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難、山屋與觀光：能高安東軍的死亡與登山環境反思

近來最受關注的登山事件，莫過於4月中下旬的能高安東軍山難，兩人不幸身亡。根據媒體報導，三名登山者雇用一名嚮導和兩名協作員，途中卻因腳程落差之故拆隊行走，漸行漸遠，爾後惡劣天候和通訊困難導致彼此照應不及，最後導致嚮導與一名女隊員喪生於大陸池附近。

在眾人議論紛紛之時，又有其他證據顯示雖然嚮導堅持不該拆隊，但卻無法說服身為「主揪」的隊員，讓嚮導顧此失彼，埋下了山難的禍根。當然，事後諸葛產生的疑問不少，如為何不用無線電確保聯繫方式、為何無法有效避難、有無落實行前檢查等，不過我想討論的是台灣的登山環境與日益流行的觀光心態，就不加細究，建議有興趣的人可以另行搜尋。

知易行難的團進團出

我常說一句話：「山難是環環相扣的結果」。除非是機率極低的飛來橫禍，我們都可以透過準備來預防山難。反之如果準備的程度越低，在行程中的容錯率就越低，數個連續失誤就足以釀下大禍。

除了超長天數的行程之外，我們大多可從氣象預報上得知接下來數天的天氣概況，不少資深山友見苗頭不對，就會考慮溪流暴漲截斷退路、曝露於稜線上難以躲避、坍方處地質不穩定等因素，放棄或更改登山計畫。

然而對於菜鳥來說，就難以想像山上天氣糟的時候環境有多惡劣，對生心理的考驗有多大了。更有甚者，在登山活動大幅觀光化的現在，假請了就堅持一定要去的人，或因不願退費而執意出隊的業者，所在多有。

這支隊伍人數三位，卻雇用了一位嚮導和兩位協作員，即便自身能力不足，只要聽從嚮導的指令，理應能夠平安下撤。但事實上，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假如嚮導有虧職守，或隊上出現不合作的客戶（最可怕的是兩者皆是），再遇上天候不佳等負面外部因素，情況就會變得異常棘手。當不利條件一一湊齊，諸如天氣、通聯、隊伍管理、體能、裝備，環環相扣的結果，就是兩條逝去的生命。

協作員不隨隊行走雖是業界慣例（除非加價），但由於關鍵裝備如帳篷、糧食都在他們身上，嚮導與隊員若無法順利抵達約定好的營地即會造成危險，反之亦然。所以如何確保雙方通訊無礙，是採用這種模式的隊伍一定要思考並準備的事項，如攜帶無線電和約定通訊地點與時間等。

另一方面，在高山長時間曝露於風雨中，即便穿著雨衣和雨褲，考量到裝備品質、防水係數和是否行經茂密箭竹林等條件，內外全濕只是遲早的結果。如果登山者體能不佳導致行進速度緩慢、運動發熱不及，也未穿著合適之化纖保暖衣物（即使濕透也能提供一些保暖效果），失溫也會隨之而來，等同與死亡賽跑，速速避難方為上策。

這就是為何許多人認為自己身上一定要揹緊急避難裝備，如天幕、帳篷、露宿袋、大塑膠袋等，但我必須指出，隨身攜帶卻不具備正確避難觀念與一定熟練度，到頭來還是喪命的機率高。那麼為何時下不少山難皆反映出民眾的準備普遍不足呢？這就跟我們的登山環境有關。

不只要檢討成因，還有我們的登山環境

常聽到有人苦口婆心地說：「命是自己的，所以應該如何如何」，但卻很難套用在觀光化的登山活動。許多民眾面對登山，都處於不知己不知彼的狀態，好的還懂得尊重專業，不好的則易於有勇無謀，成為山難的未爆彈。

就我看來，這一切都跟「觀光」相關，同時也是政府持續忽視的登山活動面向。君不見每逢天氣好的周末連假，哪一條熱門路線不是人滿為患，尤其是國家公園之外不適用承載量的國有林地？人滿為患的背後，又怎麼能無視在各個山屋駐點營業的業者，還有往來奔走的商業嚮導、揹工與協作員？光是在公有地上營利，卻和政府沒有契約關係這一點上，就曝露出體制上的巨大弊病。正由於營利導向事業缺乏自我節制的動機，且可能造成訪客體驗與永續性的雙輸，先進國家才會立法管理公有地上的商業活動，國家公園或林務機關皆然。

舉例來說，在美國的國家公園，一些以雪攀活動著名的山峰如迪納利（Denali）或雷尼爾山（Rainier），園方皆會透過特許制度僅允許數家攀登公司執業，並詳定業者應盡的責任與義務，就是一個管理的範例。就算是以健行為主的地帶，土地管理機關也可以透過商用授權（CUA）列管業者。

但我更想討論的，卻是在登山門檻大幅降低之後的「觀光心態」。我們只要在網路上搜尋某座名山或路線，如嘉明湖或雪山，就會出現滿滿的嚮導和協作業者資訊，各行程盡皆明碼標價，甚至宣稱「無經驗可」。對於不識登山的民眾來說，好似只要付費，就能夠包到好。如此容易取得的資訊，加上政府開放山林的鼓勵，無形中讓登山的心理門檻降低很多。

只要民眾認為登山安全是付費可以解決的問題，也沒意識到未列管的業者素質實際上良莠不齊，甚至連基本的體能、知識、心態都懶得鍛鍊與學習（諷刺的是，這可能正中業者下懷），以後類似的山難只會連綿不絕地發生。

假如業者受到政府管理，起碼還可以透過遴選和授權制去蕪存菁，讓負責任的業者來應付觀光需求，兼顧登山安全和產業健全發展。這明明已經是登山圈的共識，政府在開放山林之後卻仍沒有正面回應，令人失望無比。再進一步來說，如果政府不定義登山產業並統計相關數據，我們又要如何有效改善保險、教育、救難等制度呢？

既然法規落後至斯，無法定義商業與非商業的分野，我們能做的也只有呼籲再呼籲，請大家從自己出發落實登山安全，但身處人人皆可為登山客的時代，總歸杯水車薪。

興建山屋與否，考驗我們的思考層次

每次發生高矚目的山難，無論是民間或政府內部，皆會有興建山屋的呼聲，這次亦不例外，尤其是在沒有山屋的能高安東軍縱走路線（過去能高主峰附近曾有避難小屋，現僅存遺址）。

放在70年代的登山活動草創時期，受限於彼時裝備品質和資訊短缺，興建避難山屋是合理的選項；然而時代已經改變，登山活動逐步觀光化，讓避難山屋化身為免費住處，每逢假期必有千百人爭搶名額之外，尚有協作業者駐點提供餐食、出租帳篷和睡袋。我以前就撰文質疑過：避難山屋，誰來避難？事實上，大部分時間都沒有發揮避難功能，真要有人避難時，可能還要跟滿屋的人擠位置。

環保觀念尚未普及的時候，山屋對環境的影響也遭到忽視，例如登山活動的排遺問題、垃圾問題、廚餘問題等，遑論商業服務進駐後量級還更加提升。我最常舉的例子，就是位於南湖圈谷的山屋，一個擁有南湖柳葉菜和山椒魚等珍稀冰河孑遺動植物的地方、山友心目中地位崇高的山岳殿堂，卻藏著滿坑滿谷的糞便與小白花（丟棄的衛生紙），豈不諷刺！

人命要緊是沒錯，但若缺乏一份尊重與愛護生靈的土地倫理，我們的思想其實比起上個世紀並沒什麼長進。對於經常出入生態保護區的登山者來說，申請入園證卻毫不在意制度為何存在，鏡頭只瞄準遠方美景卻無視周遭的遊憩衝擊，無疑是巨大的反諷與悲哀。

若從人文層面來談，不免會有一番「荒野」的辯論。但所謂荒野（wilderness）對於台灣是異文化的產物，背後藏著白種人移民對美洲新大陸的浪漫想像，以及延伸出的地景保存理念。地景保存是甚麼呢？簡單來說，就是要完整保存大好河山供後世欣賞、體念先民拓荒之艱辛，並傳遞重視自立自強的火炬。

在此精神之下，1964年通過之美國《荒野保護法》自會宣示荒野是一塊人類僅為過客，且不受文明力侵害的土地，同時幾乎徹底忽視美洲原住民的存在。場景換到太平洋另一端的台灣，雖然登山界前輩巨擘如丁同三曾言自己「就是喜歡自然，喜歡看不到公路、看不到人造物的地方」，且登山文化中亦有注重獨立登山的風氣，但如此想法從未發展成完整論述——也就是自主性與人造物對於我們個人、環境、社會的意義為何，以及限度何在方為合理。

依我之見，各高山路線是否蓋山屋，兩個核心問題是：（一）考慮到人民多元的遊憩需求，是否應該維持不建設山屋，讓後代依然能夠體驗到自立自強、不仰賴開發的登山型態？以及，（二）政府在興建山屋之前，是否能顧及避難之外的層面，提出環境衝擊評量與長期經營管理的計畫，避免山屋成為觀光化和環境劣化的幫兇？尤其是第二點，由於過去作法的苦果已顯而易見，如果現在還不願意改變，那台灣在這方面真是毫無長進可言。

總結來說，唯有我們都跳脫「山屋等於安全」的刻板印象，深入思考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的互動與影響，並瞭解其中的取捨與犧牲，我們才能真的接觸到先進國家看待環境的態度。身為一位喜愛戶外活動的人，也更應該意識到自己是一位戶外公民，理應是環境的守護者，不是倉促享樂的過客。

一座成長與學習的山

「能高安東軍」是我數年前人生第一次縱走的地方，除了連假的人潮之外，也遇到了各式各樣的天氣跟狀況。我就因為衣物濕透的關係，在往屯鹿池的路上輕微失溫，其後躲在帳篷裡換上乾衣服後再套羽絨衣跟喝熱水，發抖了好長一段時間才恢復正常。

當時的我跟朋友都是嚮往高山之美的菜鳥，算是大家口中的「觀光客」吧！一如路線上許多其他的登山者，我們雇用了一位嚮導幫我們打點好一切，也請了協作員幫我們背負重物。即使我們略有高山經驗，但也自知技能跟知識的匱乏，所以決定請嚮導打點好一切。更重要的一點是，我們信任嚮導，且絕對服從嚮導的指令，其實等同把命交給他了。

問當時的我們身上有沒有緊急過夜裝備？沒有。問我們知不知道路？不知。問我們懂不懂使用地圖？不懂。問我們食物在哪裡？都在協作員身上，我們只有行動糧。看在一些人眼中，我們簡直是不知死活的遊客吧。

但只要嚮導經驗充足、落實行前裝備檢查，且隊員願意服從，讓隊伍始終走在一起，其實我們的安全性還是夠高，足以應付絕大多數情況。換句話說，任一支隊伍之中，嚮導必須稱職，隊員必須服從，才能保障登山安全。假如我們只在乎自己的登頂目標，而隊伍只是付錢實現它的手段，其實心理上就先和隊伍脫節了。

對於體力、技能參差不齊的新手來說，商業隊伍雖然是合理的選擇，但無主管機關是明擺著的現實，立法管理仍遙遙無期。我們選擇的業者究竟素質如何，本就難逃碰運氣的成分，等於我們必須更加從自己做起，例如懂得用離線地圖、上課等等（網路上可搜尋到不少登山安全課程）。管道跟資源都不少，端看自己有沒有心而已。

如今的我已非新手，能夠獨立規劃多天數的登山行程。登山讓我學習為自己負責，但同時我也記得最初對登山一無所知，而需要依賴他人帶領的自己。

當越來越多人走入山林，渴求不得於世俗的心靈慰藉和自我展現，卻造成一條條日益不堪負荷的路線，和層出不窮的山難事件，我們也應該反思，台灣的山對我們來說究竟是什麼？有沒有一種方式，可以透過登山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更瞭解這一塊充滿故事的土地，將感動轉為回饋山林和社會的動力？

我不會批評觀光化的登山方式。事實上，商業已經是帶領民眾登山的主要管道，所以我們更加應該仔細檢視它，才能確保戶外環境的永續性。每個人看似微不足道的選擇，累積之下終將決定環境的命運，但願那是一個不令我們愧對台灣後世子民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