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活之道是腐化，腐化之終是死亡——談俄國電影新秀首作《極惡無間》

適逢塔可夫斯基（Андрей Тарковский）90歲誕辰，今年金馬奇幻影展也放映了其名作《飛向太空》（Солярис, Solaris），至今他仍然以各種方式存在於影迷心中，再現於新世代導演的作品中，《極惡無間》（Казнь, The Execution）便是其一。

本片導演拉多・克瓦塔尼亞（Ладо Кватания）曾說自己深深被《飛向太空》吸引，在十多歲時看著《安德烈・盧布耶夫》的結局哭泣，更對《伊凡的少年時代》深有感觸。《極惡無間》似揉入塔可夫斯基影像氣質的《殺人回憶》，這位35歲的新導演以俄國鮮見的類型電影，回望他的童年時代——充滿著混亂而絕望氣息的1980年代。他以令人驚艷的敘事功力，一再成功翻轉觀眾對結局的猜測，將體制壓迫的命題適恰地融入連環殺人案當中。

取經韓影與檔案文件完整兇案始末

克瓦塔尼亞在俄國已經是非常有名的MV導演，首度轉戰電影創作便廣受好評。本片敘述莫斯科郊區森林出現了惡名昭彰的連續殺人魔，三十多名年輕女性命喪其手，警探伊薩耗時數年終於逮到兇手、找齊證據，並因功榮升警總，但正當他與親友一同慶祝時，新的受害者竟再度出現。

克瓦塔尼亞深深著迷於韓國導演處理連環殺人案這樣沉重的議題的能力，本片不論是故事情節或場景都令人聯想到《殺人回憶》。導演為了使劇情更加細緻、完整，他調閱1960年到1990年的連環殺手檔案，兇手原型主要取自齊卡提洛（Андрей Чикатило），並向精神科醫生請益，融合其他病症到這個角色裡。然而，他並沒有要重建歷史，而是創造對於該時代的藝術詮釋。透過手持攝影，增加了角色的生命力，並以主觀視角，讓觀眾仿若身處其中。

蘇聯晚期的永恆停滯

蘇聯末期，一個什麼都在蠢動的時代。隨著布里茲涅夫下台，宣告了停滯時代已然終結，接下來兩任總書記皆年事已高，任職皆未滿兩年即逝世，戈巴契夫上台則象徵著開放的到來。

「停滯」的氛圍正如同伊薩耗時數年於「錯的人」身上的困窘，他執著於雙胞胎、各種與有限證據相同的連結，卻始終無法抓到犯人，陷入無限迴圈。導演透過非線性敘事，呈現了伊薩逐漸被體制箝制，從體制的探路者成為內尋者的過程。

1980年代的色彩總是鮮豔，屬於「此刻」的畫面卻如此灰暗，隨著伊薩為了找出兇手逐漸偏離自身堅持與理想，畫面也越來越蒼白抑鬱。令人不解而悲傷，停滯時是彩色的、有希望的，但等人們熬到「開放」的那刻，早已經失去身為人的彈性。

「開放」意味著所有過去被禁止的渴望都有實現的機會，片中驚世駭俗的行為與風格，與蘇聯末年的電影一致，在議題上與形式上都特別大膽。當年的導演聚焦青少年的陰暗面，而本片的極惡之人都存在童年創傷，惡苗早已於心裡萌芽；又或者，當年蘇聯電影開始出現性愛場景，並以性愛凸顯對於人生失去希望的氛圍，而本片兇手對於性的渴望、以強烈的性厭惡、性憎恨來強化他對於自身人生經歷的不滿，與前者成了對比。最後，本片其中一個重要議題——官僚主義和政府腐敗，亦是戈巴契夫時期電影的其中一大核心。

戈巴契夫時代面臨的社會問題呈現在當年的電影之中，而今克瓦塔尼亞重回蘇聯末期，以其對於劇本的精雕細琢（合著者：奧爾加・哥羅德茨卡亞［Ольга Городецкая］），再現當時代的電影風格及議題核心。

病態的渴望，是絕望的產物

透過時間的跳躍，觀眾逐一拾起導演拋下的時光碎片，拼湊案件全貌，更可以發現辦案過程是如何荒腔走板，從探員、受害者家屬，到整個城鎮的人都失去了正常生活，墜入無止境的惡夢之中。

在模擬殺人過程時，負責攝影伊凡無法克制地別過頭去，手上的攝影機也錯過了伊薩的動作，刀起刀落造成的傷口、受害者的痛苦永遠被保留，犯行卻僅存在於一瞬。畫面無法重現兇案的當下，正如同我們無法切實得知每一個人墜落的過程，僅留下了結果——被他們傷害的人。

我們可以說，連環殺手是該時代的產物，第一，它隱喻著所有被體制逼瘋的人，不論是對性向的不友善、難有大幅度發展的政經情勢，都使得人們感受不到改變的可能；第二，探員伊凡為了揭發伊薩的罪行，「再造」了一個殺人犯，他不斷對精神患者米倫播放真正的殺人兇手瓦利塔的自白，以便讓米倫模仿、成為瓦利塔，這裡又是一層無限循環，而他以瓦利塔之姿現身，以犯行滿足自己的渴望時，便是突破之時。

伊薩、伊凡也殺了人，前者被體制吸收，後者逃離體制，但竟無一能逃離這悲慘的時代與命運，最終他們綁在一塊，等待死亡。諷刺的是，在死亡以前，他們已經早一步腐化，為了不在這個已然腐朽的國家露出「異味」，兩人都獻身於國家機器，一個被碾進國家的銹孔，一個為了對抗無用的官僚，以激烈的方式終結悲劇。身處這時空，人人都可能被指為兇手，人人都可能「被成為」兇手，絕望是無止盡的。

近年俄羅斯罕有傑出的類型片，儘管仍出產不少驚悚片，但能不落俗套又富含表現力的電影實為稀少。克瓦塔尼亞移植了他在MV作品中豐富的影像表現，首部劇情長片就以強烈的視覺、聽覺藝術及不斷翻轉的情節擄獲觀眾。

觀影過程如同置身莫斯科郊區，觀眾被迫成為探員，自行觀察、理解故事中每一個角色的動機與定位，被跳躍的時間線欺騙、引導，最終挖出受害者口中的塵土，找到兇手時，我們也看到了蘇聯晚期，被攪入國家機器、失去自我的艱難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