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資訊焦慮到媒體識讀培養——《輿論製造公司》映後談如何應對假新聞
「觀看《輿論製造公司》（Influence），會發現『影響力』有好多不同的層次。」資訊紛飛的時代，在科技、媒體的眾多影響下，眼見不一定為憑，人們往往得花大量心思與力氣，才能追查事實的真相。
2021年臺灣國際人權影展「人權 Café」最終場，邀請到影視書寫工作者王冠人與人權影展選片委員陳俊蓉進行對談，以【民主鏡像】單元中的《輿論製造公司》為題，談論片中英國政治公關公司「貝爾波廷格」（Bell Pottinger）主要創辦人提姆・貝爾（Tim Bell）的影響力，而現代人面對假新聞與媒體操作，又該如何保持警醒，不被有心人士操控？
「影響力」到底是什麼？
我們每天浸潤其中的種種資訊，背後可能都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操作。影片一開始，提姆．貝爾好像正走向末路，觀影中卻會驚悚地發現，他早在六〇年代就已發跡，足跡甚至遍佈各地，對世界造成了這麼大的混亂，卻直到2016年才垮台，顯示出要揭露一個政治或金錢的聯繫有多麽困難。
相對應的另一條敘事線，是追查真相的新聞工作者，以及在南非綽號「虎爪」、詔告世人該公司做了什麼事的議員。透過媒體追查，人民才發現他們是被操弄的，而不實訊息居然可以造成這麼大的影響力。王冠人分享道，片中的記者同時也是民眾，只是多了些職業認同，提醒我們無論職業，身為公民必須要更使力去揭露真相。
綜觀提姆．貝爾歷經不同時期的職業生涯，廣告業出身的他相當熟悉消費者心理，以銷售員心態進行幕後操盤。早期與柴契爾夫人合作時，以負面宣傳攻擊對手工黨的痛點；讓兩方意見分歧，以恐懼煽動仇恨；後來又出現社群媒體、大數據、網軍等等新的科技型態。
「從他的生涯可以發現，影響力的操作從以前的廣告投放，漸漸變成更為精準的資料。」王冠人舉例道，無論你是否覺得自己受到影響，透過演算法的作用，大概都會發現社群網路會投放你正在關注的訊息；當大家的喜好與認同都更容易暴露在網路上，也變相加速了政治公關公司可以用來使用的數據。此外，「社群媒體的使用者會爭奪能見度，用來推廣自己的東西。但社群平台本身的演算法就一直在變化，不同人會有不同使用思維，對提姆．貝爾來說，這就是一個可以拿來改變人民想法的武器。」
資訊戰時代與延伸作品
在影展專刊的〈在演算法與自主之間，人權和民主還算數嗎？〉一文中，王冠人提及了更多關於不實訊息的紀錄片，比如《鈴鐺貓：追尋真相的鍵盤柯南》（Bellingcat:Truth in a Post-Truth World，2018）關於線上公民調查記者群體「鈴鐺貓」，在假新聞充斥的時代，利用現代技術破解官方謊言、揭露真相；《個資風暴：劍橋分析事件》（The Great Hack，2019）中，一位教授想奪回數據權，不讓大公司任意侵害自己的人權；更有前從業人員出來當吹哨者，表示這些數據分析單位其實都有能力介入民主社會，用他們想像的方式、蒐集的數據，在我們不知情或不情願的狀態下使用。
為了在資訊戰的時代保持警醒，王冠人也介紹了更多相關作品：紀錄片《編碼偏見》（Coded Bias，2020）指出AI和人臉辨識系統的發展並不中立，編碼演算的過程會複製偏見與歧視；書籍《被操弄的真實：演算法中隱藏的政治與權力》（2021），談到網路使用者、工程師、新聞從業人員等不同人跟演算法互動的反向工程，要想在變化中突圍，勢必得找到裂縫，打開黑盒子，而這些測試都會讓我們更接近演算法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線上觀眾提問
當事實查核變成網路時代必備的基本條件，我們也得不斷學習媒體識讀能力。回應線上觀眾如何精進識讀能力的提問，王冠人指出，看到太多訊息，反而無法好好消化；有時則正好相反，比如《輿論製造公司》就看不見金流，立場相同的團體背後，可能也有其他勢力是為了分化社會而推動。然而，「每個人大概都很難百分之百確定自己能查核事實，我們需要想像自己是查核事實的人。雖然有人在做這些工作，但不表示我們要完全信賴事實的來源。」
被問及當代人對於資訊的焦慮，王冠人進一步回應，雖然傳統新聞漸漸不被大家信任，但還是有其價值跟重要性。「每家媒體做的程度、好壞不進相同，劍橋分析政治介入的痕跡因為被揭露，讓大家知道這家公司帶有很強烈的政治色彩，甚至影響人們行為的動機。這到底是帶來好處還是毀滅？我們對於所謂的境外勢力，比如關注美國或中國，自己要想辦法去找到資料佐證，很難完全信賴單一的新聞來源，甚至要比對很多不同的資訊。」
他認為，隨著大家的習慣改變，事實查核的門檻可能會漸漸變低，有時我們並非沒有工具，而是信賴訊息來源就放鬆了戒心。「當我們在社群平台的演算法之中，不斷接觸到同溫層的訊息，無形中就越發遠離溝通的可能。平常就要去理解跟你想法不同的人在做的事，當界線可以超越，兩邊的人有同時關注的事情，才有辦法集結在一起。」
最後，他也提醒大家，「思考一個消息如何成型，以及該事件想帶來的改變。要保持一種好奇，知道不同種類的說法，再來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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