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惠仁《上學去》:台灣高教體系的「私校悲歌」
執導《不能戳的秘密》、《蘋果的滋味》、《并:控制》的李惠仁導演,近日推出新作《上學去》,聚焦於探討台灣高教體制的亂象。本片緣於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下簡稱「社發所」)的停招風波,導演在該案事態緊繃之際報考該所,並藉此進一步深入觀察私立大學的種種陋習與弊端。
導演以世新大學為出發點,走訪全台多所私立大學——南華大學、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南榮科技大學、東方設計大學、永達技術學院等——試圖戳破在台灣「唯有讀書高」的社會氛圍下,大眾對於高教體系尤其私立大學的不重視。
鏡頭語言的暗示
作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李惠仁導演從來不介意出現在自己的作品中。他認為紀錄片的呈現方式早已被打破,要介入多少,視該作品的情況而定;也認為即使是監視器,也無法擺脫「視角」的影響。
導演從報考世新社發所、參加面試、參與「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的記者會,以參與觀察的方式,實地見證了這些私校的掙扎及殘年。導演在片中使用了許多環景鏡頭,不只讓觀眾更有身歷其境之感,更以此凸顯高教體制的畸形與荒謬。董事會、被推出來面對媒體的各個代理校長的發言,以及如同廢墟的校園,都如此荒唐卻又真實存在,而這不也像是台灣高教體系的「魔幻寫實」?
片中的私校教育工作者,不約而同地提到了評鑑制度——教師評鑑和大學評鑑。評鑑制度雖立意良善,督促教育工作者自省、提出解決方案,卻成了掌權者打壓異己的利刃。評鑑制度進一步催化了「造假」文化,教師造假以應付學校,學校造假以應付大眾與教育部。
此外,身為學術工作者以及知識份子最為不恥的,都在此默默發生。私立大學的招生壓力,使得董事會對教師立下諸多要求,包含必須配合處理行政工作、奔波各地招生等。教育者的首要任務不再是授業,而是許多與教學、學術研究無關的外務。而在大學評鑑中表現不佳的學校,則可能會面臨資金減少的問題,對於早已弊病叢生的學校來說,更是一層層的惡性循環。
公私立學校面臨相同問題
在少子化的趨勢下,許多大學都下修招生名額,而私立學校首當其衝,也早已有學校面臨關門命運。然而,許多私校的經營狀況的劣化,不完全是因為少子化的關係,而是巨額校產對董事會的強大吸引力。
私校退場後,董事會仍可持續把持校產,有些有望轉型為社福機構,有些則在捐贈的過程中由董事會一手操縱,從左手放到了右手。法律跟不上台灣社會變化是私校弊端無法根除的近因;而改制科大、廣設大學,則成了如今許多私校面臨退場機制的遠因。
台灣社會長期對讀書人抱持著一定期待與幻想,比起追求「知識」本身,台灣人更重視「學歷」:若能唸高中便不要唸高職,能唸普通大學便不要科大,能唸國立大學就絕不去私立大學。許多父母因為種種偏見與期許,不斷介入孩子的求學道路。除了選大學,科系也必須好好抉擇,使得所謂「沒有用的科系」被棄置一旁,不論孩子是否對這個學門有興趣。
片中許多老師便調侃自己所任教的科系,比如曾被詢問未來出路、被認為沒有價值等,其中又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實用主義當道,若一個科系無法對應明確的職業內容,沒有相關證照、執照可以證明自己所學與能力,似乎就會落入「沒有未來」的黑洞。它們在「大學志願市場」上是弱勢科系,在「大學經營市場」上,同樣是弱勢科系。
無法快速產出論文、無法獲得高度名望與聲量、校友無法實質回饋學校的科系,即使註冊率很高,仍可能被以專任教師不足(但同時學校又不願意增加員額)的原因減招,抑或壓縮教師鐘點、降低學生的專業課程學分等等。大學具有公益性質,但不論公立或私立大學,都為了提升學校的競爭力,而損害了學生的受教權,甚至剝奪了教師的工作權。
大學作為一門投資事業
片中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學生的受教權,還是教師的工作權,或許都不是私立學校的第一考量。當年政府為了彌補台灣教育公共性的缺乏而鼓勵私人興學,然而許多私立大學的經營者,卻是以「投資」的角度看待大學。
於是,私立學校不僅多以合資的方式開設、董事職位可以世襲,甚至演變成違法招收國際學生、買賣職位等,這些都是私校曾經發生、正在發生的醜聞。私立學校家族化、行獨裁管理;造假文化盛行、教師為了迎合學校需求得花費精力處理瑣事、又或者只著力於與學校的關係,這些種種,都無益於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
而台灣社會對於大學公共性的認知低落,從記者會冷清的情況便可一窺一二。人們追捧名校、追求文憑,卻不關心學校出了什麼事、高教體系有哪些亟待改善的問題。
片中除了訪問教師、學生,也訪問了教育部技職司司長,因為高教問題與盤根錯節的政治現況不無關聯,董事會強大的倡議團體成了私立學校修正法案遲遲無法通過的原因之一。南榮科大的最後一段時光,正好與2020總統大選重疊,校外是鼎沸人聲與掃街的宣傳車隊,校內是寥寥無幾的學生和老師,為了自己的學校和畢業證書最後一搏,兩相對比之下更顯得蒼涼與哀戚。
小結
片尾,南華大學應用社會系副教授周平,看著2012年自己帶領工會成員一同朗誦「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的成立宣言影片,宣言裡滿是對於台灣高教的憂心、對身為教育工作者應有責任的堅持:「高教如果要以追求社會正義為己任,首先要消滅自身處境中的不公不義」。
當我們看見以董事會為主的教育工作者將學校作為斂財工具而感到灰心之餘,卻也同樣能看見依舊有一群高教勞動者秉持知識份子的良心與責任,試圖刨除體制內的種種腐膿。高教工會成立至今已經九年,九年之間已有不少學校被列為預警學校、成為專案輔導學校,甚至退場。
九年後,依舊有一群人在體制內外,不斷發出令既得利益者感到恐懼與厭煩的聲音。高教體制或許依然殘破,殘破得駭人,但在望見老師們站在第一線與學生們共度最後時光、專注於每一次授課與討論時,依舊能看見台灣高教體制的一絲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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