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棒啦啦隊也是球賽的「本質」？運動文化的多元想像

「你怎麼看職業運動與啦啦隊？」是近來友人間的話家常，從商業邏輯、球迷劃分（本質迷與妹迷），經典賽台式應援的震撼，再到運動中的性別、階級等議題。不可否認，台灣棒球因為啦啦隊快速發展的短短十年間，早已積累相當程度討論「職業棒球」、「啦啦隊」、「球迷」之間的關係，以及三者間微妙的平衡。

「該如何理解啦啦隊在職業運動的角色？」又或者「該如何理解啦啦隊在運動文化中的位置？」這是近期面對職業運動與啦啦隊的話題裡，想與大家公開討論的問題。因為，啦啦隊不該因為職業球團的操作背負喧賓奪主的原罪，反而更該被職業球團保護、尊重，並向社會傳遞運動正向訊息的群體。

為此，與其說運動文化與啦啦隊發展是零和遊戲，不如說，我們其實不瞭解啦啦隊文化的社會意義。所以，我認為熱愛運動的你我，都有責任瞭解啦啦隊對於啦啦隊員、球迷、職業球團、甚至是整個運動發展的啟示，才有機會突破現階段啦啦隊文化論述的瓶頸。

啦啦隊作為職業運動的附屬地位

啦啦隊起源地美國從19世紀末起，出現以男性主導的啦啦隊，而在二戰期間，由於多數男性受徵召從軍，才逐漸發展以女性為主體的啦啦隊文化。

1970年代國家美式足球聯盟（NFL）的達拉斯牛仔領隊特克斯．施拉姆，聘請專業舞者與編舞師在賽場邊線表演的公關策略，確立啦啦隊在職業運動的附屬與性別分工位置。性感具誘惑的舞蹈以及清涼的衣著，更讓參加啦啦隊的男女，各自蒙上同志與壞女孩的性別刻板印象。

美國的例子，一部分可以說是歷史的偶然造就啦啦隊性別分工的事實；一部分可以歸咎在職業球隊刻意以性化或物化女性身體，讓啦啦隊成為商業計畫的一環。但還有一個部分，正因為競技啦啦隊至今不被國家大學體育協會（NCAA）及美國《教育法修正案第9條》視作一項「運動」。

除了限制基層啦啦隊員升學獎學金的機會，提高競技啦啦隊成為「校隊」的門檻之外，更是將這群啦啦隊員視作一群擁有「運動能力」卻不是「運動員」的「參與者」。

當社會將啦啦隊被視作職業運動的公關、業餘運動的娛樂、學校運動的精神等象徵地位的邊緣角色，啦啦隊文化自然無法在當代運動發展裡，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而只能永遠被他人定義其社會及文化價值，也難以打破大眾對啦啦隊的性別刻板印象。這些啦啦隊的參與者，更得獨自面對其中的不平等對待。

看見職業啦啦隊的勞動剝削

相較於啦啦隊在場上亮麗的表現，我們鮮少得知職業球團與啦啦隊員們簽訂的契約、相關待遇等勞動細節。台灣《GQ》曾報導啦啦隊檯面上的薪水約是每場六千元，而初來乍到的韓國啦啦隊員李多慧則提到韓國職業棒球應援每場約為台幣兩千三百元至三千五百元不等。若再加上賽前舞蹈訓練、擔任球團公關參與活動，以及拍攝相關形象廣告等工作項目，更顯得啦啦隊所需負擔的勞務工作與其工資不成正比的事實。

在美國，2021年，一部名為"A Woman's Work: The NFL's Cheerleader Problem"（女性的工作：NFL的啦啦隊問題）的紀錄片，揭開前水牛城比爾啦啦隊員瑪利亞・平內左工作840小時，只領到15美金的血汗事實；2014年前奧克蘭突襲者（現拉斯維加斯突襲者）啦啦隊員雷西・錫伯杜—費爾德控告球團無薪加班及性別歧視，並要求球團給予適當薪資補償；2018年網路媒體Refinery拍攝的短紀錄片"The Dark reality of NFL Cheerleading"（NFL啦啦隊黑暗的真實樣貌）講述前邁阿密海豚啦啦隊員克里斯丁・威爾因個人宗教信仰盡受職場罷凌的駭人聽聞。

從美國的案例反思台灣，若我們接受職業運動與啦啦隊的共存發展，或許該糾結的不是職業運動與啦啦隊的主客關係，必須覺察潛藏在勞動、性別、社會結構面向的權力不平等關係，才更能讓職業運動與啦啦隊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社會價值。

為此，職業球團有其義務保障啦啦隊員的勞動權益，也有其社會責任持續改善啦啦隊的工作環境，讓啦啦隊不再是「賽事配角」，而是與賽事共生的「運動」，一同對抗媒體不斷再現的女性身體及男性凝視，改變啦啦隊不平等的工作契約，扭轉啦啦隊在運動場域的「邊緣」位置。

反思職業運動及啦啦隊的文化認同

要談什麼才是「真的」球迷文化，或者運動球迷的認同，我們就得承認「本真性（或純正性）」本身就是個競奪的概念。討論職業運動或啦啦隊文化認同形成，必然得奠基在個人生命經驗與社會脈絡的互動之上。無論是職業運動或者啦啦隊的文化認同，勢必因我們所處的社會結構、職業棒球的文化、以及個人生命經驗而有所不同。

舉例而言，我過去時常到台中球場與當時興農牛加油團團長威廉一同唱著興農球員應援曲；現在，我則是看到許多友人的小朋友們，喜歡隨著啦啦隊一同起舞。兩者的經驗都是真實存在，卻又無從比較，究竟兩者誰才是「本真球迷」，又或者兩者都不是球迷呢？

又或者，當我在日本及韓國，與友人一同進場看球，一同喝著啤酒，大啖手中的美食佳餚，聊著日常生活的貧乏，以及對於未來的期許，兩人從未專注在球賽內容或者隨著應援起舞，反而只是將球場作為逃離日常生活的場域。這類的實踐行為，又算是「本真球迷」嗎？

伴隨社會生活和生命經驗不同，職業棒球的意義也會因為主觀感受而產生質變。約翰・賽克斯頓在他的著作裡談到他對棒球信仰的救贖，是來自對家人的愛，讓他從對布魯克林道奇的依戀不捨，移轉到兒子對於紐約洋基的喜愛。而這份因為時空對於人與人之間的「羈絆」轉變，或許是對本真性認同的詮釋方法之一。

當然，運動文化的改變，勢必會與大環境的社經背景變遷有關。台灣職業棒球內野也依啦啦隊的距離，分成熱區、一般區不等區域的票價，這樣的票價會否排擠部分球迷，進一步造成內野空間的「縉紳化」呢？

我認為，球團或研究單位可藉實證分析球迷消費行為、社經背景資料等，搭配空間區位等資料，驗證啦啦隊的經營策略與場內票價區位、都市空間、球迷社經變遷的關連性後，會有較為客觀「球迷」市場區隔圖像，才能推論縉紳化是否除了在「球場周圍社區」發生之外，也同樣發生在球場內部座位空間。

啦啦隊、運動文化、與認同的多元想像

每每職業運動與啦啦隊躍上社群網路熱議的話題，避免不了周旋在啦啦隊在職業運動場域的角色與關係；運動中的性別、階級與種族中的權力議題；以及現代運動與社會發展的脈絡。這些討論的本意雖在批判，但不至於憤世嫉俗。無論贊成與否，都有助於理解啦啦隊的多元想像。

姑且不論本質球迷等分類究竟有沒有道理，或許，我們該接受的是，職業棒球在現代作為一種「日常休閒活動」，本身承載的老早不只是「國族」、更不單單只是「棒球」，更多是我們「生命」在時空下，集體參與「棒球運動」創造出多元運動文化的載體。

職業棒球作為運動文化的體現，它是對喜愛運動的表現、也可以是家庭生活的部分，當然也可以是個體生命經驗與棒球運動的共鳴，將進場視作「休閒放鬆」、「社交聚會」、「逃離塵囂」等作用的場所。簡言之，一種職業棒球，各自表述的時代，早已是不可逆的事實。

當然，我也不可否認，啦啦隊有助長物化或性化女性的風險，但它同樣也有向社會傳遞正向運動價值的能力。英格蘭東安格里亞大學研究指出，杜絕啦啦隊的性別分工，有助於打破性別刻板印象；或者，藉著推廣啦啦隊在基層學校意識到運動參與的動機，再思考運動發展策略；又或者，台灣職業棒球啦啦隊總有一天能和美國職籃多倫多暴龍隊的Northside Crew（北方團隊）一樣，成為一支支薪合理、打破性別分工及刻板印象，並以「舞者」自居的應援團。

隨著李多慧登陸台灣、港超聯邀請樂天女孩，再加上登場大聯盟的台灣日系列活動。一方面，我們看到的是啦啦隊在世界運動界日益遽增的軟實力。另一方面，我們也能期許台灣職業棒球能將啦啦隊正式「運動化」，對抗啦啦隊在勞動、工作、以及社會環境所面臨的不友善。或許，這樣才能打開一個容納各種「本質」辯論的運動文化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