視膚色與國籍的多元性，來自歐洲、墨西哥、中國的會員皆大幅增加。改革之初便收到成效，例如在2017年選出了奧斯卡獎史上第一部LGBT題材的最佳影片《月光下的藍色男孩》（Moonlight, 2016）。

去年墨西哥電影《羅馬》（Roma）雖然未能奪魁，或在於影藝學院會員對線上串流平台網飛（Netflix）仍有顧忌，而非它是外語片的緣故。非英語電影得獎其實是遲早的事，只是大家萬萬沒想到第一部達陣的，竟是韓國電影《寄生上流》。這下恐怕讓很多國人也許納悶，早知韓國電影有兩把刷子，但征服奧斯卡獎，至於嗎？

奧斯卡是一場商業遊戲

其實2019年好片如雲，換一群選民，《寄生上流》未必被選為年度最佳。但奧斯卡獎向來是一場商業遊戲，不是光論實力而已。發行商必須研擬出造勢策略，辦活動接觸選民，砸錢在網路平台或平面媒體等處撒廣告。為《寄生上流》操盤的美國獨立片商Neon才不過成立三年，但有了之前操作《老娘叫譚雅》（I, Tonya, 2017）的經驗，這回顯得駕輕就熟。

幕後功臣是Neon創辦人湯姆．奎因（Tom Quinn），先前曾效力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主導的溫斯坦影業，參與過《末日列車》（Snowpiercer, 2013）的營銷。後來他自立門戶，在《寄生上流》開拍後不久便搶下北美版權，從2018年10月開始運籌帷幄。在坎城榮獲最大獎金棕櫚獎之後，Neon輕鬆談妥了多倫多影展與紐約影展的首映，一路征服北美媒體、影評人。

但他們並未選擇採取大規模放映，而是從2019年10月開始採取限量影廳上映模式，寧願先衝三間戲院的票房，聚集各地影迷前來朝聖。最終成功創造首週37.6萬美元票房紀錄，單廳平均達12.5萬美元，創下北美非英語片新猷，口碑也為之帶動。隨後逐步擴張，隔週開到33間戲院。在發行第10週，突破2,000萬美元票房紀錄。截至奧斯卡獎頒獎典禮的週末，《寄生上流》的美國票房已達3,550萬美元成績，是非英語片在美國罕見的好票房。

影藝學院的選民絕非我們常人想像般那麼尊重手上的選票，過去有多位選民公開說明自己的投票取向，沒看過片就憑直覺去投票的人不在少數。當《寄生上流》成功炒起話題，變成現象級影片，自然會吸引這些日理萬機的選民願意挪出時間觀賞，入圍機率自然大大增加。

脫穎而出的關鍵

當然，《寄生上流》之所以能贏得小金人，絕非只靠策略操作就能成事，電影本身的內容必須打動上千影藝學院選民。而它之所以脫穎而出的關鍵，顯然在於作品的層次感。這裡說的層次便是一樓與地下室的對照，既可說是喜劇與黑色驚悚劇的完美轉換，也是上層社會與底層社會的寫實對照。

這並不是亞洲電影首次關注類似的貧富差距、社會正義題材。事實上，奉俊昊先前拍攝的兩部好萊塢格局製作《末日列車》與《玉子》（Okja, 2017）的大方向也是如此。兩部片的成果都不算成功，前者在票房上失利，後者口碑普普，兩部片同樣遭到獎季排除在外。但奉俊昊顯然汲取了先前的失敗經驗，回歸到韓國操作自己熟悉的製作團隊，講述一個完全本土，但卻屬於世界的故事。

這一點不是與李安神似嗎？當時在《臥虎藏龍》之前，李安在美國連兩部作品《冰風暴》（The Ice Storm, 1997）與《與魔鬼共騎》（Ride with the Devil, 1999）也都在市場遭受冷落，獎季也未見青睞。他與奉俊昊的經歷明顯相似，同樣面臨著一個調整的過程。

將作品轉化成貼近美國人或者國際觀眾願意並且有能力品嚐的樣貌，並非一蹴可幾。奉俊昊早期經典《殺人回憶》（Memories of Murder, 2003）和《非常母親》（Mother, 2009）即便可能被歸類為商業電影，但在歐美觀眾眼中還是藝術院線（Arthouse）範疇。

套一句片中朴社長所說，《寄生上流》成功「越線」了，它既能在攝影、場景設計、配樂運用上傳達一種藝術質感，也能利用峰迴路轉故事轉折扣人心弦，逼出觀眾的腎上腺素。甚至在故事最後，傳達了一種對社會的控訴、人道主義式的關懷，在在符合奧斯卡的審美觀。

《寄生上流》或許未必是所有選民的最佳影片首選，因影藝學院在這個項目採用的是「排序複選投票制」（Instant-runoff voting），這個制度可以保障每個選民的票都發揮作用。選民必須先進行喜好排序，最後影藝學院會一個個刷掉最少人排在第一名的電影，而這張選票的第二名就會遞補成第一名。以此類推，凡有一部影片有一半選民列為第一名，便能勝出。因此奧斯卡最佳影片不見得是所有人的首選，卻是「最大公約數」。

如果直接一票定生死，獲獎的或許是符合奧斯卡傳統喜好的《1917》，呼聲也不小的《從前，有個好萊塢》（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 2019）和《小丑》（Joker, 2019）可能也都在廝殺之列。喜歡《1917》的選民可能恨透《從前，有個好萊塢》，反之亦然。但所有人大概都對《寄生上流》不排斥。

韓影工業的雄厚實力

《寄生上流》的出現，的確是給好萊塢電影一記當頭棒喝。不看字幕的美國人過去大概以為只要是非英語片就是薩雅吉．雷（Satyajit Ray）、楚浮（Francois Truffaut）、王家衛或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那樣的形貌。殊不知韓國人的企圖心與執行力遠超他們想像，作品不僅凸顯了奉俊昊作為一個優秀作者的能耐，也彰顯了韓國電影工業的雄厚實力。

然而，在《寄生上流》掄元之後，卻驚見許多人聲稱接下來也要輪到其他亞洲電影在奧斯卡發威。在我看來只是痴心妄想。這樣一部大膽揭示韓國社會階級黑暗面，丟出「有錢的話我也會很善良」等諷世金句的革命之作，可不是某個導演賣房子就能拍出來的，而是韓國最富有的CJ集團為首的投資製作，由此可見韓國金主對題材的自由度與寬容度。相信有關注韓片的觀眾也很清楚，近年直接大膽針砭時政的韓片也不止這一部，《分秒幣爭》（2018）等片力道都格外強勁。

目前除了韓國，我實在看不出來亞洲有哪個國家有如此的成熟電影工業、國際視野與創作自由度，能去支撐一部《寄生上流》。對於亞洲電影能有如此成就，與有榮焉一天就好，這終究是屬於韓國人的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