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西方而滅,也因西方而生的《末代皇帝》

聯合新聞網 彭紹宇
《末代皇帝》劇照。 圖/甲上娛樂

在亞洲電影勢力反攻好萊塢的這一年,有部東方電影早在30多年前就已稱霸奧斯卡,並且掀起西方對中國的狂熱。1987年上映的《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至今仍是難以被超越的經典作品,更是從西方視角一窺封建中國的代表作。即使電影上映至今已33年,它的配樂、場景與對白依然使人記憶猶新,藉由今次台灣修復版重映,觀眾得以親灸中國近代史上,最戲劇性的一頁。

跨國合作經典

本片主演尊龍與陳冲憑此片在好萊塢名氣大增,受邀至當年奧斯卡典禮頒獎時,尊龍在台上說:「《末代皇帝》不只是中國電影,而是Universal(跨國,也是電影商環球影業的名稱)」,陳冲則疑惑回:「才不是,明明就是Columbia(哥倫比亞影業)發行」,這個英語雙關玩笑頓時引發哄堂笑聲。

這部電影的確是跨國合作的模範案例,儘管現今看來,清宮人物們說著流利英文著實有些違和,也由於部分誇大和不符史實受到詬病,但因此讓西方人更易進入這個遠東皇室的繁複世界。在1960年代毛澤東思想影響眾多歐洲左派學生後,這部電影讓西方對中國的好奇來到另一波高峰。

這部由美國、中國、義大利、英國與日本等國攜手合作的電影,將大清帝國最後一位皇帝的流離人生搬上大銀幕,並在北京紫禁城實景拍攝。在西方觀點濾鏡底下,清朝的食古不化、妖惑色濃盡收眼底,其中幾幕太監「處罰」自行車、排隊試菜,或堅決反對皇帝配戴眼鏡等,不只形塑了荒唐怪誕的帝國末途景色,片初慈禧太后令人退卻三步的妝容,更是中國深宮印象妖魔化之經典,甚至影響了後代影視作品,樹立深植人心的樣板印象。

《末代皇帝》劇照。 圖/IMDb

《末代皇帝》劇照。 圖/甲上娛樂

溥儀,尚懷主角夢的「跑龍套」

說起《末代皇帝》的主角,非溥儀莫屬。電影以多重時序穿插描述他的一生。然而,在清室退位、民國初立、日軍侵華的中國歷史舞台上,溥儀至多是三四線的小配角,偶爾在軍閥鬥爭或日本侵略大戲中被請來跑龍套,早已盡失左右歷史的能力。溥儀退位後,居於紫禁城也宛若時代活化石,依然活在自己的皇帝大夢,無法接受迅速改變的社會風氣。

正因如此,溥儀長期給予世人的歷史印象,是被時代拋棄的跳梁小丑,一心想著復辟稱帝,才會讓他玩火自焚,借重日本力量成為滿州國傀儡皇帝。溥儀的「叛國」與權力慾,使他成為不折不扣的歷史罪人,也是普羅大眾對溥儀的認知。

這部電影讓人見識何謂真正的「步下神壇」,別忘了,那是人民第一次聽到日本天皇聲音的時代。在中國亦然,那是我們不再透過被美化的畫像一窺皇上面貌的時代,也是第一次有妃子向皇上提出離婚的社會。保守社會出現過去幾千年不曾出現的能量,打破眾人對皇上的神秘想像,老百姓突然懂了一個簡單卻重要的事——啊,原來皇上也是人!——瞭解原來溥儀之所以選擇日本,是因為國民政府的背信忘義,也是因為他已無處可去。

《末代皇帝》的陳述對溥儀大抵是友善的,將人物困境傾向大時代下的迫不得已與不得不為,以此塑造「悲劇性」色彩,扭轉世人對溥儀的印象,「人味」的出現自然伴隨同理與同情。這樣的敘述觀點和偏重與電影根據息息相關,本片改編的文本來自溥儀的老師莊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在1934年出版的著作《紫禁城的黃昏》(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同時找來溥儀親人作為劇本顧問,立體化溥儀形象,讓人們看見這段皇帝被「貶為凡人」的魔幻過程。

坐在龍椅上不安的中國

回想幾年前到訪北京紫禁城,原懷有思古幽情,到了紫禁城先遇上長長排隊人龍,再來只見新漆塗在舊牆,觀光客雜沓步行於石板路上,紫禁城似將堪受不住,古味盡失。中國權力核心的象徵——太和殿,理所當然是最熱門的觀光景點。只是,過去眾多皇帝登基駕崩的場景猶在,樓起樓塌,至今只剩嘈雜旅客爭先恐後只為一睹,我捧著相機,在分隔線前努力踮起腳尖,好不容易才拍到一張模糊景象,似乎能作為曾覲見皇上的憑據。

回家後,我端詳著那張相片,殿中空盪盪,椅上的人已經不再,儘管大清恍如隔世,最後一位皇帝與我們的距離,奇幻地並非想像中遙遠。

在帝國衰弱破敗之際,那位小男孩的登基顯得更加蒼白,哭泣不安地坐在龍椅上,在一片文武百臣的叩首中,他感興趣的只是一隻小蚱蜢,一隻和他一樣都被監禁的蚱蜢,儘管擁有偌大紫禁城,再豪華的監獄也是監獄。父親為安撫他的不安而說「快結束了,快結束了!」不也正是當年中國的命運,盡是邁向現代化的陣痛?雖然偶走回頭路,帝國光輝終究逝去不再復返。

《末代皇帝》劇照。 圖/甲上娛樂

《末代皇帝》劇照。 圖/甲上娛樂

電影的色彩

第一次看《末代皇帝》時只是中學生,體會不到時代蒼涼與沉重,在具備背景知識下再次觀賞後,也得以發現更多細節。

其中,電影對色彩的運用,幾乎映照了溥儀自登基、亟欲逃離、想留下卻被驅逐、再次登基、入獄、釋放等心境轉換。本片在三小時篇幅中,企圖敘述中國橫跨60年的動盪歲月史詩,以一位歷史人物見證中國600年來「未有之大變局」。片子開頭,溥儀被捕至拘留所審問的場景,多用灰白呈現,那是溥儀一生中最卑微難熬的時刻,遭汙辱判刑,身旁僕人一一告別,終究承認自己的生活失能,因此用最壓抑的顏色描繪那段時光。

隨之而來的大紅與大黃,毫不保留地粗筆濃抹,包含登基時飄揚的黃布,紫禁城的大門,與皇后婉容成婚的布景,勾勒皇室生活的奢靡排場,卻也溢出莫名的不安與窒息感。隨著溥儀的成長過程,面對乳母不告而別,或被告知隔扇門便不再是皇帝的震撼,畫面又再度回歸黯淡。

改變契機是莊士敦老師的出現,溥儀由內而外受到這位西方啟蒙老師的開導,他學習騎自行車、痛定思痛將辮子剪掉,削去這個寫滿榮辱興衰的象徵,觀眾明顯看見更多陽光灑入宮中,深宮不再深得無法觸及。最極致的表現便是那場網球戲,充足日光底下,一身全白穿著的溥儀昂然挺立,一切得體舒服又溫煦。

然而,也是在那場網球戲後,溥儀被迫搬離紫禁城,往後即使是短暫的花花公子時期,畫面都不曾再有那時的溫暖,更多的灰、黑與藍壟罩溥儀的後半生。直至特赦後照顧花圃的畫面,才又感受到久違生機。只是,被時代搬弄60年後的他早已筋疲力盡,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便與世長辭。雖然造化弄人,溥儀其實已是東西方歷史當中,可說較有「善終」的末代君王了。

《末代皇帝》導演貝托魯奇。 圖/IMDb

1986年,由義大利、英國、中國聯合拍攝的電影《末代皇帝》在北京拍攝。 圖/中新...

《末代皇帝》的空前,與可能的絕後

《末代皇帝》描繪了1960年代文革時期盡失人性的公開批鬥與家破人亡,現今看來,中國當時允許這樣一部電影實景拍攝甚至上映,確實讓人難以相信。反觀另部稍微提及文革歷史的題材,1993年上映的《霸王別姬》則起初遭禁演,榮膺大獎才獲放映,《末代皇帝》相較起來確實幸運許多。

為何有如此差異?本片導演柏納多・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的義大利共產黨背景絕對有影響,此外,當時相對友善的時空背景也幫了大忙。1980年代的中國,剛剛步出文革、大躍進的十年浩劫,在一片殘墟斷垣中大破大立。1978年,鄧小平引領的改革開放,推動中國經濟踏上轉型之路,西方思潮影響中國,政治限縮也未如現在緊縮,那時的中國學術、思想、出版皆享空前自由。然而,由於黨內保守勢力的路線差異與制約,1980年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腳步始終並未同步前進,甚至倒退,眾人期盼的政治開放也戛然停止。

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過了30年,在歷史脈絡、還原考據與文化底蘊等標準之下,表現最傑出的電影,依然是當年這部華人演員全部說著英文、並由西方劇組主導,現今看來宛如南柯一夢的《末代皇帝》。大清在西方列強武力下屈服,如今卻在西方的鏡頭下重獲生命,或許這是溥儀永遠想不到的吧。

彭紹宇

1997年生於台中,政治大學外交系、國貿系雙學士,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

影評 中國 彭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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